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于兰：与鲁西乡村相遇

刘东方+潘凤君

摘 要：于兰的散文以乡村生活的生命体验为经，以追寻带有个人印记的散文形式为纬，在二者的交织中开拓出自己散文发展的路径。她从鲁西乡村生活本相与独特的个人言说、词性叙述的结构样式与素雅冲淡的语言风格、文理兼并的创作模式三个层面，为人们呈现了其散文中的“鲁西乡村”。

关键词：鲁西乡村 生活本相 素雅冲淡 文理兼并

散文的发展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绵延悠久，自先秦至“五四”新文学，散文有着丰厚深广的底蕴以及源远流长的传统。但近年来，当代文坛的散文创作却日渐走低，沉溺于一种日常琐碎的流水生活叙事，恰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所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人对精神家园的守候和考量，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内容使得散文创作中平庸琐屑之风甚嚣尘上，对物质利益的单向追求，缺乏生活本相的理解和体验，以及浮躁的心灵鸡汤式的写作模式，都使得当下散文创作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碎片化”和“狭窄化”的趋势，于兰的创作却表现得甚为“另类”。她以个人乡村生活的生命体验为经，以追寻当下乡村的精神意蕴为纬，在二者的交织中开拓出自己散文发展的路径。于兰用最真挚的语词和简朴的叙述打破了现代性笼罩之下的现代人关于乡村的冰冷印象，在她笔下，鲁西乡村在炊烟和暮色中伴着饭香、花香和家禽的叫声，凸显出温暖柔和的人情气息，既阐释了乡村的生命本相，也有着带有私人印记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模式，这就是于兰散文中的“魯西乡村”。

一、鲁西乡村生活本相与独特的个人言说

在文学领域，乡村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作家的笔下，内蕴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如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笔下的北平、王统照笔下的胶东、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于兰的散文取材于家乡高唐县的清平乡村，从2006年的《乡村物语》到2010年的《与时光相遇》，作者的散文创作始终围绕这片她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土地，描写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微不足道”的人与事，并描绘出鲜明的鲁西地域文化色彩，既有鲁西平原的朴素厚重，又不失大运河般的自然流动，如赶集奇遇、妹妹出走、姑姑离异、邻居叔嫂婚居、兄弟相抱、割草喂牛、暖房孵鸭、父母种菜及村里人木臭家的、铁蛋家的、四婶、拖把刘、瞎子阿五、修车匠老于头等，都成为于兰散文描述的对象，每篇散文围绕作者的生活圈子展开，人物性格鲜明，具有独特的鲁西地域个性。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其散文创作，展示出鲁西乡村背后所蕴藏着的生命本相，那里有着数不尽的动人的乡村生命，虽有悲苦的生存困境，但更有温暖的世态人情和深沉的乡村哲学，如茎叶苦但开有蓝色漂亮小花的草类植物“苦死驴”，名字中就带有一股子活泼泼的苦涩，却被用来形容木臭家的媳妇们苦熬苦挣后生活的厚待。又如“打碗花”，一种野地上开着的最漂亮最常见的草花，在文中成为漂亮又风流的媳妇（铁蛋家的）的代表，她和村里的男人们有私情，却没有被过多地苛责，因为老人们迷信：这个漂亮女人一定是前世欠了男人们的债，今生来还罢了。

同时，于兰散文中所呈现出这种鲁西的乡村本相，是通过作者儿时记忆的言说方式来揭示和描述的，尽管这种儿时的记忆，在身处滚滚红尘中的人们，抑或理性的社会学家们看来，总是朦胧的、浅淡的，甚至有着感性失真的效果，但在于兰的笔下却是美丽、真实和自然的，那清晰的打碗花、曲曲芽、苦死驴、韭菜花甚至大豆、小麦、地瓜、花生以及麻雀夜莺、沙丘河流等等，在书中有着大量的叙述，“布谷鸟的叫声是我当初最简单的快乐，也有了最原初的审美和唯美在一个小孩子心里，又因为有了唯美才有了梦想，有了梦想才有了那一间屋子和一个城堡，才有了在我经历很多世事后心里还保存着的那块圣地，那无论何时何境都可报以会心微笑的地方。于是有了我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有了自我有了世界和宇宙，有了无所不包的同情宽容忍耐和扎加耶夫斯基所说的平凡生活中的平静和勇气”①。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身上有着不同的文化印记，作家的言说风格正是以这种地域性上的生命经验为内涵而形成的，正如萧红在《饿》一文中写道：“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的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每家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②这些文字质朴无华，言说的风格和感觉却敏锐精深，具有独特东北地域的魅力。于兰散文中的鲁西乡村与萧红的散文一样，都是立足于深切的生命体验，在个人的言说中形成了真切、细腻、自然的风格。

