一曲“伦理挽歌”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之文学伦理学解读

宋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一曲“伦理挽歌”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之文学伦理学解读

宋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看似是一部围绕争夺遗产为线索的家庭剧，实则再现了“恐同”时期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和价值选择。文章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沿着“斯基普之死”这条伦理主线，还原故事发生的“伦理环境”，探讨同性恋者的“伦理身份”、“伦理选择”和“伦理意识”等“伦理结”，展现他们的心路历程和命运归宿，以期揭示该剧的伦理书写方式和审美效应。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文学伦理学；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伦理意识

继《欲望号街车》之后，田纳西·威廉斯于1955年推出又一力作《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以下简称《猫》），并再次摘夺普利策戏剧奖。《猫》有一明一暗两条伦理线，一条是布里克与妻子玛格丽特间围绕继承家产所产生的爱恨情仇，另一条则是布里克与同性好友斯基普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斯基普自杀后，布里克终日浑浑噩噩，借酒消愁，因为他认为是妻子造成了斯基普的死。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布里克和斯基普有着同样的性取向，他们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同性恋者。在歧视同性恋的社会中，二人无法公开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有不断压抑自己的性欲。因违背传统的性道德，二人“只能将秘密好好保藏起来，而死亡就是唯一的冰箱，可以让他们保藏这段秘密”[1](P54)，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可想而知。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文学批评方法，主要用于从伦理的立场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作品、研究作家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它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2](P14)因此，要对剧中“斯基普之死”、“布里克之生”和“玛格丽特之焦灼”做出客观的阐释，就必须从伦理的视角出发，以事件发生的伦理环境为背景，对剧中人物间的伦理关系进行细细梳理。本文依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中几个重要的“伦理结”，即“伦理身份”“伦理选择”和“伦理意识”来对该剧进行探讨，发现特殊的伦理身份使得布里克和斯基普陷入伦理困境中，面临着特殊的伦理选择。为了唤回丈夫的爱，让斯基普对布里克死心，玛格丽特欲与斯基普发生性关系，斯基普为了伪装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被迫屈于她的要求，而这一事件的发生引发了伦理混乱，并改变了剧中人物间的伦理关系。在一次次挣扎的伦理选择之后，所有人的伦理意识得到强化，共同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伦理挽歌”。

一、困惑的伦理身份

“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关。在众多文学文本里，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禁忌等都同伦理身份相关。”[2](P21)因此，我们应当注重对作品中人物的伦理身份进行分析。在《猫》中，斯基普最终答应了玛格丽特的要求，同意与她发生性关系，成功掩饰了自己对布里克的迷恋和他同性恋的真实身份。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看，这是在剧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一个伦理事件，该事件使得剧中人物的伦理身份和他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发生改变。

像布里克、斯基普等同性恋者的伦理身份是该剧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我是谁”的追问，这表现了主体对自身认知的渴望。在当时的社会，围绕同性恋展开的人伦问题讨论尤为激烈。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三者间关系的角度看，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就决定了他的社会性别特征和异性恋欲望。异性恋霸权仍旧认为“性欲的表达是由社会性别身份决定的，而社会性别身份又是由生理性别决定的”[3](P24)。一个人若是违反了异性恋霸权的性行为经验，那么他就会被视为异端，成为社会中的洪水猛兽。在哲学领域，针对同性恋展开的讨论也从未停止。现代哲学提倡理性，将着眼点回归到自我本身，探讨“我是谁”这一关乎本体的问题。布里克、斯基普等同性恋者的身份焦虑则体现了这一问题。

