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乘船失釪喻”与“刻舟求剑”异同关系

摘 要：“乘船失釪喻”是《百喻经》中第十九喻，文本具有很强的故事典型性。“刻舟求剑”故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的《察今》篇，是《吕氏春秋》中很出名的一篇寓言故事。细读这两篇故事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同时也具有相异性。

关键词：“乘船失釪喻”；“刻舟求剑”；异同关系

作者简介：张恒（1991-），女，汉，河南信阳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2-0-02

“乘船失釪喻”是佛教譬喻经中的经典《百喻经》中的佛经故事，位于第十九喻，故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刻舟求剑”故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的《察今》篇，是《吕氏春秋》中很出名的一篇寓言故事，影响深远。细读这两篇故事文本，读者就会发现两个故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两者之间，既有很强的相似性也有相异性。

首先，是两个文本之间的相似性。相似性主要体现在总体的故事情节的相似性，讲述了一个愚人的娱乐性故事。

“乘船失釪喻”主要讲的是，一个人渡海乘船时把银釪掉到了水里，于是就在船上做了个记号，等到两个月到达师子诸国之后，却从做记号处下水去捞所失去的本釪，结果遭到时人的嘲笑。接着第十九喻的“乘船失釪喻”在从文本的“亦如外道，不修正行”[1]开始就是对于佛教相关义理的阐释。“刻舟求剑”故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的《察今》篇，在故事文本中主要讲的是，一个楚国的人渡江时，在船上把剑掉进了水里，于是迅速做了一个记号，最后却是“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2]。所以，从两个故事的整体叙事框架来看，讲述的故事都是，在船上丢失东西于水中，于是迅速作一个记号，最终在船离开原来的位置之后，却还从做记号的地方去入水寻找。可以说，除了具体的细节上的不同之外，在整体的故事情节来看，两个故事文本是具有惊人的相似度的。这种相似的故事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就和俄罗斯学者普洛普在《民间故事形态学》所总结的31个叙事功能项有共通性，都体现一种共用和共通的叙事框架。可以说，不论是《百喻经》的“乘船失釪喻”的故事，还是《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故事，都为以后与之相类似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功能性的叙事框架。在后来的时期，与这种做记号并在原来记号中寻东西的故事都脱离不了这种叙事框架。

同时，从“乘船失釪喻”和“刻舟求剑”的故事性质来看，它们都讲述的是一个愚人的故事，故事本身都有很强的娱乐性成分。无论是“乘船失釪喻”中那个失银釪的愚人，还是“刻舟求剑”里那个刻舟的楚人，都显得相当愚笨，具有很强的滑稽感和娱乐性。这两个故事的滑稽感和娱乐性，主要和《百喻经》和《吕氏春秋》这两部书本身的性质有关。《百喻经》作为佛教经典，其主要功用就是传达和传递佛教相关思想。《百喻经》在传达佛教教义的过程中，为了使其佛教教义为更多的人所接收，所以就需要用一种教众和平民百姓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进行解說佛教相关思想，从而采用以一种娱乐性的愚人笑话形式，来使教众和百姓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之下接受他们的传教与教化。在某种程度上，《百喻经》这种讲述教义的方式，就和敦煌文献中所呈现的变文俗讲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采用“愚人”这种滑稽的娱乐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以愚人为反面教材更好地从反面进行说理，从而使自己的宗教教义更加具有说服力。这也符合《百喻经》的另一个名字——“痴花鬘”，即愚人的集合。而“刻舟求剑”故事出现在《吕氏春秋》的《察今》一篇之中。通读《察今》篇的三则寓言故事，我们会发现，不论是“循表夜涉”和“引婴儿投江”还是“刻舟求剑”，都强调的是变通以及变法的相关思想。“循表夜涉”之中澭水暴涨却按原来的水的深度渡河之人，“引婴儿投江”之中的以父亲善于游泳却揣测婴儿也会游泳之人，以及“刻舟求剑”之中刻舟之人，这些在《察今》篇中的愚人，都是不知变通的呆板之人。联系《吕氏春秋》的写作背景，在公元前239年左右，为了使秦国强大，就必须推行秦国变法，所以就这种采用愚人的娱乐性寓言方式，更能够使百姓充分接受和理解变法重要性，从而改变百姓对于变法的狭隘思维。所以，通过了解《百喻经》和《吕氏春秋》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意图，我们就能够知道“乘船失釪喻”和“刻舟求剑”都有愚人故事和娱乐性，并且知道其中的原因所在及其目的所在。

其次，是两个文本之间的相异性。两个文本之间的相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故事的一些具体细节和小道具的不同之上。最大的相异性主要在于两个故事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方面的不同。

