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贬谪者的“诗和远方”

松风

由于历代宋帝都奉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使得宋朝的文人有着较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比上，不像魏晋文人须依附强权且命在旦夕，也不似乱离的唐末五代，须仰武人鼻息；比下，更不像明清文人那般动辄文字狱、血光之灾。宋代文人在实现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现实欲望，满足身体与灵魂的多层次需要。宋朝的统治者是仁爱的，也是崇尚和平的，宋朝的诗人是“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有宋一朝，皇帝看不上的文臣，几乎很少会有杀身之祸，通常都是贬谪流放。中国古代的流放法律，起于秦汉，终于大清。中国人奉行宗族主义，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将一个人流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等于斩断这个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如果遇到政治斗争，被贬的官人还有可能会失去性命。在那个时代，贬谪不仅仅是降职，而是属于比死刑轻一点的严律。但宋朝文人的被贬谪流放，也并非一贬再贬，而是时贬时归，统治者的仁爱与时局的变幻，也使得文臣们遭贬谪后的生命观异常达观。

苏轼（1037—1101）是典型的“贬谪文士”，一生主要有三次“遭贬”经历，第一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第二次被贬广东惠州，第三次被贬海南儋州。他曾有诗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将自己的一生贬谪生涯视为“功业”，虽然有明显的自嘲意味，却道出了贬谪生涯在自己一生中的重要位置。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实的滑铁卢，却是他回忆时最大的骄傲。

在黄州期间所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

在惠州期间所作《惠州一绝》中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直抒胸臆，因遭贬作客岭南的悲戚感完全被发现幸福源泉的喜悦淹没。

在离开儋州时所作《雨夜宿净行院》：“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这正是他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总结，潇潇雨夜，简陋之处，这些对苏轼的心境其实已无太大影响。诗人就直接点出自己脚踏芒鞋行天地，不再跻身名利场。在渺茫的人世间，摆脱了名利羁绊的诗人，一直以来都如所乘坐的一叶轻舟一般，有着轻快闲适的心境。不见凄凉，唯有雨声而已，唯有宁静而已……

无独有偶，范仲淹（989—1052）一生也经历了三次贬谪。第一次被贬时僚友称赞：“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谪，僚友又说：“此行愈光。”等到第三次被贬，送行的朋友说的是：“此行尤光。”范仲淹听后哈哈大笑：“仲淹前后三光矣。”这就是范仲淹的风范。

54岁的范仲淹几经贬黜放逐，仍是壮心不已，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告吹，宋仁宗下诏解除范职。范仲淹于悲愤与无奈之下，激流勇退去了邓州。其间，56岁的他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他忧国忧民的一生，千百年来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

所幸，宋仁宗有两个难能可贵的优点，一是对文人相当尊重和宽容，二是真心诚意接受批评、建议，有过则改。正是由于宋朝前期几代皇帝谨记祖宗的训诫，使得宋代读书人的生命和人格尊严得到了基本保障，士大夫敢怒敢言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范仲淹们知道和皇帝较劲风险不大，行事自然就敢于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了。

同时期的名臣欧阳修（1007—1072）被贬到安徽滁州之后，一度寄情于山水，经常悠游于水光山色之间与民同乐。所以，39岁竟然已有醉翁之号，在写下《醉翁亭记》的那段时间，公务之余，他让下属在官邸四周种了无数的鲜花，并在公文上批示道：“浅红深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严肃的官衙，被他弄得花团锦簇，蜂来蝶往，满头花白的他坐在里面，乐颠颠地端着酒杯子。“我要这花开到永远。”这是以有涯向无涯挑战，是一种疲惫生活中不死的英雄梦想。

上文提到的“乌台诗案”，在文祸稀少的北宋政坛上跃然抢镜。我们要提的就是这起文字狱的制造者之一，舒亶（1041—1103）。他是坚定的新法拥戴者，为了维护变法，他收集苏轼的诗文，夙夜埋首其中，然后一顶顶帽子扣过来，瞬间扳倒苏轼。舒亶一直做到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敢作敢为的舒亶被连续委以重任，一些朝官对以舒亶为首的御史台因此多有不满。由于得罪的人太多，他的仕途不久便黯然中止。舒亶随后回乡，迁居鄞县，那一年他仅42岁。

舒亶在谪居中写下了《虞美人·寄公度》：“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赠我江南春色一枝梅。”什么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是。回望长安，他的来路，只看见寒冷洁白的积雪，但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雪又是孤高而坚贞的，一如他对自己的期许。他希望，他相信，这首词的读者，那位亲切的故人，早晚会去那高台之上，折下最早开放的一枝梅花，把那江南的春色寄来。那枝傲雪开放的梅花，是故人的友情，是寒意里不灭的温暖，是终将到来的春天的讯息。

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1045—1105）一生坎坷，命运多舛，曾两次遭贬谪。宋哲宗主政以后，黄庭坚的政敌弹劾他在纂修《神宗实录》时“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抵斥熙宁以来政事”，黄庭坚因这个罪名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在此期间，他作了《赠嗣直弟颂十首（并序）》，诗前有《序》云：“涪陵与嗣直弟夜语，颇能明古人意，因戏咏云：‘人皆有兄弟，谁共得神仙。”在他的诗文中也能看到他用佛典、公案来写自己的悟道心得体会，表现的正是诗人在获得生死解脱之后所体会到的人生哲理，所有诗句无不指向不受世俗污染的淡泊志向，是“平常心便是道”的审美愉悦。“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徐行不必驷马，称身不必狐裘。无祸不必受福，甘餐不必食肉。”黄庭坚的安贫乐道，闲适自在是不受名利、物欲所侵扰的。

“苏门四学士”里年纪最小的张耒（1054—1114），遭遇更坎坷。替苏轼举哀，被贬黄州，只能在柯山旁租屋而居。荒树枯木，蓬蒿满眼，自然令人惆怅，但“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南秀色碧云鬟”，倒也给他不少安慰。到了晚年，衣食无着，仍以闻道苏轼自负，终生恪守不移，即使遭受打击也不后悔，且引为人生最大的志趣。困守山中时，他也只是淡然地说：“人生随分足，风云际会，漫付伸舒。”

其实，大多数人的人生难免会遭遇“贬谪”的境遇，但是，抛开眼下的苟且，“贬谪”未尝不是一次富有诗意的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