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挺进师与浙江党的建设及革命斗争

陈燕萍/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1935年2月，工农红军挺进师遵照党的指示，进入浙江，负责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并且策应与支援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即长征）。在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红军挺进师坚持党的革命路线，领导浙江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创建浙西南、浙南等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和浙江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坚持武装斗争

1935年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军重兵合围，不幸失败。中共苏区中央分局指示，以北上先遣队先头部队和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中央分局给挺进师的主要任务，是经过闽北到达浙江，长期行动，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扩大党与苏维埃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斗争，直到分配土地创立苏维埃新的根据地，以及建立党的组织，配合友军行动，调动和吸引大批的敌人，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及邻近区域，并打通闽东北的关系，取得工作上、行动上有力的配合，响应主力部队的行动，彻底粉碎敌人清剿计划与五次围剿。”

红军挺进师于1935年3月翻越闽浙交界的仙霞岭进入浙江，后转战于龙泉、庆元、景宁、泰顺和福建的松溪、政和、寿宁一带。4月在浙江庆元县斋郎村，以少胜多歼灭国民党军，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斗志，争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此战成为革命斗争逆境中具有战略价值的转折性一战，为建立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粟裕指出：斋郎战役“是我军挺进浙闽边境的关键性一仗”，“斋郎战斗的胜利，迫使国民党保安团在以后一段时间内由进攻转为退守，龙泉河以北的敌人已比较空虚，一些反动地主纷纷逃离浙西南。挺进师获得了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有利时机，胜利完成进军以来的第一个作战任务——打开进入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通道。”刘英在《北上抗日与坚持闽浙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写道：“尤其是庆元斋郎战斗，击溃了浙保主力第一团李秀部，闽保二团马洪琛部及反动大刀会千余全部击溃，缴获颇多，使浙闽边之敌，由攻势转到防守；另方面，发动了行动地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分发了豪绅地主之财产，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和某些地区党的基础。尤其是在组织行动上表现了自己是先进的军队，和艰苦卓绝的为党的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战士。”

随后，红军挺进师遵照“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原则，开展游击战，先后在泰顺县峰文乡、坑里、葛程、上田等地，坚决打击进入浙西南根据地之敌， 革命斗争的烽火迅速燃遍浙东南地区。红军在浙江的发展和壮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浙江省当局的喉舌《东南日报》惊呼：“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浙，以目下形势而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前途实堪可虑！”面对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抽调中央军主力多次入浙 ，对浙西南和革命根据地游击区进行重点“清剿”。挺进师以探索、实践并总结出的“隐蔽精干、保存力量与机动灵活、积极作战相统一”的游击战略，进行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

挺进师的武装斗争，从战略上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支援了邻近游击区的斗争，为重新开创浙江革命基业、打开浙江革命斗争新局面奠定了军事基础。

二、创建革命基地

在进行轰轰烈烈武装斗争的同时，红军挺进师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每到一地首先消灭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和地方反动势力、摧毁反动基层政权；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并组织群众投身革命。在1935年6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布告中，多有“打土豪，开仓济贫，帮助群众战胜饥荒”“根据苏维埃政府法令，将其全部财产没收，分发当地群众”等语句。深受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浙西南人民，纷纷投身革命。

1935年5月，挺进师进驻安岱，并以安岱为根据地，建立浙西南特委、浙西南军分区，成立竹溪区委和浙江第一个红色政权——竹溪苏维埃政府，组建浙江第一支人民游击队——松（阳）遂（昌）龙（游）游击队，开辟浙西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7月以后，在武装斗争胜利的积极影响下，挺进师于遂昌王村口成立中共王村口区委，后又相继成立关塘、对正、山前、枣坪、独口、凉冷下等乡苏维埃政府。此后，龙泉岩樟乡柳山头村建立起村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并开展分田工作，不久住龙、宝溪、竹洋、岩樟等30多个乡村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或分田委员会；松阳县外南坑村成立中共玉岩区委和玉岩苏维埃政府，高亭、小吉、斗潭、枫坪、安岱后等乡也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浙西南各地纷纷建立党政组织，开展查田、插标、分青苗运动。时任国民党浙江省保安二团团长贺越芳不得不承认：“你们（指红军挺进师）以四、五百之众，有赤化全浙之概，此种勇往直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称佩的。”国民党泰顺县秘书长暂代县长刘德闻给其留日同学的信中十分沮丧地写道：“以数万之众，剿千百之匪，数月于兹，未奏肤功，好逸恶战之心，成为通病……”可见国民党当局是何等恐慌与动摇。

至此，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基本形成。挺进师在浙江留下广泛深刻的政治影响，掀起浙江革命斗争的新高潮，为浙江革命的后续发展奠定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建立的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仅被保存下来，而且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浙南建立的党组织

