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做中国公益慈善的先锋官和铺路石

谢舒

把公益的存量扩大《中国慈善家》：我国公益行业起步晚，发展也比较缓慢，但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包括科技都在迅速变化，结合整体环境，你认为中国公益行业当下的发展该如何去概括和描述？王兵：我把中国公益的发展分为4个时代。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之前是公益1.0时代，也叫农耕时代，处于一种寻找好项目、怎么能够把项目做好的阶段，基本上水平都不高。2004年以后开始公益2.0时代，就是工业时代，这时候的特征是做正确的事，并且把它做到极致。这个阶段有三个特征，一是可复制、可扩大，二是流程和过程可监控，三是结果导向。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其实就是“泰罗制”，无非就是在控制的情况下，怎么把它规模化、效率化、标准化。3.0时代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怎么用商业的思维思考问题，并且和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相结合，提高效率。4.0时代是数据智能时代，随着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整个的慈善生态也是一个移动互联网下的智能生态。坦率地说，做到现在，中国的公益行业也没全部完成从1.0到2.0时代的转变。《中国慈善家》：爱佑处于哪个阶段？王兵：爱佑目前处于3.0时代。《中国慈善家》：你对爱佑发展路径的战略规划是什么？王兵：我把爱佑的战略分为三个十年三个阶段。第一个十年我们要做一个受人尊敬和信赖的基金会，像洛克菲勒一样，前十年就要获得信任，我们的儿童医疗项目基本实现了这一点；第二个十年我们要做成一个平台基金会，像京东一样，把后台开放给合作伙伴，爱佑益+项目就是把我们的能力建设和资源开放给了其他公益组织，在这个平台上统一规划。第三个十年，我们要做一个生态基金会，在我们的生态里，捐赠需求和捐赠项目互相促进、进化发展、不断涌现，无需规划，慈善项目自动生成。《中国慈善家》：战略很清晰，有相对具体的层面么？王兵：三十年基本比较清晰了。我们也有项目和业务维度的具体规划，第一个是传统业务，就是儿童医疗的六大项目，这六大矩阵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儿童救助基金会了。第二个是战略业务，就是公益创投，我们从资助项目已经进化到资助组织了，爱佑益+已经有100家伙伴机构。第三个是创新业务，就是影响力投资，目前我们做了一家，今年还会继续做。第四个是种子业务，就是我们的大数据业务，我们要把整个基金会业务在线化、数据化，然后再通过算法做人群画像，形成智能。《中国慈善家》：对爱佑来说，要达成这一目标，主要困难和关键点是什么？ 王兵：核心的问题是人才到不到位，能不能落地执行。坦率地讲，基础的慈善（项目执行）对于我们来讲已经太Easy了，我们现在是挑战更多自己能做的，为行业做贡献，怎么把存量提高，怎么把增量引入到行业当中来，做平台和生态。《中国慈善家》：如何把存量提高，把增量引入行业？王兵：我们的第三个业务，影响力投资，实际上是从社会带进活水，把资源带到公益行业，把整个存量扩大。《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目前还有一些争议。王兵：核心问题就是社会效益和商业利润如何平衡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我升华了，我想得更清楚了，我觉得必须得高维度去做事情和考虑问题，行业不能格局小，要格局大，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构划结构，这个行业一直讲情怀没有用，我们要跳出原来的存量，我们要看增量，把资源做大做强。我1月份去扎克伯格基金会考察，它叫陈·扎克伯格慈善公司，都不叫基金会，他觉得基金会的模式不符合发展了，完全是公司制去操作。美国现在很少有那种传统基金会了，像硅谷的慈善行业都是直接从影响力投资做起，没有前两个业务（公益项目和公益创投），你还在做某一个具体的项目，人家觉得太Out了。爱佑是因为有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能力输出在堅实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不做传统资助项目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去给人家做传统的公益导师，做爱佑益+项目，你没有做过公益创投，不了解这块儿的话，也不可能做影响力投资。这是一步一步的。《中国慈善家》：爱佑益+实际上是提供资源的链接，有没有慈善行业外部的一些资源？王兵：外部的太多了，我就不说BAT了，BAT的资源链接就太多了。比如99公益日的时候，分众传媒的广告屏拿出来了，滴滴把主屏拿出来了，顺丰把所有的物流体系拿出来了，链家地产把所有的门店广告牌拿出来了，都配合爱佑去做慈善，这个力量太大了。薪资规定对行业打击非常大《中国慈善家》：在你看来，中国公益发展的核心问题有哪些？王兵：第一是公益人才极度缺乏；第二是行业的资源极度缺乏，比较封闭；第三是组织运作职业化的问题。《中国慈善家》：人才和资源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王兵：这个行业最缺的是资源和人才，为什么人才不愿意来？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慈善组织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不得超过当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作为一个从业者，我要呼吁一下，这是外界对慈善组织非常大的不理解和误解，对行业的打击非常大。为什么呢？如果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工资不能超过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他们甚至都没有钱租房，没有能力过有尊严的生活。我听说有很多慈善组织都没有给员工上五险一金，自己都不上五险一金、生活没有保障，凭什么去救助别人？大家没有工作的尊严，凭什么去给你努力工作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改，不然公益组织能怎么办？就靠给人家讲理想，讲情怀？但是你也不能要求人家饿着肚子去讲情怀啊。