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路：“道路自信”的心态和定力

摘 要：对“当代中国路”的“道路自信”，需要主体面临风云变？幻具有良好的心态和坚毅的定力，以信心的心契、初心的心志、常心的心境、决心的心力，求得主体依据客观趋势？形成从个体到群体的齐心协力、自觉自为，使“道路自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关键词：当代中国路；道路自信；心态；定力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1-0006-05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1.02

肖君和先生在《中国路论纲》中講道：“中国路的时代性在当今时代的反映，就是当代中国路的出现。当代中囯路不是别的什么路，而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本文拟从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出发研究“当代中国路”，阐发“道路自信”的心态与定力，以信心的心契、初心的心志、常心的心境、决心的心力，求得主体依据客观趋势形成从个体到群体的齐心协力、自觉自为，使“道路自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党中央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是相互联系的“四位一体”的整体。其中，“道路”指的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路（亦即“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2]、国家制度与发展模式相交融以及内政与外交相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文件对当代中国路有了明确的战略部署，理论工作者也对“道路自信”的内容构筑、理据论证和意义阐释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宣讲，如郑必坚的《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新道路》[3]、李君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4]、朱俊峰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5]、辛向阳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6]等。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路虽说在宏观历史的视野中是阳光大道般的通途，但具体的跋涉同样伴随着一路的坎坷荆棘。因此，对当代中国路的“道路自信”，需要跋涉者主体的心态调适和定力坚守，这是开拓创新、攻难克险的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享誉世界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总结自己之所以能够写作出《大趋势》等名著时，认为“心态”起了极大的作用，“不同的心态则会促使人们得出不同的结论”[7]，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定见”的概念，表明“心态”及其“定见”在预判未来历史趋势中的重要性。

一、信心：“道路自信”需从心出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底视察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鼓励村民所引用的俗语“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道路自信”也需要从“心”出发。“信”就是“信心”，自信就是行为主体实现目标的心契，信心是达到目的的主体因素和必要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信心的作用。一部《周易》能测阴阳、断成败、定祸福，其奥妙就在于博求使人心信从而“心想事成”的大概率，周易预测学、决策学固然包含了对客观条件的预判，本质上乃是“心”易学。它说明了，人们在应对事态做出决策时，尤其是对于变幻莫测的势态以及令人迟疑难决之事，往往是有信心者更能够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赢得成功的大概率。因此，泛指的中国心学传统，不仅是局限于心性道德的与理学相对应的心学（如陆王心学），也包括重视主体能动作用的研究心性道德之外的客观外界事物的各种学说，如以研判事物发展变化为对象的周易预测学、以人的身体保健为目标的道教内丹学和以大彻大悟的般若智慧为境界的佛教禅修等。它们的共同点是皆从“心”出发，如果说它们均属泛指的心学的话，那它们亦可称为心易学、心丹学和心禅学。尽管它们皆未以“心”名学，“心”实在是其不传之秘。

对当代中国路的“道路自信”，不存在任何玄学和宗教的神秘主义。但需认识到，其“自信”根源于“心”，是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自信”是“心”的“信”，这种“信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性基础之上。习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國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8]上述对当代中国路内容构筑、理据论证和意义阐释的文件、著述，已有详细论说，兹不赘述。这里要研讨的是，“道路自信”的“信”是否出自于“心”，以及出自怎样的“心”。如果不是在“心”上认可当代中国路，怎么可能悉心呵护、倾心投入当代中国路？怎能生发走当代中国路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一些人的“道路自信”挂在嘴上，但他的心中是不信的，至多是半信半疑；一些人则是受官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云亦云，没有将国家战略、民族意识转化成个体的“心”的“自信”；一些人虽有“心”之“信”，却完全出于民族主义情感，而没有落实于科学理性。这些都是对待“道路自信”问题上的不良心态。其中，将信将疑者尤其是口是心非者的性质与不信者相同，甚至危害更为严重。尤其是在党员干部中，这些人基本上不仅立场摇摆不定，而且是党内的蛀虫或党的领导核心的离异力量，必将造成党、国家和人民事业的极大危险，对之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施之以党纪国法。而那些将信心停留于民族情感或保持一致的心态，对普通群众来说无可厚非，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则应有更高的要求，这些都需加以引导和教育，使之将信心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因为没有科学理性的信心只是盲目的自信，经不住风吹雨打。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特别提出了“政治定力”[8]的问题。有无“定力”，是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人是否成熟和强大的重要标志。对待“道路自信”方面的不良心态，直接影响到“政治定力”。例如，一遇到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挫折，就泄气、怀疑甚至被更弦易辙的思潮牵着鼻子转向；一出现外国对中国的不友好事件，就上街、烧车、砸玻璃，按捺不住“愤青”情绪，难以采取正确的方式表达诉求。可见，如果不将“信”落实到“心”上，不将“道路自信”的信心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政治定力”就缺乏保障。