三、播撒革命火种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浙江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由于浙江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是江浙财阀的基地、是蒋介石的老巢，又紧临上海、南京等地，反动势力异常强大；浙江没有巩固的红色根据地或游击区域作为依托，开展革命活动困难重重。

1922年，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徐梅坤来到杭州，创建了浙江第一个中共组织——杭州党小组，共产党人的足迹开始步入浙江大地。1927年1月，遂昌进步青年唐公宪等在浙西南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播下了第一颗革命火种。

“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政府就在浙江，特别是在杭州、宁波对革命势力进行了残酷镇压。根据国民党中央的部署，杭州、宁波、温州、金华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清党”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清党”开始的两个月中，浙江省被破坏的中共地下组织就达七十多个。截止到1927年7月15日，杭州、宁波两地400多人被捕，其中117人惨遭杀害；到1927年年底，全省1805人被捕，其中932人惨遭杀害。在白色恐怖中，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屡遭破坏, 省委书记、代理书记换了10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极其罕见。浙江党员人数急剧减少，1927年4月上旬时人数为4000人，到9月底只剩下1563人。1931年，杭州、温州、台州、湖州、兰溪、建德等地的党组织先后遭到彻底破坏，1931年1月6日的中共临时温州中心县委给江南省委的报告中称：“党的组织破坏殆尽，红军四分五裂，一切工作无形停顿。”1932年4月，宁波市委受到破坏，由于领导人被捕叛变，宁波地区的党组织被破坏殆尽。1933年5月1日中共永康县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称，永康党组织“受国民党白色恐怖进攻之下，党员被通缉者日日增加……”挺进师进入浙江时，只有隶属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东阳中心县委仍然存在，但因敌人破坏、叛徒出卖，县委书记和委员共7人，有6人被捕牺牲。此时，“浙江党的组织除浙东有极少数的零星组织外，其他各地区均没有党的组织……”，党的活动基本停止，浙江的白色恐怖更为严重，斗争形势更为严峻。国民党当局曾洋洋自得意地表示，“经过多次搜捕，各处开始渐渐安靖”，他们认为“浙省无匪迹……治安绝无问题。”

但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不久，浙南民众被压抑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群众自动地替红军担任运输、向导及治疗伤病员，并自动地组织游击队，进行分粮和策反工作。”革命形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来自仙霞岭的革命霞光，已照映得浙西南一片火红”。敌人惊呼：“浙南十余县土地遂笼罩于赤焰绛雾之中”“星星之火，遂有燎原之势”。

挺进师在中国革命整体“退潮”的大环境之下“逆流而上”，它在浙南、浙西南的斗争，不仅重新燃起了浙江革命烈火，而且重新开创了浙江革命基业、播下了革命种子，为此后的浙江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央军委编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一书对此评价说：“这派喜人的革命形势，犹如在浙西南夜空中升起一颗启明星。”

四、熔铸革命精神

面对蓬勃发展的浙江革命斗争形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抽调中央军主力入浙“清剿”，先后任命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边区“清剿”正、副总指挥，调集第18军约7万名官兵“清剿”浙西南。粟裕大将曾在《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中描述：敌人的烧杀惨无人道，对我们的同志不仅是枪击和砍头，甚至把他们当众“开膛”，割了心肝去下酒。被捕杀和活埋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不计其数。挺进师与“清剿”之敌展开殊死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多年以后粟裕大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挺进师）为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洒下了最后一滴血。还有更多的，我不知道的无数的无名英雄。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英雄们，他们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我以为在三年游击战争中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烈士们，是夺取这些胜利的最光荣的功臣！”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挺进师的领导艺术、指挥才能以及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在浙江代代相传，深刻地影响着浙江人民。挺进师还为党培养了一批高级军事人才，如粟裕，陈铁军、张文碧等，他们成为新四军组建时期的骨干力量。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参考文献：

[1][2][4]刘英：《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节录）》，参见《刘英纪念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3]浙江省案馆：《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至1936年》，1989年。

[5]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党史（第一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6][7]浙江省案馆：《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一、第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8]《东南日报》，1935年4月30日。

[9]《东南日报》1935年4月6日。

[10]粟裕：《回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见《浙西南游击根据地》，中共丽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1995年，第121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浙南剿匪指挥部与粟裕部战斗详报》，摘自《中国现代政治史料汇编》第二集， 1959年，第四十册。

[12]《第十八军浙南剿匪经过概要》，1935年11月30日，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3]浙江省军区编：《浙南三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吴利明：《挺进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5]张敏卿：《红军挺进师与浙南游击根据地》，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

[16]龙跃：《坚持浙南十四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页。

[17]浙江省遂昌县史志办公室：《红军挺进师与遂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