《猫》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同性恋者无法为社会所接纳，人们在性行为的准则方面是绝不姑息迁就的。布里克和斯基普都是职业橄榄球运动员，曾因在体育赛事方面创造过辉煌战绩而获得一定的声誉。表面上享有“体育明星”这样的伦理身份，二人必须接受和恪守“崇尚阳刚之美”的社会所要求的准则，斯基普哪怕是对布里克“有一点点无意识的欲望”[1](P54)，都会为社会所不齿。此外，“丈夫”这一伦理身份又要求他们接受社会对骑士观念的推崇，而同性恋则是对“骑士冒险”这一神话的威胁。随着他们日复一日的接触，二人暗生情愫，渐渐地超出了社会所允许的正常范畴，就连布里克也坦言二人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友谊”：“噢，难得一回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或是我把手搭在他肩膀上······我们同住一个旅馆房间，晚上临睡两人隔着床握手互相道晚安，嗯，有一两回我们······”[1](P129)迫于内心深处和外在社会的双重压力，斯基普不敢向玛格丽特承认自己对布里克的感情。玛格丽特对斯基普下达了最后通牒：“斯基普，别再迷着我丈夫了，不然你就叫他得让你向他承认这事！”[1](P55)在陷入绝望后，“他竟跟玛吉睡了觉来证明这种说法是没影儿的事，斯基普就此彻底垮了，没人像他这么快一下子成了个醉鬼，也没人像他这么快一下子就死在这上面······”[1](P132)在自杀前，斯基普曾给布里克打过一个长途电话，布里克回忆时说：“他醉醺醺地向我坦白，我把电话挂断了！”[1](P133)这一通电话，或是斯基普将布里克视为救命稻草，想要寻求一丝爱的慰藉，或是他想要借此来痛诉人性的虚伪和欺骗。但不管怎样，布里克“宁可替他朋友掘好坟墓，再把他一脚踢进坟里去，也不愿跟他一起面对真实情况”[1](P134)。

正如玛格丽特所言：“谁打死雄知更鸟了？是我用了我那——无情的箭！”[1](P56)这昭示了斯基普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玛格丽特的自私和狡猾、布里克的怯懦和矛盾以及社会的冷酷和虚伪。实际上，斯基普的死折射出的是同性恋者内心深处强烈的对自我身份的焦虑感。他们在“恐同”的社会中四处碰壁，无法暴露自己的真实性身份，以致于不断地寻找自己在伦理环境中的地位，从而建立起自己新的伦理身份。可是，现实的残酷注定了他们的努力无济于事，一切都掩饰不了同性恋者对自己伦理身份感到困惑这一事实，而自我毁灭是这一特殊群体的唯一出路。

二、艰难的伦理选择

从叙事角度看，《猫》的结构很奇特。斯基普在剧中早已死去，是一个不曾露面的幕后人物，但他却阴魂不散地贯穿全剧。威廉斯借助剧中众人之口，还原了发生在斯基普身上的悲剧。“斯基普之死”作为“核心事件”，是引导剧情发展的伦理主线，给剧中人物乃至读者都带来了伦理上的困惑。问题的关键在于，玛格丽特为什么要与丈夫的好友发生性关系来换回丈夫的爱？这一违背人伦关系的行为值得深思。

单从道德层面看，作为有夫之妇的玛格丽特，主动要求斯基普和她上床，这触犯了伦理禁忌，引发了伦理混乱，是彻头彻尾的乱伦行为。玛格丽特不守妇道，藐视了正常的人伦关系。“文学伦理学批评主要运用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文学中的道德现象，倾向于在历史的客观环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阐释文学中的各种道德现象。”[4](P16)若要探究玛格丽特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就需要重返当时的伦理现场，在客观的伦理语境中，从历史的角度对她做出道德评价。

