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纸币起源(上)

2017-05-31 13:35万志英
金融发展研究 2017年4期
关键词:纸币

万志英

摘 要:本文回顾了中国古代纸币的起源及发展历史。纸币和票据在宋朝及其后继诸王朝的财政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特定时期和地区作为私人贸易的交易媒介,其后宋朝政府接管纸币发行,以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国家经济,但为应对财政危机过度发行纸币,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历史证明,国家及其财政政策对于维护纸币的价值至关重要。

关键词:货币供给;纸币;财政危机;宋朝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4-0031-05

中国的铸币历史与地中海地区一样古老。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王朝,建立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在秦朝时期,货币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当时中国的货币体系与地中海和西亚地区完全不同。在西方国家,货币标准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银币主导了国内贸易,黄金则用作国际贸易的货币标准。由于黄金价值较高且不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自然属性使得黄金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价值尺度,具有巨大的象征性力量。

即使在今天,金本位制度也仍然代表着货币价值的稳定性,胜过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以及任何主权国家发行的纸币。在中国,封建王朝货币体系的基础不是贵金属,而是青铜币。在西方的观念中,用铜(白银)之类的贱金属制造的货币更容易遭受财政欺诈,因为政府总是试图通过降低货币重量或成色,使货币的名义价值大于其实际价值。青铜币是中国最原始的货币,它具有单位价值较低的特征,是一个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的见证。

尽管长期实施以青铜币为代表的货币本位制度,中国却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在青铜币作为本位货币的制度下,纸币的过早发明和长期使用,表明政府对经济的绝对主导作用。的确是这样,在中国经济变迁中,政府一直发挥着压倒一切的作用,作为法定货币——无论青铜币还是纸币的价值均由政府决定。

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体系演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从原始的商品货币到黄金白银这样的铸币,再到纸币这样的纯粹的名义货币。由此出发,纸币出现在11世纪的中国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分歧在于,西方货币理论强调的是交换中商品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中国货币理论强调的是如何通过货币政策调整来熨平经济周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通过调节货币供给量,来保证国内市场的物价稳定和商品充足。亚里士多德传统对西方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这一传统认为,充当货币的商品价值,起源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黄金白银货币所具有的价值与它们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内在价值①成比例。这一货币概念与法定货币概念是很难兼容的。

与亚里士多德传统相反,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货币是由统治者创造的,赋予货币价值的是统治者手中的印章,而不是货币的内在价值或者交换价值。货币的起源被归功于古代君主的圣明——他们用货币来促进交换,以减轻饥荒,为此,统治者必须控制货币供给量。虽然早在先秦时期黄金货币就得到了使用,但从秦朝开始,中国历朝历代的铸币材料都不再是贵金属,而是便宜得多的青铜或黄铜合金。在中国,黄金和白银的稀缺性制约了统治者生产金属货币的能力。而铜的蕴藏量非常丰富,且易于开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受统治者的意愿进行生产,从而使统治者能够按照其需要来增加货币供给的数量,至少从理论讲上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曾经为青铜币的短缺而苦恼过。

青铜币(铜钱)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货币标准,是用于表达价值和价格的货币单位。硬币是按照个数计算的,不是以不同面值发行的,基本的货币单位就是单个硬币(文或“现钱”)。更大一些的货币单位是将单个硬币串起来。比如,100文是一陌;1000文是一贯。贯(缗或吊)成了国家财政的记账单位。但是,一贯未必包含1000文。在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6年),由于硬币极其短缺,一贯包含的硬币可能要远远少于1000枚硬币,在实际交易中,却仍按照一满贯即1000枚硬币来使用。宋朝政府曾经建立了一个包含770枚硬币的官定省陌,不过,在私人交易中,人們仍然使用各种各样的价值标准。当纸币最早在宋朝出现时,它是按照每贯770枚硬币的省陌标准来命名的。后来,在元朝(1272—1368年),白银的重量也成为纸币的货币单位。