“道路自信”与其他国家对当代中国路取得成功的“他信”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信”和“他信”就是互建心契。正如2016年10月16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发表的《坚定信心，共谋发展》讲话中所提倡的要把当代中国路与其他国家的发展形成“共同体”。只有让他国在“心”中认可了这个共同体，追求共同发展的可能性，认识到当代中国路不是像西方国家崛起时那样把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对别国的殖民、掠夺、吸血的基础之上，而是和平发展，互惠互利，这个共同体才能建成。尽管“中国威胁论”伴随着当代中国路的提出和成功必然出现，今后还会冒出形形色色的论调，我们仍要注重从“心”上建立起“自信”与“他信”桥梁，达臻心契，才能优化当代中国路的国际环境。

二、初心：“道路自信”需志向远大

怎样形成走当代中国路的良好心态和定力？从“心”的角度看，基础的工作是夯实走当代中国路的“初心”。这对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都是重要的，尤其是对党员和党政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8]“初心”之所以具有基础的地位，是因为“初心”即理念信念、人生之志。習总书记引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之语，以及“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说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8]。心志的重要性从古至今受到人们重视，许多仁人志士和杰出人物为我们做出了榜样。“立志”对青年尤为重要，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提出了“扣子”说，与“初心”说道理相通，无论是“初心”说还是“扣子”说，讲的都是立志。简单地说，“扣子”说是“初心”说的通俗解释，“初心”说是“扣子”说的理论升华。习总书记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9]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初心”就是理想信念、党性本色，就是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习总书记多次提及“不忘初心”，除了对青年人讲，大多数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讲的。一些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与党性的要求相去甚远、背道而驰，从“道路自信”的角度来分析，重要的原因在于理想信念的基础不稳固，立场不坚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许多人入党时第一个纽扣就扣错了，没有了夺取政权时的血雨腥风、流血牺牲，有的是权力、金钱的诱惑，这就极容易导致在入党动机上的不纯洁，其“初心”本来就是“入党做官论”；或者“初心”虽然纯洁高尚，入党后党性修养的缺失使其逐渐丧失“初心”，因利“夺志”，把升官发财当作“成功”的标准和追求，在走当代中国路的征程中半途而废。习近平同志提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青年和党员干部在本上立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党的理想信念，扣好党性的第一粒扣子。同时，也是要求不管党龄有多长、资格有多老、职务有多高的党员，都应当不断地培植、校准、磨砺和升华其“初心”，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道路自信”的路上不走歪路，永不止步。只有这样，党员干部的心志才能坚守“道路自信”的“道德至高点”和“政治定力”。

志向定方向。“不忘初心”不仅有利于青年和党员干部个人作为行为主体形成走当代中国路的良好心志和定力，也能夠通过每个个体的探索和实践，不断校验我们所走的当代中国路是否与“初心”相符，是否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有机结合，从而形成群体合力，使个体和群体脚下的路皆不走歪。任何只偏重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心态不端和定力摇摆，都容易发生极左或极右的对“初心”的偏误。当然，当代中国路不是现成的，需要实践的不断探索，也容许一定的失误，但大方向和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应当不断地以“初心”的心志矫正方向，当代中国路就不至于大相径庭、南辕北辙。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无论政策还是行为，最终要看是否有利于民富国强、中华振兴。如果让老百姓痛心失望，走那样的路乃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欺骗和背叛。即便是“改革”，也要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的动力，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三、常心：“道路自信”需闲庭信步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0]因此，“平常心态”是我们应对经济新常态、确立发展新方位的心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8]

首先，我们要有掌控“经济新常态”的战略心境。中国虽然经济总量增长较快，不久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还相当低。外汇储备虽然很多，但中国商品、高科技甚至粮油进出口的大份额都是外资，石油、矿石、CPU、高端发动机、精密机床等重要资源、设备和高新技术主要靠进口。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不平衡，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以及率先富裕的阶层与相对贫困的阶层差距较大。经济发展的模式一定程度上房地产绑架了实体经济，部门垄断限制市场竞争，出现了资产泡沫、命脉私利、税赋较重、管理多头、监督虚置的现象，以及长时期的“三高”（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造成了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加上土地老本和人口红利的衰减、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出现的竞争力下降，如此等等，充分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重重险阻，经济发展速度的指标一降再降，L型成为“经济新常态”。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和深化政治改革的期待，以及对于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主人翁”意识的提高，使得人们对当代“中国路”的性质和内涵的反思更为深刻且与日俱增，这些都使“常态”与“反常”的变数加大，切勿高枕无忧，更不可盲目自大，否则将酿成严重的后果。然而我们应当采取“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传统方法，首先在“心”上达到“平常心”的战略境界，善于在“新常态”下以“心常态”来掌控全局，把握当今，驾驭未来。

