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看流散作家库切的妥协

2017-05-06 14:56刘琪琪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7年3期
关键词:后殖民库切

刘琪琪

摘 要:库切的《福》是对西方经典《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体现其反殖民主义的思想。但是作为一名白人流散作家,库切的双重身份意识投射在其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本文主要探讨库切在《福》中向殖民主义的妥协,以此引发对流散作家创作的局限性的反思。

关键词:库切 《福》 后殖民 流散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虽然出生在南非开普敦,但是以英语为母语,接受西方教育。他为祖辈荷兰布尔人所犯下的罪行感到羞愧,不愿与当地白人为伍;同时又因为自己的白人身份,无法融入当地黑人群体。随后,库切前往英国,作为来自殖民地的白人,他在英国未受到重视,又无法摆脱对南非的情感,产生强烈的错位感,成为英国社会的他者。在这种复杂的背景影响下,库切成为了一位流散知识分子,开始了文学创作。库切将目光投向了后殖民时代南非黑人的生存现状,揭示种族隔离政策给南非人民带来的创伤,批判殖民主义,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为殖民地人民发声。然而,作为一名接受西方教育的白人流散者,库切无可避免地受到了白人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殖民文化呈现出矛盾的心态。本文将致力于分析创作于南非反种族隔离高潮时期小说《福》中的局限性,揭示库切反殖民的不彻底性。

在处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即鲁滨逊和礼拜五的关系时,库切的态度却是十分保守的,具体体现在语言的使用和礼拜五对鲁滨逊的态度两个方面。首先,在语言方面,“语言建构着世界经验,是同化、限制、边缘化他者族群的首要工具,是令他者族群哑言和失语的必要手段”①。库切将礼拜五改写为一个被割了舌头的沉默者,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对殖民统治的直接反抗。比尔·阿什克罗夫特曾指出“小说《福》中的沉默正是后殖民逆写的具体表现”②,并且认为“礼拜五和他的沉默就是小说的核心”②。亚瑟·弗朗克认为“残缺的身体并不沉默,以痛苦和症状大声诉说,只是无法口头表达出来”③。国内学者王成宇认为“礼拜五的不能言说象征着第三世界的失声, 教礼拜五学说英语的失败隱喻着帝国语言殖民的不成功”④。但是,笔者认为礼拜五的沉默在一定程度仍透露西方殖民的思想。一是礼拜五掌握了部分英语单词。虽然礼拜五无法开口说话,但是他理解鲁滨逊教给他的英语单词,听其差遣。西方文化已经无形之中在礼拜五的思想世界渗透;二是礼拜五的沉默使殖民统治更加容易推进。由于礼拜五无法为自己发声,无法讲述他的历史,从而也就得不到社会的关注,代表着被社会边缘化的沉默的殖民地人民。由于文化知识不足,文明发展滞缓,也使被殖民者容易被西方殖民者所掌控,通过文化渗透来限制殖民地的发展。

其次,在两人的关系中,礼拜五听从鲁滨逊的命令,表现出被殖民者对殖民者不加质疑的绝对服从。主人鲁滨逊年老体衰,消极懒散,相比之下,礼拜五则年轻力壮,在体力上占据绝对的优势,说明鲁滨逊对礼拜五并没有很大的管制力,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十分薄弱,但是他却选择了听命于鲁滨逊。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作为黑人,礼拜五自认为比白人低等,甘愿为其服务。所以,后来即使鲁滨逊去世,主仆关系瓦解,礼拜五仍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活在奴隶制的阴影之下,暗示库切承认即使殖民体系已经崩溃,国家赢得独立,殖民体系对人们的影响却根深蒂固,且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综上两点,小说《福》中,库切尝试通过沉默的礼拜五抨击殖民统治,但是却把礼拜五塑造成顺从听话的被殖民者形象,削弱了其后殖民逆写的力度。