中国的纸币始于宋朝,在10世纪后期,宋朝重新完成了中国统一。此前当唐朝灭亡之后,中国被分成众多割据政权②。尽管政治上四分五裂,中国西南部地区仍然在享受着经济繁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北方移民不断流入,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供给,扩大了税基。尽管受硬通货短缺的影响,唐朝跨地区的商业和贸易活动仍非常活跃。由于担心对外贸易会使自己的货币储备更加短缺,统治者便使用降低硬币重量的办法,使自己的硬币失去对投机者的吸引力。此外,由于中国大部分地区缺乏铜矿,不能大量生产新的铜币,于是,统治者还利用铁和铅等更便宜、储量更丰富的贱金属来铸造货币。这些由铁和铅铸造的硬币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越过国境之后就变得毫无价值,这一特征保证了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量的充足。

在这一时期,蜀国统治下的四川西部地区是货币自给自足的典型,四川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其经济相对独立。四川的心脏地区是一个大盆地,曾经是内陆海,连绵的大山将这一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区隔开,使四川幸运地躲过了8世纪中期的唐朝内战。在丝绸业和茶业的推动下,四川的经济繁荣延续到了10世纪。蜀国享受了这一经济繁荣,也享受了相对稳定的货币供给。到950年,不断增加的国防开支迫使统治者铸造铁钱,以补充铜钱供给的不足,这样,蜀王国创造了一个铁钱与铜钱同时流通的双重货币体系。

960年,宋朝在中国北方建都,并逐步征服了南方和西方的诸王国,于965年吞并了蜀国。最初,宋朝政府试图重建以铜钱为基础的、单一的货币体系。也许仅仅是作为权宜之计,宋朝政府保留了四川的铁钱体系,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铁钱将铜钱逐出了市场③。979年,宋朝政府开始在四川恢复铜钱流通,要求税款的10%要用铜钱来支付,并在随后的10年中每年增加10%。他们认为,这一措施可以迫使铁钱退出流通。由于四川地区缺少铜钱,宋朝政府恢复铜钱的政策在纳税人中引起恐慌,人们为了使用铜钱交税而费尽心机。这样,在一年之内,铁钱价值下降了40%。三年之后,宋朝政府不得不放弃了用铜钱缴税的计划,也放弃了在四川恢复铜钱流通的设想。也就是说,当时的宋朝统治者顺应现实,在四川保存了独立的铁钱区。不过,宋朝政府明确规定,从事跨地区贸易的商人,在离开四川时,必须将铁钱换成铜钱。四川造币厂④仍然按照蜀国的标准制造铁钱。

四川铁钱存在着内在缺陷。铁钱的内在价值较低,还不及等量铜钱价值的1/10,因此,将铁钱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成为商人和消费者的巨大负担。比如,一位家庭主妇携带1.5镑重的铁钱到集市上购买1镑食盐。携带和运送较低价值硬币的不方便也同样困扰着铜钱。为此,在9世纪早期,唐朝政府在首都长安创建了存款处,商人可以在那里存入铜钱,取得汇票(“飞钱”,Flying Cash),到省城再兑换成铜钱。“飞钱”受到茶商的热烈欢迎,他们希望用存放在长安存款处的铜钱到遥远的东南地区收购茶叶,然后,在首都长安出售茶叶。宋朝在“便钱”(Convenient Cash)的名义下发扬光大了唐朝这一传统,即存款处接受人们的黄金、白银、硬币或丝绸存款,然后开出以铜钱面值标价的汇票。

990年,四川的铁钱体系又一次遇到危机。993年,由于铁钱大幅贬值,四川地区爆发了反抗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农民军很快攻克了成都,并且占领成都一直到994年7月。这次农民起义迫使宋朝政府关闭了四川造币厂,后来,宋朝政府打败了农民军,但这些造币厂仍处于关闭状态,于是,出现了硬币短缺,再加上运送体积庞大的铁钱十分不方便,一些商人便开始发行自己的私人票据,在私人交易中,人们将这些私人票据作为货币使用。

