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一只马蜂》

2017-05-18 13:12闫银花
青年文学家 2017年11期
关键词:社会性喜剧

摘 要:丁西林先生是“五四”以来致力于喜剧创作的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其作品非常富有特色。《一只马蜂》作为丁西林先生的第一部作品,无论从结构、情节地安排还是语言地运用,都极具代表性。本文以《一只马蜂》为例,来解读丁西林先生喜剧蕴含的深层社会性。

关键词:《一只马蜂》;喜剧;社会性

作者简介:闫银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2

梅瑞狄斯曾经说过,喜剧的生命在于思想之中,优秀的喜剧应该用笑来点燃头脑,激发人们的思想是喜剧的任务。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构成了丁西林前期喜剧的基本母题,相互之间的理解、同情和爱存在于前期的全部作品之中,共同歌咏一个关于理想人性的神话。这一母题同样渗透到了《一只马蜂》中。

《一只马蜂》是丁西林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于1923年创作完成,用白话文创作,代表了他在参加新旧思想、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大论战期间基本立场。即彻底推翻那些攻击“白话文不是文学作品”的封建言论。从白话文改革的角度来看,不可忽视丁西林先生对我国语言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只马蜂》的结构和语言是非常有特色的。结构非常精巧、严密。剧中人物虽然仅仅只有三个,线索也比较单一,故事情节简单,喜剧冲突也呈现地比较轻松,但情节变化多端,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只马蜂》开篇是吉老太太与吉先生母子二人因写信进行的一席谈话。这场看似平静如水的谈话,内容却异常丰富,为下文人物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埋下了伏笔:不但介绍了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而且不断推动着戏剧走向主题。在余小姐送过照片之后,吉老太太便跟她做媒,想将余小姐介绍给自己侄子。给吉先生与余小姐的恋爱设置了障碍,在他们中间又多了一个第三者,爱情面临着考验,矛盾开始不断地激化。吉先生直接询问余小姐,惹急了余小姐,她起身欲走,这就把矛盾推到了极端,造成了似乎难以打开的僵局,戏剧达到逻辑高潮。丁西林是善于制造僵局并且巧妙地翻转僵局的能手,他马上让吉先生转换方法,说自己不愿结婚,并要求余陪他不要结婚,以此表达爱情,余小姐答应后又说“我的父母不愿意我嫁给医生”,使吉先生的疑虑涣然冰释,冲突化解。而吉先生说他与余小姐是天生的说谎一对,喜剧达到感情高潮。紧接着,作者又运用“神来之笔”:吉先生突然拥抱余小姐,当吉老太太与仆人进屋时,余小姐机智地挽救了尴尬的局面,出乎意料地答“喔,一只马蜂”,不仅使喜剧收尾如同豹尾一样有力,而且达到了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

语言体现了他独特的喜剧风格,寓轻松有趣于意味深长之中,让人在享受中体会余音袅袅的深意。丁西林显然受了英国幽默喜剧的影响,吉先生和余小姐的一连串的谎言与反语,都闪烁着智者的光辉,矛盾含蓄没有一丝激进的味道,让人在含情脉脉中领悟其中的意蕴与深意。

一、“新”与“旧”的交锋

(一)温情脉脉地呈现矛盾。

本文紧紧围绕自由恋爱如何战胜包办婚姻这条主线,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寓教于乐。对于接受过“五四”新思想的吉先生和余小姐,希望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但在当时的社会中生存的他们并没有完全走出封建桎梏,人们也并没有完全接受新思想,男女不容易轻易接触,更谈不上吐露真情,因此将“病”作为借口,以便相互接近,用反话和谎话委婉地吐露心声。心口的不相符合造就了他们喜剧的性格,同时也增强了喜剧的效果。

(二)三人皆是新旧社会交替的产物,但各有其特点。

剧中人吉先生、余小姐代表新思想,吉老太太则是旧思想的代表,但两种思想的代表们都各自“化了妆”。旧的老太太在新的余小姐面前假装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新人”,新的余小姐在旧的老太太面前假装受过旧思想的“旧人”,而吉先生则是一面借旧的口吻斥着“新”,说新时代的女性几千年没有说过话,现在拿起笔来说来写,写来写去,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一面又站在新的立场“讽”着旧,说吉老太太是“贤妻良母”等等。这样,剧中人自身的可笑之处就自然而然地一览无余了,充满了喜剧色彩。