我还说一个，基金会筹钱都不容易，好不容易有一点咨询费收入、投资理财收入，还要收所得税，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钱一旦进入基金会以后就全是社会的，跟捐款人没有关系了，即使基金会做了投资，挣了钱，钱回来以后还是用作资助其他人，这些钱也收税，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像中国改革开放一样，如果不在制度红利上释放，在认知上提高的话，这个行业永远不可能有活力。《中国慈善家》：爱佑还缺人才和资源么？王兵：我们相对来讲，并不像小组织那么难，因为我们筹款能力相对较强，筹款额大，我们也可以直接（为管理费用）专项筹款。我呼吁这个东西，其实是为那些中小组织，他们没有那么多资源。很多人认为做慈善就应该是穷光蛋，爱佑为什么要单独为管理费筹款，把项目费用和管理费用分开？因为很早以前有人提出来，做慈善就应该坐火车、买站票，凭什么要坐二等座、一等座，还坐飞机？后来我们就说，哪怕我们自己难一点，也得把项目费用分开，捐款人的钱全部用作项目，我们为管理费专项筹款，我就让员工坐飞机，我就不能让他买站票，这样人家有尊严啊。在中国，你想想，多难啊，全社会的认知水平都得提高，包括咱们业内的，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个行业生态建设好。《中国慈善家》：做大了也就有了责任感。王兵：因为我们见到的弱小组织太多了，我们的业务变化以后，支持这么多民间草根组织，我真的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我们也是二十万起家，我们小的时候也很惨，我们知道弱小是怎么回事，谁都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所以得需要我们这种机构，你真得无偿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大做强。这样的话，把小河变成江河，变成大海，大家的余地才大。我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职责，不同的阶段也有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我在一年只有二十万筹款的时候，也没必要呼吁国家政策要给予更多工资，或者帮助支持业内发展，现在相对来讲财力大一些，我们做一些能为行业做贡献的事。我们支持行业领头机构，然后提出来我希望你（行业领头）再支持十家领域内的机构，这样的话，一百家就可以辐射一千家了。这就需要政府和其他行业的利益相关者一起配合来做这个事，这是挺关键的。需要我们先把路开出来《中国慈善家》：你曾经说中国不缺好的企业家，但是缺少好的慈善家。王兵：太缺了。《中国慈善家》：好的慈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王兵：我觉得肯定得有情怀，真正好的公益人才和领导者，都是首先有情怀，然后是责任，前瞻性，另外有商业的思维，要搭上科技的翅膀，缺一项都不行。另外，你还要做人生导师，得有耐心，有一个坚强的心脏。比如说做企业，我给你工资，给你股权激励，你干得好就好，干得不好我就炒掉你，这都很正常。但是在慈善组织，这东西可完全不一样，你看那些NGO，有那么好的情怀，有那么好的理想，你真的不忍打击他。我跟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就从来不说打击他们的话，都是鼓励，我怕话说多了，说重了以后，影响人家的理想，打击人家做公益的积极性。《中国慈善家》：你之前说做慈善比做企业起码难十倍，那么做慈善的收获，或者说成就感和做企业相比如何？王兵：我觉得主要在灵魂层面，其实在国外，大家并不看你有多少钱，而是特别敬重你做什么事，是不是对社会做出更有价值的事。在中国，我坦率地讲，我为什么要呼吁关注慈善机构管理费、从业人员工资包括所得税的问题，因为咱们的认知水平还没有到别人那个先进的层次，国外的遗产税，所得税，包括捐赠的文化等等，都是很好做慈善的。《中国慈善家》：中国公益慈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的空间相对狭窄。 王兵：中国都是捐现金，要捐房产、股票什么的还得交增值税，这不是把捐赠往外推吗？坦白说，我们这些人是先锋官，是铺路石，等到中国的慈善环境更好，我相信后面的人会比我们做得好得多，但是需要我们先锋官把路开出来，世上本没有路，是我们来开发路。对于我们来讲，怎么在不是最优的环境条件下，通过努力和资源配置，在中国这种特定的环境当中顽强地生长，在夹缝中生长，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只要把自己的项目做好就行了，这几年到国外看到一些不同的情况，我觉得除了自身努力以外，其实制度必须开放得更多一些才好。《中国慈善家》：还是管得太多？王兵：我觉得是有分配的。一个是经过市场竞争的再分配，二是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手段的再分配，第三是慈善组织的再分配。政府拿了大量资源，但是事实证明政府做慈善的效率不如民间组织高，所以政府把资源和包括免税的政策让渡给民间，让民间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组织把它实现，这个我觉得是政府和民间组织相辅相成的配合。我其实非常感谢政府，我们是中国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在北京注册的，后来国务院和民政部觉得我们做得好，让我们改为全国性基金会。我觉得政府已经比以前进步太大了，2004年以前，你个人想做一个基金会，根本做不了。现在《慈善法》出台以后，大家能做的东西多了，只要你有本事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好像在县里都能做基金会了，你再怪人家（政府）就不合适了。《中国慈善家》：爱佑其实也推动了一些政策的落实。王兵：主要我们在传统慈善领域，儿童医疗，爱佑做了这些项目之后，政府在心脏病和白血病方面推出了专项救助，推动最大的就是关于先心病四项国家捐助政策，这个在以前没有，每年几十亿，包括孤儿的很多政策也都有推动。新政出台之后，国家也开始管这些孩子，就像义务教学一样。我们做了公益创投以后，有很多政府购买服务跟我们配套，也有一些政府直接出资来支持机构，实际上都有我们的印记。我们现在希望，比如我们做的“创新公益领袖奖”，一百万找公益人才，能不能政府也跟进配比。还有，政府有很多公益创投的基金，我们做影响力投资以后，政府能不能成立影响力投资基金，跟我们一块儿配比去支持这些社会的商业企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