在随后的10年中,这些由私人发行的“交易票据”(交子,Exchange Bills)在四川的跨地区贸易中被广泛使用。同时,由不法商人发行的各种私人票据(Private Bills)也开始泛滥。1005年,为了稳定四川地区混乱的货币局面,益州(成都)知府张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张咏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恢复四川造币厂,这是宋朝政府对四川地区的特许;同时发行大铁钱,一个大铁钱等于十个小铁钱或两个小铜钱。将“交子”置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只有成都16家拥有充足财力的商号联盟才有权利发行“交子”。张咏还明确规定了商人发行“交子”的标准尺寸、颜色和格式等,印制“交子”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也必须由地方政府提供。与以前一样,“交子”没有标准面值,发行者把面值用墨水印在票据上。票据作为交易的媒介流通,当持有人希望兑现时,需要支付3%的佣金。宋朝政府严格限制指定商号发行“交子”的数量,使流通中的票据数量随季节性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入夏时,丝绸开始上市;秋季时,稻谷开始收获,通常会增加“交子”的发行量。

张咏的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四川地区的货币问题。大铁钱因政府的高额税收而被严重低估,很快就在流通中消失了。1014年,为了使其内在价值与面值保持一致,铁钱的重量被减少一半。新的、较轻的铁钱⑤受到人们青睐,但很快这种小铁钱也从市场上消失了。此后,四川造币厂重新发行大铁钱,大铁钱再次成了四川地区的货币标准。1014年,政府再一次对铁钱规格进行调整,到11世纪70年代,四川的货币供给和物价水平都基本保持稳定。

张咏的纸币管制政策也遇到了问题。授权发行“交子”的商号把他们的现金存款投资于不动产、可耕地和奢侈品,致使他们没有较为充裕的流动资金来赎回由他们发行的“交子”。与此同时,伪造者也开始大量出现,一些发行“交子”的商号被迫关闭。1016年,益州路转运使薛田建议,由宋朝政府来接管四川地区的“交子”发行,他的建议无果而终。但三年后,即1019年,“交子”被迫按照20%或30%的贴现率进行贴现。益州知州寇瑊不得不发布命令,停止发行新“交子”。1023年,寇瑊结束任期,他的继任者是薛田,薛田再次建议宋朝政府接管“交子”发行工作,这一次,薛田的建议被宋朝采纳。一个国有的“交子货币局”(“交子务”,Qiaozi Currency Bureau )在成都正式成立,并被宋朝政府授予了独家发行“交子”的权利。新“交子”模仿了以前的私人票据,但新“交子”有两个固定的币值,即一贯和两贯。宋朝政府还规定了新“交子”到期的条件,即流通两年之后必须赎回(佣金为3%)。之所以要限制“交子”的流通时间,其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保证票据在磨损和破碎之前退出流通,以减少伪造;二是保证政府能够控制流通中的纸币数量。1024年,宋朝政府开始正式发行“交子”,数量为188万贯,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25.63万贯。当时“交子”深受人们欢迎,尤其是那些从事跨地区贸易和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在很多情况下,四川“交子”是以高于名义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造纸和印刷的技术创新也是推动中国纸币发明的重要因素。唐朝之前,大麻纤维是造纸的主要原材料,唐朝初期,中国出现了印刷术,新的印刷术对造纸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到了宋朝早期,树皮,尤其是桑树皮,取代了大麻纤维⑥,成为制造高级纸张的主要材料,这些高级纸张⑦主要用来印制书籍和年历。桑皮纸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经久耐用,且生产成本相对低廉。9世纪,四川成为印刷中心和桑皮纸制造中心(桑叶是桑蚕喜爱的食物,以优质丝绸而闻名于世的四川拥有丰富的桑树和桑叶供给)。宋朝初年时,四川地区的书籍印刷技术和印刷材料已经符合印制货币的标准了,印制货币的更重要发明是金属印刷版的使用(用于印书的雕刻木版一直用到了19世纪)和多色重叠印刷。由于印制货币的数量巨大,这自然要求用金属印刷版来取代过去使用的木版,木版易于磨损。1024年,宋朝政府接管了“交子”的发行权,此后,造纸原料、纸张制造和“交子”的印制都委托给了成都“交子务”。

