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州派剧作家的“市民精神”和“贵族精神”

邵悦佳

苏州派作家的代表作品虽各有特色，却在题材内容和精神风格层面有着许多相同之处。苏州派的作家经历了动乱纷争的大变革时代，各种各样的矛盾都愈演愈烈，他们选择塑造一批批小市民的形象来弘扬市民精神，同时也没有放弃对“士大夫”“贵族”精神的维护。两种不同的阶层，两种不同的精神在苏州派作品中相互交融，迸发出新的光芒。

一、弘扬市民精神

明末清初，苏州地域中有高达百余个职业戏班，业余戏班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昆曲为普通大众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其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市民的热情，甚至出现了“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的现象。因苏州派的作家群生活在市民中，对市井生活有着深刻的感悟，因此，这一时期的戏曲创作具有市民阶层的创作特点，且市民形象多种多样。作品当中有诸多的船户、市井无赖、家奴、商贩等。苏州派代表作家李玉的作品中更是塑造了大量市民形象，尤其喜欢塑造“市民群像”。李玉作品中的“小市民”多以主角身份出场，也有不少是充当舞台的“背景”来营造气氛环境的，但无论哪种都对苏州派剧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举例来讲，李玉创作的《清忠谱》，塑造了“五人义”此种市民形象，他们将他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勇敢地帮助他人，与那些胆小、避事的市民相比，形象十分鲜明。

《清忠谱》主要描述的是在明朝的天启年间，周顺昌和剩余的东林党人由于对魏忠贤的管理存在不满而遭到迫害，当周顺昌在遭到逮捕时，苏州勇猛的市民周文元、沈洋、杨念如等带领群众展开了暴力抗议。

《清忠谱》对于市民阶层的刻画并不仅限于颜佩韦等五人，李玉还将群众斗争的场面搬上了舞台。《清忠谱》中有4次对群众正面斗争场景的描述，即《义愤》《祭奠》《闹诏》《毁祠》。《闹诏》的群众戏十分突出，寇太守和陈知县一登场，群众戏就开始了，群众都叫嚷着希望这两位官员能够秉公执法，救周顺昌于水火之中。从这里可以看出，《清忠谱》对于市民阶层的刻画已经不局限于对单个人的刻画，开始把重点转到对市民群像的刻画上。

为了表现“市民精神”，李玉选中了几个“典型人物”，即在市民群众中必须有“市民英雄”，颜佩韦五个人就是李玉刻画的“市民英雄”。颜佩韦五人在临刑时高歌《泣颜回》，表现了他们的忠、孝、义，感天动地：“刚强，仗义久名扬，说甚身遭无妄，权肆虐，堪嗟毒流天壤，锄奸击贼，五人儿也不愧东林党，痛孤忠万里浮囚，枉吾侪一朝倾丧。”通过对颜佩韦五个“市民英雄”的着重刻画，深刻地表现出了“市民精神”。

朱佐朝撰写的《渔家乐》，其主要讲述东汉清河王刘蒜在遭受梁翼的追杀下，渔女邬飞霞勇敢进行救助，邬飞霞为父报仇，自请代马瑶草入梁府刺杀梁翼，在万家春的帮助下逃出梁府，后被称帝的刘蒜因感谢其救命之恩立为后。邬飞霞虽是渔家女，却有情有义。剧作通过塑造这样一个智勇双全的渔家女形象，热情讴歌了“市民”精神。作品以最大程度体现市民精神为主要目标，在创作爱情故事时，采用的主体形象并非为贵族中的才子与佳人，而是多采用真正的市民，以体现狭义精神为主要方式。

当然，在塑造市民形象上，也不全是正面形象，还有不少令人“牙根痒痒”的反面市民形象，即讽刺“小市民”的劣迹。比如，《一捧雪》中忘恩负义的裱糊匠汤勤，为了投靠新主子出卖旧主，密报莫氏有宝，害的莫家妻离子散。