《猫》的故事场景设定在美国南方种植园家庭中，折射着南方传统的道德文化。布里克的父亲大爹曾在这个庄园中，效力于庄园的两位男主人杰克·斯特劳和彼得·奥契洛，二人死后，大爹从他们手中继承了该庄园。大爹一辈子兢兢业业地打理着自己的庄园，却不料晚年得了癌症，所剩之日寥寥无几。布里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扮演着“南方绅士”的角色，承载着南方的传统文化。他恪守着南方古老传说对自己的要求，努力地成为家族荣誉和尊严的忠实捍卫者、洋溢着迷人性魅力的绅士。他曾向大爹坦露过对同性恋的鄙夷和憎恶：“当初我们在老密西西比大学念书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人加入我跟斯基普两人参加的联谊会，干下了一件，哦，应该说是企图干一件不正常的勾当······我们不仅顿时把他开除了！我们还责令他滚出大学，他真的滚了！”[1](P127)布里克特殊的伦理身份与内心传统的性观念交织在一起，不断碰撞着，是一个矛盾的个体。

当我们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结合他们的伦理身份，就会发现“南方绅士”这样的称谓并不适合布里克。布里克在失去“男性”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性”，他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丈夫”和“儿子”。父母需要他重新振作起来，以延续香火；妻子需要他重拾斗志，以便在家产争夺中占据有利先机。家人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人与人之间早就没有了爱。布里克拒绝履行丈夫的职责，他对妻子说：“我不愿做的事就不做。你老是忘了我答应跟你一起过日子讲定的条件。”[1](P27)玛格丽特也不知不觉喊出声来：“我不是跟你一起在过日子。咱们关在一个笼子里罢了。”[1](P27)二人间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他们的结合只是为了满足彼此间的利益需要。布里克和玛格丽特至此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伦理选择包括两方面，一是人的道德选择，即通过选择达到道德成熟和完善；二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道德选项的选择，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不同选择有不同的伦理价值。伦理选择往往与解决伦理困境紧密联系，因此伦理选择需要解决伦理两难（EthicalDilemma）的问题。”[5](P267)布里克面对着三个难以取舍的伦理选择：第一，选择和妻子联起手来对付哥哥和嫂子，以争夺大爹的遗产；第二，选择逃离家族的遗产纷争，和斯基普一起面对现实；第三，逃避现实，不再相信家人、妻子甚至是布里克。这三个道德选项让布里克陷入了伦理困境中，无论哪一个选择都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第一个选择代表为了自己的利益，向妻子妥协；第二个选择将一切世俗抛诸脑后，完全是出于自己对斯基普真实的爱；第三个选择可以看出布里克的悲观和绝望，厌世之情跃然纸上。面对艰难的伦理选择，布里克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这种消极的做法虽然保全了和玛格丽特间的夫妻名分，维系住了家庭关系，但终以牺牲斯基普为代价。

对于玛格丽特而言，她同样面临着艰难的伦理选择。既然无法改变丈夫是同性恋者这一事实，要么就像《欲望号街车》中的布兰琪一样，揭穿丈夫的真面目，让他带着他那令人恶心的秘密下地狱；要么就是接受一切，把丈夫当作跳板，让自己在经济、家庭、社会的地位上得到提高。无论作何选择，玛格丽特势必会陷入艰难的伦理困境中。玛格丽特最终选择了后者，焦躁的状态和狡猾的性格让她俨然成为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这也难怪连她自己都承认了这一事实：“我还活着！玛吉这只猫······”[1](P56)在特殊的伦理环境中，布里克家族上演了这样一出伦理悲剧，令读者哀之不幸、为之叹息。

三、觉醒的伦理意识

“按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解，由于理性的成熟，人类的伦理意识开始产生，人才逐渐从兽变为人，进化成为独立的高级物种。把人同兽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就是人具有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是伦理意识。”[2](P18)理性是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准，人只有拥有伦理意识，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人。伦理意识的最重要特征是能够分辨善恶。在《猫》中，玛格丽特为了一己私欲，与丈夫的好友发生乱伦关系，这无异于动物的性本能。玛格丽特身上的原始兽欲与理性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展开激烈的交锋，但她的兽性因子最终还是战胜了人性因子，也难怪威廉斯都将她比喻成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可见，玛格丽特与斯基普的乱伦故事，诠释了她未曾觉醒的伦理意识，见证了她悲剧性的伦理选择。

