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代与国界的同声相应

胡燕娜

【摘 要】《赵氏孤儿》和《哈姆莱特》这两部带有各自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悲剧虽然产生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但两者都是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反映，都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形态的某些特征。

【关键词】《赵氏孤儿》；《哈姆莱特》；戏剧

【Abstract】The Orphan of Chao and Hamlet， the two with a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 of the tragedy， are produced in different social forms. But they are a direct reflection of the society and have profoundly reveale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Key words】The Orphan of Chao；Hamlet；Dram

在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画廊里，不难发现聚集着一批有着惊人相似的同类形象，我们面对着这两部世界级的优秀作品：一部是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一部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便发现这两部巨著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可比性。两者产生的年代相距甚远，但却拥有相似的戏剧形式——命运悲剧。当读着中国剧作家笔下的复仇剧时，令人自然而然地想到了300多年后英伦作家手中另一部复仇悲剧。不妨说，大致相同的情节与命运把这两部著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它们成为不受时空阻隔的同声相应者。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个中的对应关系，从而寻求中西戏剧创作的相借鉴之处。

1 类似的创作背景

为什么在前后相隔三个多世纪、地域上远隔重洋的作家笔下会出现如此相似的故事呢？根据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的划断，纪君祥是元杂剧第一期的代表剧作家之一。据他所言，“（元杂剧）以第一期作者为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剧之杰作大抵出于此期。”[1]75为什么到了元朝会出现元曲波涛滚滚、云蒸霞蔚的壮丽景观呢？元杂剧（又称元代北杂剧）的异军突起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元朝统治阶级的黑暗与腐朽，民族矛盾的激烈与复杂史书上均有记载，蒙古统治者定都以后，一方面，以“东方的大都会”著称的元大都出现了虚假繁荣：城市里商业活动日益繁荣，随之边缘地区的人口迅速向中心城市聚拢；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推行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在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下，各民族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第二等为色目人（东北、西北的各少数民族）；第三等为汉人（主要是北方的汉人）；第四等为南人（南方的汉人及西南各族人民）。职业被划分为九级，文人、儒士位于娼妓工匠之后降为第九级。元灭金后，仅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近80年不兴科举，这样便使知识分子“挤身仕途”的梦想彻底破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苦闷与怀才不遇的仇恨，他们迫切要求以更响亮的声讨，更完整的揭露，更深沉的讴歌，更直观的呈示，更系统的展现，来表示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之情。由此涌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剧作家，纪君祥便是其中之一。他的代表作《赵氏孤儿》的基调便是宣泄对当时社会奸佞横暴、民不聊生现象的强烈抨击。《赵氏孤儿》一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还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文天祥曾著诗：“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治中。” 打动文天祥的不仅仅是一大批忠臣义士救孤保孤、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恐怕令他感触更深的是二帝被俘、抗元失败、蛮族统治与汉族地位江河日下的悲惨状况。《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元代自然而然地激起了人民抗元复宋的民族情节。由此可见，剧作者纪君祥创作此剧的良苦用心与所承受的压力之大。

虽然莎士比亚在创作《哈姆莱特》的时候，远隔重洋的中国早已结束了元朝的统治，但这并不妨碍莎翁在他的国度里寻找到与纪君祥所处的相似的社会状况。虽然《哈姆莱特》的创作年代颇有争议，现在莎学界基本认为此剧创作于1601-1602年间，也就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成熟期[2]265。莎士比亚经历了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光辉开始趋散笼罩在英伦之上的黑暗。他的创作开始于16世纪末，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黎明前的黑暗窒息着每一个人。据史载，1601年埃塞克斯伯爵叛乱失败后，伊丽莎白女王为巩固政权竭力打击新兴资产阶级贵族的利益。王权与新兴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联盟已经彻底瓦解，英国社会矛盾已逐渐尖锐。整个社会推行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利益第一、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畸形潮流风行一时。与此同时，血腥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使大批自耕农失去生活资料，背井离乡，涌向大城市，最终沦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工人。约翰·邓恩称这是一个“生了锈的铁的时代”[3]96。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正处于中世纪封建宗法社会向新兴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推行禁欲主义的旧势力极力压迫人性的复苏，另一方面人文主义已开始注意到了人本身的力量，极力向往建立个性自由、平等和谐的社会秩序。莎士比亚作为人本主义的代表，借哈姆莱特之口热情洋溢地颂扬人的伟大：“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4]99对人类本质全面、深刻的了解使《哈姆莱特》具有了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2 遵从空间和时间的遥远性

