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剧变，中国机不可失

鸡年甫至，全球大新闻纷纷破壳：从特朗普的连串“大不韪”行政令，到英国下议院高票授权首相启动脱欧；从身陷受贿疑云的潘基文退出总统竞选，到菲永因妻子“吃空饷”民调不敌“叛出社会党”的后生马克龙；从加拿大白人学生在魁北克清真寺大开杀戒，到埃及青年在巴黎卢浮宫刀袭执勤的军人……林林总总，一言以蔽之：全球化正在变道，老式政客受冲击，“仇恨犯罪”有增无已。

上一个鸡年，旅美加拿大公知马克·斯坦恩出版了畅销书《美国独行》，预言了穆斯林人口冲击下欧洲的变局，副标题赫然是“我们所知的世界的结束”。12年过去了，一种对不确定世界的陌生感，才真真切切爬上了许多人的心头，生出了几许惆怅和忧惧。

眼下，特朗普在另类右翼營造的“文化内战”中越陷越深；支撑欧盟的法德意等国忙于应付各自的大选，对英国的“将去未去”百味杂陈；日本福岛核事故6周年前夕，新的泄露危机又让邻国惴惴不安；俄罗斯GDP萎缩，“战斗民族”只能和沙特领衔的欧佩克“抱团取暖”。

在这样的国际气场中，中国迎来了引领世界经济、升级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大机遇，主场外交、南海博弈都可谓“轻舟已过万重山”，而今年3月香港特首选举、下半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也因此减少了外部干扰。

不管战略机遇期能延续多久，前路又有多少关隘陷阱，中国都将“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众目睽睽下主导推进21世纪的全球化议程。因为如果没有大国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就会短缺。当英国在“一战”后衰落以至于无法领导欧洲时，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未及时制止德国的扩军备战，最终二战不可避免。这就是主动示弱而非示强的“金德尔伯格陷阱”。

中国的选择，当如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所说，本无意寻求全球领导地位，但“如果被要求发挥领导作用，那么中国将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老子》有言：“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中国就像处在一列全球化动车组上，原来的“司机”拆了列车头和几节高级车厢，奔向了一条岔道；剩下的动车和大量拖车必须有人驾驶和牵引。中国政经环境稳定，创新动力强劲，改革方向明确，此时坐进“全球化驾驶室”不说众望所归，也是当仁不让。

今年中国将着力办好两大主场外交。5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有近20国领导人确认与会；9月，在厦门召开的第九次金砖峰会，也致力于建设开放世界，推进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相较于前几年中国做东的亚信、APEC、G20诸峰会和阅兵外交，今年的主场外交或许来宾不算显赫，但在“撸起袖子加油干”之年，两场议题明确、务实的峰会，更能凸显中国“不拆伙，要合作，能多赢”的国际形象。

追求“多赢”，首先不能让搭台的一方挣了面子、赔了里子。欧盟之所以潜藏解体危机，就在于当初是欧洲统一的理念先行，忽略了责、权、利的公平分担机制。在经济高涨期，欧盟向贫弱成员国的转移支付能快速做大经济蛋糕，但“天使资金”来自于支援国的无差别税收，投资收益除被跨国公司分一杯羹外，回报支援国民众的甚少，遇上投资泡沫破灭，欧盟便成了出气筒。

何况，《申根协定》几乎撤除了欧盟内部的边界管制，但本该由一个中央政府强力维持的外部边界，仍由成员国各自把守，那么被全球化交通手段“赋能”的非法移民，必会寻找最易突破的国界越境。像希腊这样的破产国家，碰上非法移民这块“烫手山芋”，只会尽可能甩给其他欧盟成员。当老龄化程度“欧洲第一、全球第二”的德国一时心软“铸成大错”，欧盟便成了代罪羔羊。

就多边合作机制而言，中国可以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诸如表决权的设计等“民主方式”，但在执行层面不能丢掉“集中统一指挥”的看家本领。无论金砖银行还是亚投行，都不能失之于“散”和“软”，毕竟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市场化程度摆在那里，没理由妄自菲薄。

而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又不能故步自封，满足于“国际朋友圈”的点赞。世界目前仍然只有一个超级大国，而特朗普上台后大动作不断，使这个超级大国的未来变得更加不确定。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的充分预案。

元宵节前，特朗普同习近平通话，强调美国政府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致力于加强两国在经贸、投资和国际事务中的互利合作。我们姑且听其言，而观其行。

许多学者议论“中美俄大三角”的变数，认为北约停止东扩、美俄联手反恐，会予中俄关系一定冲击。实际上，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仍然对普京不假辞色，美俄接近终有限度，而中俄已达成共识，将“一带一路”升级为“大欧亚合作伙伴关系”，俄民意也更看好对华关系。

真正要当心的是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目前韩国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在野党前党首文在寅，最近公开主张可将部署萨德作为解决朝核问题的筹码，这已偏离他早期反对部署的立场。而美国新防长马蒂斯首次出访，就敲定年内在韩部署萨德。对比他就南海用兵漫不经心的表态，可见孰急孰缓，孰重孰轻。

2017世界剧变，中国亦被裹挟其中，墨守成规将会错失良机，必须主动适应，奋发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