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启蒙老师

谢玉堂

2000年10月28日，82岁母亲的那颗醇厚、朴实、善良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母亲没有给我留下什么贵重的物质遗产，而是两手空空地走了；母亲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庄重遗语，而是悄悄地走了；但母亲给我留下的精神遗产却是那样的丰厚、贵重，永远深深地影响感染着我……

母亲出生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的1918年，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村家庭。姊妹四人加上我舅舅，全靠外祖父辛辛苦苦挣钱买来的几亩山坡薄地养活。母亲8岁时，家里实在养活不起这么多孩子，外祖父以给姐姐作伴的名义把我母亲送到大姨家去了。

大姨家所在的村子坐落在高山丘陵顶上，土质差，又干旱，种庄稼主要靠老天恩赐雨水。虽然大姨夫靠做花边贸易家境还过得去，但在那个战乱的岁月，天灾人祸并没有给这个贫苦的山村半点宽容。

我刚懂事时，母亲经常给我讲，大姨家所在的那个村子因为霍乱病一下子死了多少人，生麻疹一下子死了多少孩子，绑票的杀了多少人，抽大烟的毁了多少家庭，国民党地方军阀蔡晋康的三团怎样横行霸道、滥杀无辜。这些耳闻的故事听起来很可怕，以至我晚上常常不敢到街上玩耍。但我听得津津有味，可以说我是听着母亲讲这些真实的故事长大的。

长大了我慢慢明白，母亲虽然是在讲故事，但这些故事不是最好的阶级教育课吗？母亲使我从小就知道了旧社会的黑暗，是我爱党爱社会主义制度的启蒙老师。

1942年至1943年，母亲曾随着父亲到大连打工，亲身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恐怖，多次讲到日本兵怎样用刺刀杀中国人；晚上不敢点灯，防止飞机轰炸；日本鬼子怎样在大街上公开抓妇女，亲眼目睹日本兵怎样到柜台上抢东西。

我的哥哥是母亲生的第一个宝贝，在大连不到半岁就夭折了，父亲和母亲当时极伤心。在大连实在呆不下去，父亲和母亲决定回老家，没想到的是，身上带的数量不多的打工钱，在大连港口就全被日本兵和伪警搜了去。等父亲好不容易托朋友坐上船到了烟台，身上已经一文钱也没有了，父亲和母亲从烟台沿途讨饭跋涉山路一百多里才回到家。

两手空空回来，少不了遭遇大家庭的冷视和嘲讽。母亲每逢给我讲起这件事，总是带着内疚和不平。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可以想象，这一百多里的山区羊肠路，对母亲来讲是多大的折磨、摧残。

1947年8月，国民党第八军重点进攻山东革命根据地，母亲协助当时担任农会主席的父亲做群众的转移工作，自己家的东西没有来得及转移而匆匆藏到北山的地瓜窖子里，结果被盗贼全偷走了，包括母亲结婚时大姨陪妆的衣被和母亲织花边挣来的积蓄。这是母亲在大姨家从8岁到22岁14年积攒的心血（也包括大姨的馈赠），就这样一下子全没了，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母亲伤心极了，每每提及此事，她就痛骂国民党反动派，一直到她的老年。

母亲经受的苦难，铸就了她一生对旧社会的无比憎恨，和对新社会的无限热爱。她从心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

我刚记事的时候，家里就挂着毛主席身穿蓝色中山服的伟人像，我12岁时，母亲又买了一张毛主席身穿黄色军装的伟人像挂在墙上。1965年，母亲把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袖的画像买齐，在西房间挂了整整一墙。

这些看起来非常平凡的小事，充分体现了她对党的领袖的无限热爱。她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确实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那样热爱自己伟大的领袖。

1989年我任牟平县委书记时，托人买了一套马、恩、列、斯、毛、刘、周、朱等革命导师的丝绸挂像带回老家，母亲不仅非常熟悉地叫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名字，略一思索后，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名字都叫了出来。这些导师和领袖的挂像在我老家一直挂到现在。

如果说这是我对伟大导师发自内心的崇敬的话，那更确切地说，也是我对母亲这种高尚政治品质的怀念和纪念。母亲不止一次地当面给我讲：“这辈子你不管忘了谁，你忘了我也可以，但你不能忘记毛主席，忘记党。”这句朴素而鲜明的教诲，影响了我整整一生，激励着我在党的怀抱里一直勇往直前。

我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1941年，许世友和林浩领导的抗日队伍打开栖霞牙山以后，我的两个伯伯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我小姑母入党时才16岁，是我村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那時我村处在解放区和敌占区之间，大伯父担任过村农会主任，因敌人的追捕而离开家乡去参加了八路军。二伯父也是农会主任，1945年带领一个班的青年入了伍。小姑母是妇救会（妇联的前身）主任，天天在外面忙，晚上有时很晚才回来。爷爷和奶奶不知道小姑母在外干什么，小姑母严守党的秘密，不肯说，经常遭到爷爷的责打。母亲虽然也不知道小姑母是共产党员，但她从小姑母的行动中觉察出她是在做一些好的事情，绝不是在外乱来，就理直气壮地上前用身体保护她，劝说爷爷。

