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国史大纲》

■ 梁屹峰

钱穆与《国史大纲》

■ 梁屹峰

五华学院学生读国史大纲笔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其悠久的历史，犹如浩浩大江绵绵不绝，久远的历史书写，成就了中国独树一帜的史学传统。千百年来，史学在培育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上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他还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国家。”梁启超更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之源泉”。史学大师的金石之言，在中华民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岁月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里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抗战初期，山河失色。面对来势汹汹，骄横残暴的侵略者，在急需巩固提振民心士气，激发爱国热情，确信我神州不灭之际，一位史家一本“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以“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了解”的使命感，以卓拔的史识，深厚的学养，用短短之一年时光撰写出了一部风行全国的中国通史，在巩固青年学子敬爱祖国民族历史文化之信念，增强对日抗战之士气，点燃民众爱国热情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流传下一段书生报国之佳话，它就是西南联大教授钱穆和他的传世佳作《国史大纲》。

钱穆，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七房桥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钱穆原名恩镕，字宾四。18岁时，易名穆，语出《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在学界，钱穆被视为一传奇，他9岁入私塾，诵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17岁入常州中学学堂学习，后因家贫辍学。从18岁开始在乡间执教小学中学18载，期间勤学苦读，养成无一日不读书，不从头至尾读完不读另一书的习惯。寒暑无外，未尝一日废学，经史子集、乾嘉考据、西方译著无不涉及，厚积薄发，出版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诸子系年》等文史著作，解决了当时聚讼纷纷的一些学案，令史学大家顾颉刚大为欣赏，推荐他至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自1930年，先后任教燕京、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中学尚未毕业的钱穆，成为了当时北平“最叫座”的教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战军兴，北校南迁。1938年4月，钱穆随校抵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的课极受欢迎，授课地点虽已安排在可坐200余人的联大最大的教室，但每周五、周六晚7点至9点开讲时，仍是人满为患。严耕望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回忆道：“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拨，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受听，极一时之盛。”在授课同时，自小迷恋司马迁的钱穆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能与情感。面对旷古未有之新局，民族存亡之关头，“今日所急需者，厥为一种简要而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的刺激”。在同事陈梦家“为中国通史写一教课书”的敦请劝说下，钱穆下定了着手撰写一部通史新书的决心。

为静心修史，在宜良县长王丕之帮助下，钱穆在宜良岩泉寺借住一年，集中精思，闭门撰述。这是一段难忘的时光，以至于钱穆在垂暮之年仍念念不忘。在他的《师友杂忆》充满着温馨回忆，他回忆起在寺中的膳食，初在寺中搭伙，“不意所送极粗劣，几不能下口。勉强两日，觉腹饿，又不消化，乃招方丈来重商量。”方丈为其物色一女佣张妈，“余见张妈衣履整洁，言辞有礼，大慰。询以膳食事，张妈言自信擅烹饪。问以余伙食每月需价几何。答，国币六元合新滇币六十元，中晚两餐可供一荤一素一汤，断可果腹。遂议定。”他回忆起每星期往返昆明宜良之间的著书过程，在岩泉寺，“除晨晚散步外，尽日在楼上写史纲，入夜则看清史稿数卷，乃入睡。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星期四上午应昆明各报馆约，必草星期论文一篇，轮流分交各报。是日提早午餐后，赴距山八华里之火车站，转赴昆明。星期日一早返。”他回忆起参考资料的获取，“至县立中学访其校长，得向其学校图书馆借书。有二十五史，有十通，所需已足。每周来更换。校园中多盆景，有百年以上之栽品，亦如苏州所见。”他回忆起寺院中“有一白兰花树，极高大，春季花开清香四溢……张妈以瓶插花置余书桌上，其味浓郁醉人……尽日操笔，史纲一稿，乃幸于一年内完成。”

1939年1月《国史大纲》初稿撰述完成，《大纲》既毕，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发表于《中央日报》。《引论》为全书总纲，阐述了其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学，对近代各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自谴论和史学流派作了分析和批判，轰动一时，陈寅恪看到《引论》后叫好，对来访的张其昀说：“这里有篇大文章，君必一看。”为稳妥高质量地出版《史纲》，钱穆亲自携卷到上海寻求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6月《国史大纲》正式出版。该著采用纲目体和章节体相结合的通史编纂新体例，共八编四十六章，上起“华夏文化之发祥”，下迄“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每一章节以精悍的标题，点出每个时代之动态及其特征，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系统性见解。钱穆笔下的国史，交织着民族的血泪和荣耀，洋溢着中华民族从未被征服的自豪，呼应了民族抗战的要求，对激发国民抵御日侮，树立民族自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政府教育部当即将其列为“部定大学用书”。一入市场即畅销，供不应求，摘要、节录、全文誊写等各种“手抄本”置诸几案，一时洛阳纸贵。该著胜议纷陈，体现出很高的学术成就，赢得学界一片赞誉之声。美国学者邓尔麟评价道：“钱穆在岩泉下寺写出的《国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不朽之作。作者对史料、经典、古文、考据等都极为熟稔。洋洋数十万字把中国三千年来疆图的扩大和缩小，外族入侵和同化，帝王的高压和让步，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演进统统归纳成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照钱穆看来，与西方社会是不同的。他认为中国史犹如一首诗，而西洋史就像一出剧。”史学大家顾颉刚指出“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已不少，但很少能达到理想的地步。……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其中除吕思勉、周谷成、钱宾四先生书外，其余均属未完之作。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国史大纲》这部成书于抗战烽火，充满爱国赤忱的史学巨著，在西南联大丰厚的学术成就簿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0年8月30日，96岁的钱穆在台北平静离世。1992年1月9日，他的骨灰归葬于苏州吴县西山镇愈家渡村一块背山面湖的石坡地，花岗石的墓碑上刻着“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这位毕生在为故国招魂，集文化昆仑、杏坛巨子、国家大师于一身的“一代儒宗”终于魂归故里。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