于兰通过乡村的事物和话语，引领我们触摸到鲁西乡村世相，走进文学记忆中的鲁西乡村。

二、词性叙述的结构样式与素雅冲淡的语言风格

语词，是文化深处的表达，是诉说生命的妙笔，也是乡村生活本相的忠实记录。于兰在《乡村物语》中采用了“动词——名词——介词——形容词”的词性结构方式，通过对鲁西乡村事物的不同词性的分类，对语词深处的乡村生活展开记忆的编织叙述，她认为作家的天赋在于发现语词不为人知的美，并将这种认识和感动通过语词诉说出来，从而形成结构散文这片花园中的“交叉小径”。

《赶》一文中，以敏感细腻、富于想象的笔触，从一个动词“赶”开始，叙述自己幼时赶集险些被拐的奇遇，在恐惧、真实、委屈的记忆描述中，既描摹了鲁西赶集的风俗和场面，也透露出其易敏感、怯懦、不谙世事和缺乏安全感的乡村少女特有的“意识流”。《看》中更是通过看星星引出邻居家嫂子和小叔子通婚的故事，展开了对他们感情变迁的猜想，孩童们不谙世事的责难批判，更是凸显出鲁西乡村对异于常规的事件的难以接受，作者在看到这种道德色彩浓厚的评价尺度的同时，也流淌出同情、容纳的心态。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大园地中，“词性结构”这一叙述方式以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为代表，他通过历史地理、风俗物产、人物传说等方面的马桥方言结构起小说脉络，呈现出独特的叙述节奏，并在对故事的叙述中渗透作者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风俗学、历史学等层面的深度思考。与韩少功不同的是，于兰的散文叙述似乎更偏重于词语的词性与散文内容的感性对应，作者从基本的名词、动词、介词、形容词入手，不同的词性倾向有着迥然各异的“能指”和“所指”，如人物故事多以动词形式结构散文，事物则以名词形式出现，对乡村的感悟哲思又辅以介词、形容词的形式，这一“词性结构”的行文方式被不断地应用到于兰的散文写作中，增强了她和乡村事物之间的联系。

于兰的散文语言素雅冲淡、自然真挚，承袭了周作人、俞平伯散文“必须有涩味和简单味，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才雅致耐读”③的记叙抒情传统，譬如她的回忆性的记叙散文，用真挚自然而又平静冲淡的语言描绘了一个剥落了事实深处藏污纳垢的童年记忆中的鲁西乡村，表现出乡村精神自我美化的表达倾向，这种“记忆艺术化”的处理，与后期新月派“理性节制情感”“等浓烈的情感淡了之后再作诗”的语言主张异曲同工，从而使于兰的语言于平和冲淡中带有一种亲切的余温。而在不露声色的温暖柔和、从容平淡之外，于兰后期散文的语言还增添了些许哲思拷问。在《埋伏与爱》中，于兰说：“我想让人们时刻警惕自己生命中埋伏着的东西，那只灵猫一样地虎视眈眈，它知道何时是你脆弱的时刻，而你自己却不知道，这才是不幸的根源。”④就像雷蒙德·卡佛所说过的那样，“文学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并非易事”⑤。在《不完美的世界：背叛与诱惑》中，于兰引用了乔伊斯的这样一句话：“要在上帝面前直来直去，像个好汉。”这种叙述不轻不重，恰到好处，使她能够自然而又自省地思考和诉说，在时光的反刍中，在鲁西乡村的底蕴里，于兰姿态轻盈地自由地往来，以朴素实在的语言表达出内心深处对文字之美的痴心和激动……

三、感性到理性的转换与文理兼并的创作模式

散文，形散而神不散，其神韵正是创作主体的思绪流动，这种“流动”，看似随心所欲，飘忽不定，一念间沧海桑田，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感性，因而与小说、戏剧等文体相较显得灵活和自由。于兰在其早期的散文创作中，就体现出饱满的感性化色彩。在2006年出版的《乡村物语》中，于兰这样描述她最早的创作：“田野里开放的各种花儿让心中也像有一朵花儿在开着，开得满满的，以至于自己的激动无人分享，便感到了最原初的那种寂寞，仿佛没有人能让澎湃的心潮平静下来，多么想诉说呀，又不知从何说起。也许这就是最原始的文学冲动。”⑥她将这种诉说的冲动诉诸笔端，吐露出内心的波澜和感性的体验，亦成为其早期散文最直接的创作模式，该模式虽感性的张力十足，情绪表述得也十分饱满，容易产生较强的感染力，但在诉说的时候，创作主体被强烈的感性情感所驱动，而有限的文字难以承担大量的感性情感积淀和负累，不可避免地出现感性情感溢出文章边界的“冲动式叙述”的缺陷，总是给人以“喋喋不休”的感受，这也正是不少写作者初期创作散文的通病。

2009年前后，于兰的散文创作模式开始了从感性式叙述向理性深度追求的转变和跨越。于兰曾写过小说，此时她开始尝试借鉴小说文体的叙述特点，对散文更加讲究剪裁，对情感表述也更加节制，对散文文体的驾驭更加游刃有余。在于兰笔下，芨芨草、益母草这些草类植物，甚至篱笆门、河流、沙丘、麻雀乃至春夏秋冬等，已经不再只是引发其乡情和记忆的鲁西乡村的感性事物，它们无不根植于于兰深厚的乡村生命体悟之中，在对它们进行叙述时，于兰不仅融入了精神原乡式的情感眷恋，而且毫无掩饰地传达出她个人对鲁西乡村、现代都市，甚至是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注释，而这种理解和感悟是通过精心设计和剪裁的叙述和文字平静地对读者娓娓道来的，虽减少了不少浓烈，却显得节制和从容。