有一次，小姑母被爷爷锁在屋里，母亲就偷偷从门缝给她送饭吃。小姑母从门缝递出一张纸来，让母亲送到一个姓于的收条人手里。送到后，收条人让母亲无论如何要把小姑母放出来。在封建礼教的家庭，儿媳是不敢冒犯公爹的，可母亲还是冒着风险把小姑母放了出来。爷爷傍晚下地回来听说了这件事，严厉斥责母亲，母亲连气带吓，一天没有吃饭。

那时，党组织在我区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父亲任合作社主任，常不在家，小姑母晚上开会回来晚了就和母亲待在一起。母亲都偷偷地给小姑母留着吃的，早晨再悄悄开门把小姑母放出去工作。有一次爷爷又把小姑母关在家里，小姑母在屋里急哭了。母亲以找东西为由，开开门把小姑母放了出来，爷爷知道后对母亲又是一顿严厉斥责。

母亲就这样在家庭中掩护着小姑母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本来母亲过门后凭着她的聪明才智和贤惠，很得爷爷奶奶的喜爱，但自从和小姑母扭在一起后，爷爷奶奶对母亲的印象倒退了好几步。

1946年，我刚出生不久，我们家就分家了，小姑母随后也出嫁了。直到出嫁时，爷爷奶奶和母亲都不知道小姑母是共产党员。与我小姑母一块入党的另外两个女党员，1944年参加了胶东兵工厂（现在的济南第一机床厂）工作，解放后成了我党的高级干部，而我那才貌双全的小姑母一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党员。

1949年党组织公开时，我村党组织在南山用铁质话筒一个一个公布党员的名字，当爷爷听到他六个孩子已有四个是共产党员时（我叔叔在1952年也入了党），一屁股坐在猪圈墙上，不知是高兴还是悔恨，流下了一长串泪。事后，奶奶跟我母亲说：“老东西（指爷爷）后悔啦，当初给你和你小妹（指小姑母）那么多的气吃，冤枉死你们两个了……”说完泣不成声，母亲也一阵心酸哭了起来，婆媳俩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1947年，父亲加入党组织，任村农会主任，还兼着栖东县（在今栖霞市，1953年7月撤销，并入栖霞县）工人合作社主任的职务。那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到我们家乡，父亲白天忙着扩军支前、组织群众转移、民兵训练，晚上到合作社工作整整一夜。妹妹那时也出生了，家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全压在了无怨无悔的母亲身上。

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的南屋每天都有成群的人进来出去，很多人还抱过我。区里来的负责人吃住几乎全在我家。麦子吃完了，姥姥送来一袋，母亲把我和妹妹送到奶奶的炕上，自己抱着磨棍推着上百斤的石磨一推就是一下午。推完磨，扛着盛面的纸缸子回家，母亲又饿又累，一阵眩晕，一纸缸刚推好的白面全扣在了大街的石缝里，母亲左腿跌得一片紫青，终于病倒了。在这种时候，母亲又把姥姥请来照料我们，义无反顾地继续支持父亲的工作。

1946年和1947年，父亲被县政府分别记三等功和二等功，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的奖状，县长林青和代县长战车的大印方方正正地嵌印在两个奖状上。我想，父亲的功劳状上，实实在在有母亲的一半。

母亲和千千万万从旧中国走出来的农村妇女一样，对毛主席有着无限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她带头参加；毛主席号召办人民公社，她积极响应；她不识字，但在1960年代中期那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时代，母亲竟能背上十几条毛主席语录；1966年夏天，党支部动员近50岁的母亲把发髻剪掉留半发，带领留着封建社会遗痕的小脚老人到台上歌唱《东方红》，母亲从来没学过歌，没学过舞，更没跳过舞，但母亲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几天的排练，母亲带领二十几位老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东方红》。欢腾的群众中，几乎每个人都看到，母親含着泪两次用衣襟擦眼睛。后来，母亲对我讲：“我大半辈子找不到机会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情，这次让我上台使劲唱，就等于我向毛主席献了爱心，心里舒坦多了。”

这是母亲的心声：这是她那颗高尚红心的表达！

1970年，弟弟高中毕业后，我和母亲几次商谈弟弟的去向。我的意见是，因为弟弟在校时是班团支部书记、优等生，有机会让他到工农兵大学去。母亲不同意，她坚持让弟弟当兵。她说，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有一个保卫国家的，你现在不能当兵了，我叫你弟弟去当兵，这样我才放心。

1971年正赶上“9.11”林彪叛逃事件，1972年国家没有征兵任务，这时我再次建议让弟弟上工农兵大学，母亲还是坚持让弟弟当兵。1973年1月，弟弟终于当兵了。他既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军队的培养，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从一个普通士兵到今天进步成一个师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