朱光潜先生在他的《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评研究》中，把距离定义为“说明审美对象距离与日常实际生活联系的一种比喻说法”“美的事物往往有一点遥远”“空间距离有利于审美态度的产生。”[5]21同时布洛又说：“在创作和鉴赏中最好的是最大限度地缩短距离，但又始终有距离。”[5]24朱光潜先生和布洛先生说这番话时与纪君祥和莎士比亚剧本创作的时代已相距了好几个世纪，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两位剧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遵循了空间和时间的遥远性这一原则。《赵氏孤儿》取材于春秋时期的历史传说。《史记·赵氏家》以及刘向的《新序·节士》和《说苑·复思》都有关于这一史实的记载。屠岸贾是春秋时期晋灵公所宠信的大夫，到晋景公时官为司寇。他处理晋灵公被弑一事，牵涉到晋大夫赵盾。此时赵盾已死，就将赵氏家族满门抄斩。虽杂剧中所写的情节较《史记》有所改动，但赵屠两家的恩恩怨怨，搜孤救孤的故事轮廓，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物都确切无疑来自司马迁的《史记》。无独有偶，“欧洲文学自古希腊起，直至十八世纪，作家不喜欢自己编造故事，他们常常利用已有的神话、传说、故事，哪怕是异域的、异族的东西作为自己作品的本事，以之表现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和态度。”[6]32莎士比亚就是最好的例子。朱光潜先生对他的评价是：“对古典戒律不感兴趣的莎士比亚，虽然生活在一个发生许多重大事件的时代，而且他绝不可能对玛丽·斯图亚特的悲惨结局这样一个被席勒用诗剧使之不朽的主题无动于衷，却很少把同时代的事件引入悲剧创作。”[5]28据考证，《哈姆莱特》的题材就是来自于中世纪丹麦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蒂库斯在1200年前后编写的《丹麦史》。本是关于阿姆雷特（Amlethus）复仇的故事。这个故事陆续被改编出版并被搬上舞台，莎士比亚很可能看了这出戏后将其改编，使原有人物获得崭新的思想面貌，本来淡薄的或类型化的情节升华为震撼人心的悲剧故事。元代的剧作家热衷于春秋晋国的题材，而英国的剧作家倾心于丹麦的故事，这种时空的交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悲剧中形成距离最明显的手法就是让戏剧情节发生的时间是在往古的历史时期，地点是在遥远的国家。”[5]28拉辛也作过如下的辩解：“……我们看待悲剧人物应当用和我们平时看周围普通人物不同的另一种眼光。可以说剧中人物离我们愈远，我们对他们也愈是尊敬：Majore longinguo reverntia[距离增强敬意]。地点的遥远（eloignement）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时间的过分接近。我敢说人们对于千年以前和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是几乎不加任何区别的。”[5]28我们并不否认纪君祥和莎士比亚将故事安排在古老的年代或遥远的国度里是出自更实际的考虑，比如为了避免统治阶级对进步戏曲的迫害和摧残，使剧目得以顺利演出。他们这种做法的确使戏剧情节与观众的实际生活脱离了联系，并增强了对悲剧人物的敬意。“这些不幸的往古的故事环绕着神圣而又神秘的光圈，早已没有寻常实际生活那种卑微污秽，……没有任何实际联系。”[5]28

3 小结

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時空遥远性的分析比较，试图从特殊到一般地揭示出中西戏剧的内涵及其审美价值。尽管由于西欧和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学发展的不同轨迹，客观上造成了《赵氏孤儿》和《哈姆莱特》在悲剧人物性格塑造、情节安排与结尾方式等的无可变更的差异性，但随着各国信息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西戏剧家必能在立足本国民族特色的基础上，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世界戏剧艺术。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2]孟宪强.莎士比亚创作分期新探[J].外国文学研究，1994（6）.

[3]肖锦龙.莎士比亚文艺美学思想的底蕴“举镜子反映自然”说辩伪[J].外国文学评论，1995（2）.

[4]莎士比亚.哈姆莱特[M].朱生豪，译.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张隆溪，译.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6]谷中.悖反的主题-重新解读“哈姆莱特”[J].固原师专学报，1991（3）.

[责任编辑：朱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