一向以“开明者”自居的吉老太太,不愿意接受“贤妻良母”这个带着旧社会腐朽色彩的稱赞。同时,急于给自己儿子找媳妇,而对余小姐也非常满意,只是不好意思包办儿子的婚姻,于是拿侄子来刺激儿子,将侄子作为“催化剂”,从而对青年的个性解放进行探索,其“说谎”是其交流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问题就在这里显现了出来。

作为新青年形象的吉先生和余小姐,对新思想怀着困顿、迟疑、怯懦的思想,不像《伤逝》里的子君与涓生,那种完全的新青年,冲破封建势力的层层阻碍,追求婚姻自主那样勇敢与坚决。当老太太想将余小姐介绍给自己侄子的时候,余小姐思索一会,说自己是年轻人一点经验没有,什么事都全靠年纪大一点的人指点,然后问老太太的意见,最后决定写封信给父母,听听父母的想法。这些行为都显示出余小姐内心不能确定吉先生是否爱自己的踟蹰与彷徨。而吉先生几次吃糖的表现以及对母亲与余小姐的对话,试探与在意,全都隐含其中。让人暗暗发笑,窥探着年轻人不安骚动的内心世界。

上一代与下一代自身所拥有的新旧观念与行动,都是推动喜剧向前发展的助推剂。

二、恋爱的价值与意义

“婚姻”大于“恋爱”的否定,在《一只马蜂》中也得到了体现。吉先生要求余小姐陪他不要结婚,与《诗经·卫风·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媒”,买丝是假,接近女子是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就是年轻人之间享受这种为了接近心爱的人而说谎的心理,是年轻人之间暧昧的一种表达方式。同时也是想要恋爱,肯定恋爱的价值指向,从而颠覆了平常的“婚姻”比“恋爱”重要的看法。“恋爱”与“婚姻”,其实是“审美”与“功利”的对立,“恋爱”不受契约的约束,不用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相反,“婚姻”则意味着一定的约束,要相应地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丁西林先生在那样的年代已经大胆地对婚姻提出质疑,要余小姐陪吉先生不结婚,可见其思想的前卫与超前。

三、反讽

人物表里不一,这一点在吉老太太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来就着急于儿子婚事,况且自己对余小姐又十分满意,原本可以直接给儿子做媒的,但碍于一向以“开明者”自居的身份,不愿别人称自己老思想,不愿给自己戴上“包办婚姻实施者”的帽子。于是就给侄子做媒,其实,侄子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吉老太太只是借给侄子说媒来试探吉先生,所以当余小姐让吉先生给家里人写信时,吉先生提出了疑问,而吉老太太却显得异常冷静,说余小姐写信问父母意见是大家闺秀的做法。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吉老太太心口不一的一面,相应的,作者对吉老太太的行动给予了一定的反讽。

四、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吉先生说,以前的婚姻是父母专制,现在的婚姻是朋友专制,想结婚就得靠朋友帮忙。可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异常复杂,很明显这种思想受到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影响。社会问题剧是易卜生开创的一种戏剧类型,它直接反应当下的生活现实本身,提出生活中众多问题,并在剧情的不断升温中展开讨论,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易卜生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关注社会。因此在《一只马蜂》中塑造了具有现实主义情怀,追求个性解放的吉先生与余小姐的形象。就是体现了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下的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状况。这一思想与鲁迅的小说《伤逝》中,通过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婚姻及悲剧的描写,揭示了离开社会改革,追求个人幸福是很难实现的这一道理十分相似。

丁西林也曾说过,闹剧是感性的,喜剧是理性的;闹剧是有声有色,而喜剧则是有味;喜剧和闹剧都能使人发笑,但闹剧的笑是哄堂大笑,喜剧的笑则是含情脉脉的微笑。《一只马蜂》正是这样,于含情脉脉中对社会问题给予了关注。

《一只马烽》以其独特的幽默喜剧手法丰富了“五四”以来话剧创作的成果。它不仅呈现了丁西林先生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而且显现了他的喜剧才能。其重要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丁西林.一只马蜂及其他.独幕喜剧[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张芳彦.丁西林的《一只马蜂》[J].咸宁师专学报,1984.

[3]孔慶东.试论丁西林剧作的唯美倾向[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

[4]朱正红.丁西林独幕喜剧倾向性管窥[J].广东社会科学,1993.

[5]王书仙.论丁西林独幕喜剧性的艺术表现[J].新世纪剧坛,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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