小说中前三部分都是以女性人物苏珊·巴顿的视角来进行叙述,突出了女性的地位。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学术界指出苏珊女性话语的介入,颠覆了男性话语中心地位。从故事内容来看,学术界认为苏珊这一女性人物的出现就是对笛福《鲁滨逊漂流记》高歌男性英雄主义的颠覆。但是,笔者认为库切在处理殖民主义帝国内部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时,库切笔下的苏珊臣服于男性权威之下,在苏珊和鲁滨逊以及苏珊和福先生两对关系中均有体现。

小说《福》中苏珊·巴顿与鲁滨逊同样都是来自殖民帝国英国的白人,但两者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如果说苏珊是帝国流亡者,是社会中被忽视的群体;那么鲁滨逊就是帝国殖民者,是社会中的掌权人。首先,苏珊在心理上臣服于鲁滨逊,听从男性殖民者鲁滨逊的指令。需要肯定的是苏珊孤身一人踏上寻找女儿的冒险,在当时英国社会是异类的行为,体现了苏珊积极进步的女性主义思想,同时也是作家库切女性主义思想的折射。但是,苏珊受制于当时社会固化的等级意识和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并不是彻底的女性积极分子,体现出库切对笛福男性主义思想的妥协。《福》中,鲁滨逊年老体弱,并不比苏珊强壮有力,但是作为白人男性,在面对女性时他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苏珊来到后,他理所当然地将她视为是他领地统治范围中的一员,并宣布“当你住在我的领地时,必须按照我的指示行事!”⑤。而苏珊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他的第二个臣民,第一个是男仆礼拜五”⑥。从苏珊在心理上自愿对鲁滨逊称臣来看,苏珊这一人物形象并不对男性权威的构成威胁。其次,苏珊在身体上也臣服于鲁滨逊,主动完成臣民的职责。鲁滨逊得重病时,礼拜五漠不关心,而苏珊却认真照顾他痊愈。同时,作为一名女性,苏珊对男性臣服的还表现在为鲁滨逊解决性需要上。面对鲁滨逊的侵犯,苏珊放弃抵抗。从表面上来看,苏珊是出于同情;但从深层次来看,这是苏珊在履行社会所要求的女性对于男性的作用——排解欲望。作为一个帝国的流散者,苏珊需要取悦掌权者来保证地位。

在苏珊与福先生就写作叙述权的争夺过程中,苏珊不断向男性写作权威妥协退让,女性写作反抗最后还是屈居于男性写作权威之下。首先,作为女性,苏珊饱受写作的焦虑的困扰。一方面,她对自己的写作资质没有自信,另一方面,男性主导的写作世界令她望而却步。所以她做出妥协,找到福先生来代为创作。其次,苏珊不断让步自己的写作权力,从坚持创作一本《女性漂流记》的小说到迎合大众的需要增加一些虚构的细节,顺从福先生的创作原则。除此,苏珊依附福先生生活,对福先生践行当时社会所宣扬的身为女性对男性的义务,与之发生了性关系。即使 “以女性上位的做爱姿势,苏珊在肉身——象征意义上收回了自己刚刚出让的话语权,同时也恢复了自信”⑦,但随后“福的身体似乎在睡眠中膨胀起来,几乎占了大半张床,连巴掌大的地方都没给我留下”⑧。在话语权争夺中失利后,苏珊尝试在身体上占据优势,但却最终在空间争夺中输给了福先生,意味着苏珊这场写作内容争夺的终结,她放弃了对小说创作的干涉,放弃了对自己故事的主导权。

在苏珊与礼拜五相处中,在苏珊身上依稀可以看到殖民者的身影。从苏珊的角度来说,首先,苏珊对于礼拜五的解读是其个人思想的强加。作为白人女性,苏珊自认为比黑人奴隶高一等,有权干预礼拜五的人生。在自己获救可以离开岛屿,鲁滨逊走向死亡时,苏珊自作主张带礼拜五离开孤岛,因为她认为英国可以提供礼拜五更好的生活环境。在英国,苏珊甚至认为“礼拜五已经成为了她的影子”⑨。在礼拜五吹笛子时,苏珊尝试与他合奏,但是两者从没有达成过一致。换句话说,两人从未实现真正的沟通。苏珊只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思想来解读礼拜五,没有尊重礼拜五的人权,与殖民者的独断专行并没有什么不同,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极其类似主仆关系。