《与时光相遇》一文，颇有知识小品的趣味，作者在彻夜失眠的病症中展开思维的跳跃，复杂的思想系统和强大的思辨能力使得该文文脉清晰，思想深刻，呈现出由感性散漫到理性集中的转变。在《时光的味道》中，“酒中的时光、时光中的时光、逆流行驶的时光、更高的地方、虚空中的时光、得救的时光、肉桂的味道、‘海马回中的时光”，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小标题层层递深，由“酒——时光——味道——命运”的结构逻辑和问句迭出的叙述，加强了散文创作的逻辑理性和意识理性。该文从神经痛的朋友和失眠严重的自己入手，通过深度的思考追寻来自生命深处的虚空，然后落脚于宗教性和哲学性的命题，并认识到对生命虚空的追问不需要答案，因为答案已经在人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给了人们，正如于兰提及的那样：“那酒的香味也就是时光的香味了。想一想，它们发酵后平静地躺在酒窖里，生长、发育甚至是生殖，经历着它们自己内在的时光，生活在它们自己的世界里。世界上多少美好的时光都过去了，而它们却将时光以及温暖的阳光都贮存在酒液里，以此来见证岁月和历史，见证人们心灵的迁移，以及由此产生的爱、忍耐和荣耀。”⑦ 随着时光的演进，人们开始产生对原初问题的再思考，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最初的生命经验中，在对时光的悖逆之中。

近年来于兰的创作更是破而后立，在理性思辨之外又不失洒脱飘逸、自然灵动的朴素率真之气。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第9期的散文《曲尘花》，将历史名著与生活经验相融合，流散出一缕文理兼并、学思结合的学者散文的清韵。在于兰看来，“哪怕是朝代更迭，哪怕是刀光剑影的年代，在厮杀过去之后，中国的乡村是变化最慢的，从这些文学读本里，从这些画册里可以看到”⑧。此时，于兰的叙述开始深入浩瀚的史料书籍、诗词文章，于平淡中增添了一分后劲，在潇洒中增添了几分凝重。“比如高唐州，比如武松打虎的阳谷景阳冈，比如西门庆做生意要到的临清市”，《水浒传》中施耐庵的笔墨所到之处尽是鲁西之地，出身于此的于兰不免从中体会到，甚至感动于自己的鲁西乡村在千百年前的风貌，“于师法自然师法造化之处，我们不难看到古代村庄的影子……我们的村庄一代一代就是这样生长着，像长着玉米和小麦的坚实的乡村，像长着萱草充满浪漫的乡村，这些文化的火种是不灭的，我们的村庄才显得如此珍贵而不朽”。直至今天，“在我的故乡，小时候的那片枣树林里，在布谷鸟开始鸣叫的季节里，大片枣花的花香弥漫的日子里，我在那里徜徉。我还埋怨土坷垃淹没了我的布鞋，也许很久以后我才会懂得珍惜那段时光”{9}。于兰用文理俱佳的创作方式为古老聊城的乡村丰富了当代的文化记忆。

《曲尘花》颇有周作人和俞平伯散文的余意。周作人的散文多镇静从容，平和冲淡，如《故乡的野菜》《乌篷船》《谈酒》《苦雨》《北京的茶食》，信笔所至，舒徐自在，正如俞平伯所说：“若以我的意想和感觉，唯平淡自然才有真切的体玩，自信也确非杜撰。”2009年前后，于兰散文转向哲理启悟，但理性的偏执使得散文创作过于注重理念传达，特别是对诸多西方哲学家的推崇，使其在强化理性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自然化的情感表达，近年来以《曲尘花》为代表的散文又找回了她在情感上的主阵地，加之历史文学经验的介入，因而由于文理兼备而使得于兰的散文创作表现得更具底气。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近年来，于兰的散文已经呈现出一种游刃有余的自信，艺术技巧和情感底蕴的充实，加上内化的思辨能力，必将促使她在散文创作的天地里创造出更灿烂的语词文章。正如季羡林所说的那样，“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我们期待今后于兰能为当代散文这幅巨制继续增添新的色彩。

①⑥ 于兰：《乡村物语》，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第2页。

② 余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

③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一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④ 于兰：《埋伏与爱》，见《与时光相遇》，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⑤ 于兰：《不完美的世界：背叛与诱惑·后记》，见《与时光相遇》，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⑦ 于兰：《时光的味道》，见《与时光相遇》，山东友谊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原刊于《都市文学》2009年第1期。

⑧{9} 于兰：《曲尘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9期。

作 者：刘东方，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作家作品研究；潘凤君，聊城大学文学院学生。

编 辑：魏思思 E-mail：sisi123_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