为了争得家产，玛格丽特必须要怀上布里克的孩子，来和哥哥嫂子相抗衡。可是布里克拒绝与她同床共枕，破坏了自己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玛格丽特只能精心编织出一个弥天大谎：“布里克跟我就要——有个孩子啦！”[1](P221)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大妈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这正是大爹的梦想，他的梦想实现了！我要马上就去告诉他。”[1](P222)布里克夫妇间的婚姻状况也影射了大爹大妈间缺失的爱情，大妈曾向大爹表达过爱：“我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爱你！大爹，甚至对你心里的怨恨和你的铁石心肠我都爱呢！”[1](P78)大爹冷冷地回答：“这要是真的才怪呢！”[1](P78)可见，夫妻间的情爱在这个大家庭中荡然无存。究其原因，大爹和布里克一样，有着同性恋倾向。大爹身患结肠痉挛，而男性同性恋者是这种病的高发人群，在威廉斯的众多作品中，结肠癌是同性恋者的标志之一。种植园的第一任主人斯特劳和奥契洛就是“一对搞同性恋的宝货”[1](P132)，大爹在接管该种植园的同时，其实也默认了他们的伦理取向，做出了自己的伦理选择。布里克也一样，即使没有得到外在伦理环境的认可，仍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这个虚伪、肮脏的社会进行无情的痛斥和鞭挞。而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布里克的伦理意识开始觉醒，伦理意识又指导了他的伦理选择，让他得以摆脱原始欲望，成为一个有理性的成熟的人。

人既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每一个个体都是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统一体。同性恋者是不是正常人？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社会各界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对于剧中的同性恋群体而言，他们的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他们的生存处境也是确定的，即为社会所不容，为人们所唾弃。他们的人生轨迹和最终命运早就被规划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选择逃避现实来自欺欺人。布里克曾预言过自己的命运：“欺骗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喝酒是一条出路，死亡是另一条出路······”[1](P137)读到这，我们不禁感到悲哀和凄凉。

布里克慢慢意识到斯基普之死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促成的结果。同性恋者这样特殊的伦理身份，使得他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只能顾及去想怎样掩盖好自己的性取向，而他能做的只有让斯基普带着秘密先走一步。在《猫》中，伦理混乱不乏少数，但是随着剧中人物伦理意识的一步步觉醒，伦理秩序得到重构。布里克认清了周围的一切，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摒弃性欲、贪欲甚至是过往的一切，在伦理意识的驱动下对自己的生活作出再判断、再选择，唱出了一曲痛人心扉的悲歌。

在剧本的结尾，玛格丽特对布里克有这样一段告白：“唉，你这个软弱的帅哥啊，你心甘情愿地认输了。只要有个人把你抓在手里——温情脉脉，把你轻易放弃的宝贵生命交还给你——我能做到这一点！我决计这么做——没有比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下的决心更坚定的了！”[1](P283)这番言论足以让读者对命运多舛的剧中人扼腕叹息。

结语

《猫》生动再现了剧中人物生存的艰难和痛苦，无论是斯基普的自我毁灭，玛格丽特对婚恋关系的违伦，抑或是布里克人性的异化，大爹的向死而生，都是他们在“恐同”这一特定伦理环境下做出的伦理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本身就是一位具有同性恋情结的剧作家，他借助戏剧文本，做出了自己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通过展现笔下人物困惑的伦理身份、艰难的伦理选择和觉醒的伦理意识，威廉斯表达了对同性恋者人道主义式的同情，展现了对温暖的亲情、美好的爱情和纯洁的心灵的呼唤。这一曲“伦理挽歌”发人深省，值得细细品鉴。

[1]田纳西·威廉斯.热铁皮屋顶上的猫[M].陈良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2.

[3]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J].国外社会科学，2002（2)：23-29.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2)：8-17.

[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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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6-0060-04

2016-12-02

宋杰（1993-），男，江苏海门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戏剧、理论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