显然，我们知道，两个文本在总体情节上非常相似，但是，两个文本在小细节上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丢失的道具方面，在“乘船失釪喻”中是一个银釪，在“刻舟求剑”中是一个剑；再比如，就是寻找失去东西的时间，“乘船失釪喻”是到达师子诸国的两个月后，“刻舟求剑”就是船到岸了之后这个模糊时间；再比如，在“乘船失釪喻”中未指明是什么人，“刻舟求剑”则明确指出是楚人，等等。这些都是小细节方面的不同，但是细读文本，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小细节有时潜藏着的不同的文化符号信息。例如，“乘船失釪喻”中的“釪”这个道具明显就是化缘的工具，是佛家的象征符号，这就在内容上和《百喻经》作为佛经的性质是相符合的。再比如，在“乘船失釪喻”中未指明是什么人，但是在“刻舟求剑”中明确指出那个愚人就是楚人。如果仔细考虑一下那个时间段秦国和楚国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是楚人的原因。刘向《战国策序》：“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3]其实仔细考察历史，秦国和楚国是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关系的，并且关系处得不是很融洽。历史上著名的秦国“诅楚文”的出现，就是秦国和楚国恶交的例证。所以，就不难看出，作为秦国相国的吕不韦在主持修撰《吕氏春秋》时对于楚人的态度了。从这个小细节，我们不仅可以发掘出愚人就是楚人的原因，同时也对当时的历史现实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再例如，寻找失去东西的时间不同。我们知道佛家用语之中，一旦涉及到数字问题就会相当精确，从来不是虚指，例如四谛、五戒、八正道等相关的佛学用语都是确切地指代具体的内涵。所以，从“乘船失釪喻”中对于到达时间两个月的确指，我们也能对佛教关于数字用词有进一步的认识。通过阅读两个故事之间的一些小细节的不同之处，我们就对不同的文化符号信息有一个深入理解。

上面所讲述的，只是从两个故事文本的小细节和小道具方面来看两个文本的相异之处，其实，两个文本最大的相异性主要在于两个故事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方面的不同。

“乘船失釪喻”出自于《百喻经》，百喻经是一部佛教譬喻经，它是古印度的僧伽斯那从《修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录出来的，后来的求那毗地是其汉译作者。从整个《百喻经》来看，作为佛经，它都是以弘扬佛经教义为意图的，所以其思想内涵则是以佛教思想为主体。例如，在第十九喻中，在讲完譬喻故事之后，“乘船失釪喻”就开始重申其宗教教义和宗教思想，原文这样写道：“亦如外道不修正行，相似善中橫计苦困，以求解脱。犹如愚人失釪于彼而于此觅。”[4]在这一小节后续话语中，可以看到对于佛教正行的宗教维护，以及对于困苦于佛教以外的外道的批判和鞭挞，这些都是对于佛教思想的传播和维护的例证。并且，在整个《百喻经》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主体的宗教倾向上，整部《百喻经》都是弘扬大乘佛教并且批判小乘佛教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百喻经》的第十九喻“乘船失釪喻”中也能得到证明。相对于小乘佛教的自我的解脱而言，大乘佛教讲究的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以到达净土的宗教追求。在第十九喻中的“相似善中橫计苦困，以求解脱”就是对于只是求自我解脱而没有其他更加宏大的宗教追求的强烈批判，是对小乘佛教狹隘地只求自我解脱的纠正，由此可见《百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赞同态度。从以上的这些分析，我们都能看到以“乘船失釪喻”为代表的《百喻经》是有很浓厚的佛教思想，这也是其思想内涵的本质所在。

然而，“刻舟求剑”文本故事出自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同时在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称《吕氏春秋》的特点是“兼儒墨、合明法”[5]，且将其列为杂家。可见，《吕氏春秋》一书的思想是非常丰富和驳杂的。就具体“刻舟求剑”的文本故事来说，“刻舟求剑”故事与《察今》篇的其他“循表夜涉”和“引婴儿投江”这两篇故事，都体现出对于不变通死板的愚人的嘲弄，体现对于通变的变法精神的追求和赞扬。同时，在“刻舟求剑”文本故事中并不仅仅是对于通变的法的精神的赞扬。同时，在对通变精神的赞扬之中，又体现出一种“法天地”的道家自然精神思想。因为，从某种程度来说，通变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就是一种“法天地”，就是一种对于自然规律的顺应，就像《周易》中所讲到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6]这种状态一样。所以，尽管《吕氏春秋》一书思想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单独就“刻舟求剑”这一个故事文本而言，这个文本其实主要体现的思想内涵是一种从道与法的和谐统一的良好状态。这也是“刻舟求剑”文本思想内涵之所在。

所以，从“乘船失釪喻”和“刻舟求剑”所要表达的具体思想方面，它们是不同的。“乘船失釪喻”侧重于对佛家思想的传播，而《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文本故事侧重于传递一种道法的和谐统一思想。这也是两个故事文本之间最大的相异之处。

综上所述，在本篇文章中，主要讨论的是《百喻经》中第十九喻“乘船失釪喻”与《吕氏春秋》的《察今》的“刻舟求剑”故事的异同关系以及两个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通过对“乘船失釪喻”和“刻舟求剑”两个故事文本的分析，我们对于它们之间的异同关系，也有了更进一步地了解。

注释：

[1]王孺童.《百喻经释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93页.

[3]转引自：张正明.《秦与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4]王孺童.《百喻经释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5]（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0卷1742页.

[6]金景芳.《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辽海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参考文献：

[1]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王孺童.《百喻经释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4]王长民.《<吕氏春秋>的成书与整理及原始宗教信仰研究》.2005年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