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正向激励重振实体经济

鲍寿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体经济的崛起成为世纪之交全球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但到了今天，这个过程峰回路转，正面临新的历史选择。

考察实体经济的演变过程，离不开中国经济体的另一引擎和主角房地产，这些年，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和互动转换，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画卷，而这一幕在全球经济史上绝无仅有。

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动力源来自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这一历史进程到了世纪之交至2007年，中国实体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带动和支撑了房地产的发展，但它的发展，属于正常的自然增长，与实体经济快速增长相比，当时房地产占比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泡沫。

但到了2008年之后，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出口受阻，产能过剩，资本外流，实体企业在悬崖边上跳舞，尤其中小企业难以为继。实体经济的总体规模开始出现收缩。与此相反，在这一时期，随着4万亿的注入，大批央企和国企转而全面进军房地产，急功近利，抢占制高点，从而引发了吸虹效应，房地产像被注入了激素，日新月异，价格飞涨，总体规模急剧放大，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但也因此掩盖了业已显现的危象和泡沫。房地产和实体经济比例开始出现严重失衡。

但是，实体经济接踵而来的伤痛更发生在2014年之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再一次选择了把楼市作为进行输血的通道，以求打破经济的多年僵局。而且这一次放水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一周期，仅2016年房贷增量就超过了5万亿，超过了前12年房贷的总和。它虽然带动了房地产去库存，拉动了上游产业链，但放水过后，一部分在金融和土地相互托市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经济债务，另一部分则转化到通胀上，化为实体经济新的高昂成本。再加上前一周期负面效应的滞后性，实体经济的负担进一步大大加重。

实体经济与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体的一对孪生兄弟，本是同根生，但随着各种外力和內生变量的相互作用，后者被天量货币不断放大，逐渐成为宠儿。实体经济中的相当一部分沦为房地产的附庸，房地产反过来又联合金融和地方政府强势绑架了实体经济，使之雪上加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实体经济演变进程中的一出悲剧。

这种情况，正如《南风窗》封面报道中所尖锐指出的：导致中国实体经济陷于困境的高成本，从最根本的层面讲是“隐性成本”。而“隐性成本”是由“通胀机制”在全面起作用，这才是对企业利润和个人财富进行凶猛的蚕食的元凶。

毫无疑问，重振实体经济，是一个自我创新、优胜劣汰、大浪淘沙的过程。但在强调市场基础作用的同时，丝毫不能削弱社会和政府的责任，在这里，强化和健全正向激励机制尤显迫切。

加强经济预期管理，是当前抑制虚拟经济负面影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济预期的偏差，常常使资金流向变异，扭曲或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而这往往是产生经济泡沫的根源。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着双重价格机制，由于虚拟经济的价格形成更多容易受到人们心理预期的影响，如果出现对虚拟资本过高的预期，就会使其价格脱离自身的价值基础，导致实体经济中大多数商品的价格也脱离其价值上涨，产生经济扭曲和产能过剩，形成虚假的经济繁荣，进而出现掩蔽性通货膨胀，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