其次，我们要有应对国际复杂局势的战略心境。中国现阶段的所谓“崛起”仅是经济领域的一定成就，还不是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的全面领先。《国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仍然时刻提醒我们，面对着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出现严重挫折和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在国家安全方面，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沆瀣一气，经常制造事端，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一定要“居安思危”。西方国家对我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息，所谓“东突”“藏独”甚至“港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更是利用“台独”阻滞当代中国路的成功进程。美国虽然一方面“反恐”，另一方面却允许对别国的恐怖势力的存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国外首脑政要的更替，所谓“鹰派”、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新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势力上台执政，使得国际不安全的因素加大，世界和平存在极大的危险。面对日益复杂恶劣的国际局势，需要我们以“平常心”来应对国际风云的“新常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具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和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战无不胜”的亮剑胜心，做好充分缜密的军事斗争准备，才有可能在战术上灵活应对，主动出击，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我们要有“负责任的大国”的战略心境。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中国应当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呼声，有的是正面的冀望，有的则是别有用心，类似于鲁迅先生揭露的“捧杀”。中国走和平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应当积极面对“大国地位”，审慎地担当“负责任的大国”[11]。做好“负责任的大国”，也需要“平常心”的心境，要从正面理解和多做努力，防止别有用心的“捧杀”。中国的“大国地位”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之而来的显然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因此，中国所谓“负责任的大国”的“平常心”，首要的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不要被“大国”的地位弄得飘飘然而丧失定力。对待国际事务，应当实行“王道”，主持正义，反对各种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对待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仍然要坚持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既要善于寻找和构筑利益“共同体”，更要“以直报怨”，以理服人，坚持原则，浩然正气，直道而行，不用主权做交换，不用利益媚他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种“平常心”的心境，是大国之“仁”与大国之“威”的统一，是“负责任的大国”应有的气魄和定力。

四、决心：“道路自信”需坚毅攀登

决心就是定力，定力就是心力。青年毛泽东曾经写过《心之力》的短文，阐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在清末民初那个时代属于启蒙思潮的核心观点。决心与信心、初心和常心是相应的，信心是心契，初心是心志，常心是心境，决心是心力。当代“中国路”的远大志向，要靠一步步的坚毅攀登，这就需要在“平常心”的战略心境基础上，以坚毅的心力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具体的路。

中国正是这样做的。历史上大国的崛起走的都是“霸道”之路，中国却宣告“和平发展”，它改变了有史以来特别是前两个世纪以来大国崛起的老路，开创了大国崛起的新模式，并为整个人类的和平发展带来福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为了遏制中国，搞了所谓第一岛链、第几岛链，中国则以“一带一路”迂回突围，又以发展蓝色海军走向远洋。美国操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并一度鼓动一些国家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即所谓“经济北约”，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中国则积极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成为继提出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之后，中国试图入主国际金融体系的又一举措。当中国经济出现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历程中略微下行曲线的“新常态”，就坚持深化改革，遵循习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实践，使中国抵御世界经济低迷的颓势，始终成为带动世界前进的“发动机”。对于西方国家利用香港、台湾、南海等问题搞乱中国，中国也积极应对，尤其是两岸对峙预测将会在“两个一百年”期间将会得到解决，因为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12]。如此等等，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正以“世上无难事，只要敢攀登”的苦干巧干、脚踏实地的智慧和毅力，一步一步地将当代中国路推向前进。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政治民主的问题。许多人总是把民主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殊不知民主也有不同的模式。当代中国路无疑包含了中国式民主的特色，堅持走当代中国路就必须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定力。当代中国路的中国特色政治民主结构为社会主义本质、中国传统民主精华和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有益因素的有机结合。从具体制度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协商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例，它与西方议会有着本质区别，人大与“一府两院”关系也不同于西方国家机关间关系，人大代表与西方议员亦有本质的不同，最为根本的区别是这些成员和机构是真正的“人民”的代表。走当代中国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国际知名学者汤因比和池田大作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3]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继完成了名著《大趋势》、《亚洲大趋势》之后，花了三年时间专门写作了《中国大趋势》，书中也对中国式的现代民主进行了高度的肯定。奈斯比特把西方民主模式称为“横向民主”，而把中国民主模式称为“纵向民主”，后者的方式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统一，避免了大量精力浪费在竞选争斗以及大批候选人提出无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无所适从。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群争的分裂局面，而是在共产党领政和民主党派参政的体制内进行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权，助推并完成了中国实现平稳转型和高效发展。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民主治理的模式，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榜样，很有可能成为对西方的民主治理方式的一种真正的挑战。

约翰·奈斯比特在《定见》中将“心态”“定见”的基础归于文化的传统与创新；在《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的民主模式亦源自“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儒家传统。当代中国路的心态与定力，其文化的DNA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文化。当代中国路是中国人民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与世界其他民族和平共处、泽被众生的和平发展，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又坚定不移地把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包括独立自主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不把包袱扔给别人，绝不给世界制造麻烦。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體现，是符合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心愿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肖君和.中囯路论纲[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7.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N].人民日报，2005-12-01.

[3]郑必坚.论中国和平崛起发展新道路[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4]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M].北京：人民出社社，2012.

[5]朱俊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辛向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

[7]〔美〕约翰·奈斯比特.定见（导言）[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12.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9]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N].人民日报，2014-05-05（1）.

[10]顾钱江，张正富，王秀琼.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 [EB/OL]. [2014-11-09].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09/c_1113175964.htm.

[11]戢斗勇.儒家文化视野中的“大国地位”[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社会科学版），2010（3）.

[12]戢斗勇.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J].求实，2001（2）.

[13]〔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