除了为商人提供方便交易的货币之外,“交子”还在宋朝的财政管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大多数的前现代国家一样,宋朝政府将国家的资源主要用于边境防御和對外战争。当时宋朝政府面对来自北方边境的两个敌人:一个是契丹辽国,位于今天的中国东北;另一个是西北的西夏党项王国。宋朝与契丹辽国于1005年缔结了屈辱的和平条约,即“澶渊之盟”;西夏边境却一直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1040年宋朝与西夏党项王国的战争爆发,宋朝政府动员了100万人投入战争。由于宋朝的北方边境距离宋朝首都开封十分遥远,且道路崎岖,高山林立,供应北方边境成了宋朝财政管理的首要任务。为了鼓励商人为前线士兵提供谷物、草料和衣物等军需物资,宋朝用期票(Promissory Note)支付给这些商人,宋朝政府的期票也叫“现钱交引”(XianQian JiaoYin)。这样可以节省商人将硬币运回首都开封的费用,“现钱交引”还可在首都开封的“国家专卖局”(Monopoly Trade Bureau)兑现铜钱。当时的“国家专卖局”也叫“榷货务”(JueHuoWu)。“国家专卖局”经营国家的专卖行业,比如,盐业、茶业、酒业和商品进出口。由于“国家专卖局”收取的是现金,它为国防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财政来源,并且为宋朝政府发行纸币提供了现金储备支持。除了赎回“现钱交引”票据之外,“国家专卖局”还获得了为各种政府管制商品发行“便钱”、期票和代金券⑧的特权。当时的代金券也被称作“交引”或“交易券”。在商品代金券体系下,向宋朝边境驻军提供给养的商人可以选择用收到的代金券购买一定数量的政府专卖商品(主要是茶叶和食盐),并在指定的市场上出售这些商品。商品代金券成了宋朝政府在11世纪进行财政管理的重要工具。

1026年,宋朝政府開始使用“现钱交引”来支付那些向西北驻军提供军需商品的商人。“现钱交引”可以在四川地区兑现成铁钱或“交子”。11世纪40年代,宋朝与西夏的战争爆发,军事开支迅速增加,宋朝政府进一步增加了“交子”发行量,以支付战争需求。1048年,战争结束之后,宋朝建立了一种新的军需保障体系,该体系的基础是商品代金券而不是四川货币。供应边境军队的商人可以用收到的食盐代金券——“盐钞”——从位于山西解州的官办盐场购买食盐。国家垄断了食盐交易,保证了丰厚的利润,而“盐钞”成了可转让的交易工具,便利了商人的贸易活动。后来,“盐钞”取代了四川“交子”在西北边境地区广泛使用。直到11世纪70年代,“交子”才重新在国家财政管理中发挥作用。“国家专卖局”发行的票据,不仅包括标明硬币币值的“现钱交引”,还包括食盐和其他商品代金券。后来,宋朝批准建立了这些票据流通的二级市场,在首都开封,宋朝政府允许有官方许可证的商号买卖“交引”,通常还有一个溢价。11世纪40年代,大约有100多家这样的商号。起初,“交引”并没有固定的币值,发行者只是在票据上标明其价值,再加上个人印章即可。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宋朝政府发行了拥有标准币值的“交引”,以方便私人交易。大约是从1029年开始,“交引”的发行权被集中在首都开封,集中在“国家专卖局”手中。