把苏州派作家整个群体统称作“市民剧作家”并非完全正确，因为在当时虽然理学内容直接与其思想相关，但社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苏州作为重要的经济贸易区域，先进思想也已出现。李玉在《人兽关》中这样吟唱苏州：“昔者阖闾故址，今称锦绣金阊，雕楹画栋砌鸳鸯，裘马五陵豪壮，游冶行行珠玉，欢呼处处笙簧，花晨月夕竞传觴，真个人间天上。”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它也使社会风气逐渐恶化，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出现了寡廉鲜耻、背信弃义、金钱至上的现象。这使得苏州派剧作家逐渐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小市民”当作嘲讽的对象。上文提到的裱糊匠汤勤就是此类“小市民”形象。张大复的《快活三》通过描述主角蒋大颠的人生将小市民追名逐利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展现了具有儒家礼教思想的剧作家们对被金钱腐蚀的社会的呐喊和疾哭。

二、维护“士大夫”贵族精神

苏州派作品虽然提倡弘扬“市民精神”，但在思想上和内容上其实更靠近贵族阶级。苏州派作家大多都受到儒家思想很深的影响，在道德层面上同士大夫贵族所追求的精神一样，都是忠、孝、节、义。

在改朝换代后，由于内心存在对故国的思念及对奸恶人士的鄙夷与痛恨，加之新政权的残酷统治，使苏州知识分子出现了不满心理。郭英德撰写的《明清文人传奇研究》谈道：“苏州派在作品中能够很好地体现现实批判精神，同时还存有十分浓厚的封建伦理理念。作品当中不仅存在关于社会方面的批斗，还有关于国家日后发展的关心，以及对自身日后发展的迷茫，所有的感情交织在一起。”

苏州剧作家们各自的经历虽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创作时都无法回避时代的烙印。生活时代的相同使他们具有一种相似的创作理念。而在当时，贵族精神的陨落被认为是明朝覆灭的主要原因。因此，苏州派剧作品中出现了多种模式以维护和赞扬贵族精神，最直接的就是塑造出一个完美的“贵族士大夫”代表人物。

朱素臣《十五贯》中的苏州知府况钟，其“执法公正”“为民请命”是剧作家心中“贵族士大夫精神”的继承者。况钟为了百姓、为了公正甘愿放弃自己的官位，甚至放弃自己的生命，作品在塑造贵族士大夫形象的同时，保留了朱素臣朴素的“民本思想”的痕迹。

伴随着贵族精神的陨落，奸佞开始占据了权力的中心。惩奸除恶开始成为作品的主旋律，出现了《清忠谱》《千忠戮》《渔家乐》《牛头山》这样痛斥奸臣、赞颂忠臣的作品，作品中对周顺昌、包拯、程济等名垂青史的忠臣进行讴歌；对严世蕃、魏忠贤、梁冀这样的权奸污吏的丑陋行径进行了深刻批判。将亡国归因于奸佞当道、迫害忠臣，作品中体现出的“忠君”思想也是他们受到儒家礼教影响的突出表现。

此外，还出现了许多以史入剧、反思历史的作品，例如，《眉山秀》《千忠戮》《麒麟阁》《牛头山》《血影石》《英雄概》《乾坤啸》《夺秋魁》《渔家乐》《如是观》等。苏州派剧作家们希望通过舞台的浓缩表演来反思明亡的原因。

苏州派剧作家还竭力塑造“义仆”的形象。《一捧雪》中的莫诚代主受戮；《党人碑》中的刘琴代主入狱；《未央天》中的臧婆为主自刎……“义仆”的核心“义”是苏州派作家追求的“贵族精神”的核心，也是连接“市民精神”和“贵族精神”的纽带，是他们共同追求的。

三、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市民精神”不是市民专有的，“贵族精神”也非只存在于士大夫身上。通过作品中对“义”的热情讴歌来批判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不义”，希望通过展现“市民精神”和“士大夫贵族精神”来传达自己救国救世的理想。因其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和社会特色而被广泛流传，创造了一个“家家‘收拾起”的伟大神话。

（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