其次,苏珊否认被殖民者礼拜五作为自由人的存在。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一直是相伴而生。作为白人的一份子,苏珊的思想中也渗透着种族歧视的因子,只是读者会被苏珊一系列为礼拜五争取权益的举动所迷惑。实际上,苏珊对于礼拜五的态度“就像是一个驯养师对待动物似的”⑩。苏珊曾经说过“无论何时我对他说话。我都一定会对他微笑,并且触摸他的胳膊,就像是对一匹受惊的马一样对他”。当苏珊与福先生激烈讨论写作时,苏珊说道:“我女儿是真实存在的,我是真实存在的,你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她并没有提及礼拜五。“在苏珊眼中,礼拜五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缺少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故事”。正如大多数的白人一样,苏珊也在无意识中歧视黑色皮肤,将他们边缘化。

最后,苏珊对于礼拜五的关心实质上是利用。与一般白人男性殖民者到殖民地是渴望发财致富一样,苏珊这个帝国的流亡女性在偶尔流落此荒岛后,也渴望能为自己带来一笔财富。苏珊发现了鲁滨逊和礼拜五之间的故事,希望将其以文字形式呈现出来,证明自己与其他流亡者不同的经历,使自己成名。但是在她的故事版本中,礼拜五是个关键。她需要知道礼拜五的舌头割掉的秘密。为此,她教礼拜五识字、写字,甚至带礼拜五去寻根。这些举措都是服务于个人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礼拜五,挖掘他身上的秘密,控制他,完成写作。苏珊的一系列举动类似于西方殖民者压榨殖民地人民,渴望从殖民地获取利益,回到英国过上富裕的生活。

從礼拜五的角度来说,简·波伊娜认为“在英国,苏珊领悟到自己对礼拜五的教育责任,而礼拜五则将站在反对配合融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系统的立场上”。也就是说,礼拜五到达英国后他的沉默更是对殖民国的一种无声反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礼拜五在语言上未加配合,但是在行动上却听从苏珊的命令。库切将礼拜五塑造成立一个安于现状、没有主见、完全顺从白人指示的殖民地黑人。即使殖民关系已经瓦解,殖民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或许有人会说这反应了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迫害,使他们丧失了反抗的能力。但是从小说《福》中我们可以看出,鲁滨逊对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统治是十分宽松的,他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岛上,我们为了食物而劳动,除了这条戒律外没有其他法律”。所以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也因此使库切对殖民地代表礼拜五形象的塑造值得质疑。

毫无疑问,小说《福》是库切对西方经典的质疑。库切认为,“对于一种权力神话的回应不一定是反抗,因为如果这种神话预言了反抗,那么反抗只能加强这种神话……一种巧妙的反抗是颠覆和改写这种神话。”通过重新塑造了鲁滨逊、礼拜五的形象,加入新的女性人物苏珊·巴顿和小说原作者丹尼尔·笛福的替身福先生,库切彻底颠覆《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成为20世纪文学经典改写中的典范。但是作为一名出生在前殖民地的白人男性,库切的身上同时融合着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而他无法和其中任何一种简单认同,引发身份危机。他将非洲文化作为自己创作的根源,抨击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和少数族裔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想,倡导文化多元主义。准确来说,库切就处于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在这样一个“文化间隙中,即文化差异的重叠和置换空间里,民族性、集体利益或者文化价值观的主体间性及集体性体验相互协商”,促使新的身份的产生,而库切就在不断摸索中建构新身份。评论家多维说: “他(库切)的小说一直是在争论中被阅读和评判, 这种争论关涉他到底是站在压迫者一边, 还是被压迫者一边。”尽管如此,库切鲜明的反殖民意识和女性意识还是让他在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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