1069年,宋朝出现了一次扭曲的政治改革。两位“幻想家”——新继位的皇帝神宗(1068—1085年)和他的丞相王安石(1021—1086年)——发动了一场激进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根除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按照他们的说法,是要彻底根除外敌入侵和分配不公这两大罪恶,以实现国家复兴。在经济层面,王安石把包括茶业、食盐、谷物和进出口贸易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全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王安石“新政”还包括财政创新,比如,给农民提供现金贷款,将实物税和劳役税货币化。王安石希望以此来解放生产力,将广大农民从地主、高利贷者和无良商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实行“新政”需要大量的货币支持,于是,王安石试图通过增加铜钱的生产来筹集资金。从1073年到1084年,宋朝铜钱的产量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在四川地区,宋朝政府增加货币供给的办法不是铸造更多的铁钱,而是同时发行两期“交子”,使流通中的纸币数量翻一番。尽管从理论上讲,“交子”仍然可以与硬通货相互转换,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当旧票据期满时,“交子”发行者会用新票据赎回,而不是用硬币赎回。随着流通中“交子”数量不断增加,人们对“交子”的可兑换性产生了怀疑,再加上四川茶业的国家垄断经营,导致“交子”大幅贬值。茶商曾经是“交子”的主要使用者,1076年,由于王安石创建了四川茶叶市场,实现了四川茶业生产和销售的国有化,四川茶商对“交子”的需求很快消失了。一个发表于1086年的报告称,在1076年之前,“交子”按照10%的溢价流通;1076年王安石改革之后,“交子”按照10%的贴现流通。12世纪初,宋朝的国防支出失去控制,政府大量增加“交子”发行量至2400万贯,超过最初额度的20倍。纸币的过度发行,加上纸币伪造者的推波助澜,造成“交子”快速贬值。1107年,“交子”价值跌至面值的10%以下。

在四川“交子”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作为货币它已经逐步失去价值,于是,宋朝政府决定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来取代它。这一新纸币叫“钱引”(Cash Draft)。“钱引”或“现钱交引”,是一种由“国家专卖局”发行的期票。1100年,洪水冲毁了解州盐场,宋朝经济遭受了重大损失。由于解州“盐钞”暂时作废,在1105年夏天,作为替代品,宋朝政府重新发行新的标明硬币面值的“钱引”,并且数量十分巨大。起初,“钱引”在宋朝的北方地区获得认可。当解州盐场恢复了生产之后,食盐代金券被重新用于支付和流通,“钱引”被再次抛弃。1106年,作为新货币的“钱引”发行还不到一年,就被迫取消。一年之后,宋朝政府决定发行另外一种新纸币取代四川“交子”,这一新纸币叫“四川钱引”(Sichuan QianYin)。

在通过减少“交子”数量来提高纸币价值的实验中,1107年,宋朝政府引入“四川钱引”,并以1∶4的比率兑换旧的四川“交子”。然而,“四川钱引”并没有能够给宋朝政府带来好运气,一年之后,“四川钱引”大幅贬值,迅速跌破面值的10%。面对“四川钱引”的再一次失败,宋朝政府选择了“休克式”改革。新丞相张商英宣布,已经发行的票据(第41、42和43期)⑨不能赎回,并且结束了同时发行两期票据的做法。张商英还将原来的125万贯新票据限额计划于1111年发行。此外,新票据的期满条件也由过去的两年延长到了三年。当张商英宣布流通中的“交子”和“钱引”全部作废时,引发了社会动乱和经济危机。不过,“休克式”的改革也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使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减少,结束了四川地区长达十年之久的货币贬值。

注:

①即交易价值。

②即五代十国(译者注)。

③劣币驱逐良币(译者注)。

④在中国货币史中,将此造币厂叫作“钱监”(译者注)。

⑤即小铁钱(译者注)。

⑥我国西晋时期,桑树皮成为造纸的主要原料,此后,我国古代造纸一直以植物纤维为主要原料(译者注)。

⑦即桑皮纸(译者注)。

⑧也叫付款凭证(译者注)。

⑨即“四川钱引”(译者注)。

(待续)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a's ancient paper money. Paper money and bil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scal management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subsequent dynasties,and act as the the exchange medium in the specific periods and regions.Later,the Song Dynasty took over the ppaer money issuance. It aimed to manage the economy through controlling money supply. However,it over-issued money in order to cope with financial crisis and led to the devaluation of money and price hike. The history proves that the country and its fiscal polic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maintenance of paper money's value.

Key Words:money supply,paper money,fiscal crisis,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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