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皮》擦去了什么

倪思然+何治乾

摘 要：《橡皮》是20世纪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成名作。不论是从主题上、情节上来看，还是从体裁上、语言上来看，它都具有非常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小说不仅淡化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界线，而且通过线索的碎片化处理、体裁的融合，以及对于日常语言的超越，进行了一次有着读者积极参与的“深层的真实”的探索。以《橡皮》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满足于对旧有文学创作样式的颠覆，它们更是以一种离经叛道的形式完成了另一层意义上的继承和突破。

关键词：主题 线索 体裁 界线 交融

引言

建立在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强调自身的‘无中心、不确定、零散化等特征”，[1]并且进一步“否定了在复杂纷繁的具体事物后面有一个最高最后的东西”。[2]然而，即使如此，读者们仍然可以赋予“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以“意义”。这样一种新的创作范式打破了以往的创作和阅读格局，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挑战读者阅读习惯的同时泯灭了种种界线：消解了主题、抹去了情节、同化了“文学”与“非文学”、否定了语言的交际功能，一切的一切，都是对于文学自身长期存在的种种“界线”的逾越。

以从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新小说”派为例，主题的消解则意味着对文本形式的关注，情节的抹煞则建立起了一种“非连贯”式的线索，文本体裁的不确定性更是文学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整合”：小说的散文化、散文的戏剧化、戏剧的诗歌化，以至于电影、绘画、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领域同文学的再结合……而对于语言交际功能的否定，则更是建立在“心灵真实”的基础之上的极端假设，是对于现实主义内倾性的继承和超越。而《橡皮》正是这样一部力图擦去文学的种种界线的作品。《橡皮》擦去了什么，又是怎样擦去的呢？通过“非常”的阅读方式，透过文本内部，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一、上帝死了——“深度模式”的消失

《橡皮》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但是在内容上它并不能够使读者享受阅读一般的侦探小说时的“被动的乐趣”。为了最大限度地“消解”作品的主题，作者不惜让警探瓦拉斯去调查一个活人的死因，整部作品也正是围绕着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进行的——以往的小说的意义在这个故事里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作者格里耶在一开始就不打算向读者讲一个真正的故事，或者揭示一个巨大的悬念。由此，尽管《橡皮》在形式上是侦探小说，但是在内容上它显然不具备一部侦探小说应有的意义。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橡皮》是无意义的呢？即使说“后现代主义作品恰恰是不可以解释的”，[3]但不可否认的是“书的意义就是书的一部分”。[4]也就是说实际上形式和意义之间的界线在此时已经淡化了。

后现代主义文学，或者说“新小说”派，它们认为“解释就是不相信表面的现实和现象，企图走进一个内在的意义里去”。[5]自此，传统文学的“上帝”——隐藏在文本后面的、所谓的“主题思想”到后现代主义文学这里就彻底死亡了。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同时认为“我们不需要解释文学，而是去体验文学；我们需要的是新的经验，文学应该给我们带来新的经验。文学的刺激性就是目的，而不是要追寻隐藏在后面的东西。你读乔伊斯也许会就某一突然出现的事物而思考，竭力想找出其存在的理由。而读品钦的时候，如果他的作品真正使你感兴趣，你只会想再多读一些，因为这是一种陶醉而不需要任何解释。”[6]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文学形式和内容之间界线的淡化，因为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所谓的“内容”或者“意义”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已经同文学的形式合二而一了，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所谓“书的意义就是书的一部分”，不正是对这种形式的意义化、意义的形式化的情形的一种最佳阐释吗？

在小说《橡皮》的序幕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现在时间还太早，咖啡馆刚刚开门，唯一上场的人物对自己的存在还没有恢复清醒的意识。现在是把在人造大理石桌面上搁了一夜的十二张椅子轻轻地拿下来的时候，此外再没有别的事了。一只手下意识地把场上的布景一一摆好。

等一切就绪，灯光就亮起来了……[7]

这是小说一开始对于咖啡馆老板的刻画，这位咖啡馆老板此刻正在準备开门营业。场景是在咖啡馆，这自不必说，可是这段文字却给人一种观看表演的感觉。因为文段里的一些词组和句子与“咖啡馆”这个场景形成了冲突：“唯一上场的人物”“把场上的布景一一摆好”“等一切就绪，灯光就亮起来了”……就好像读者此刻置身于剧院观看话剧。正是“上场”“布景”“灯光”这些词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双重的审美体验：咖啡馆的老板既是在咖啡馆里，又是在舞台上；既是小说中的人物，又是舞台上的演员。读者既处于咖啡馆的一角，又坐在观众席上；既是阅读者，又是众多观众的一员。仅仅是阅读这样一小段文字，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新奇的审美体验，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体验”就是这段文字的意义所在，这种意义是绝对浅显的，是形式化了的意义。我相信没有人可以从这样一段孤立的、似是而非的文字背后解读出深刻的寓意，因为在这里，内在的意义消失了，它被剥离出来，安置在形式的表层。

二、没有情节的情节——线索的碎片化

《橡皮》之所以是新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打破了传统小说严格按照具有因果逻辑关系的事件顺序来安排叙事结构的创作格局。一方面，大量自由直接引语的运用削弱了小说的逻辑性，使得意识叙述和行为叙述融为一体，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无间断地进行。

对此问题，我们不妨以下面这段文字为例观之：

有什么事要告诉这位瓦拉斯吗？要对他说些什么呢？格利纳蒂从大衣口袋拿出明信片，停下来细看。上面的照片清晰到前景里的堤岸石边中的花岗岩石晶都历历可数。

路上有一团揉皱的纸——肮脏而且是蓝色。他用脚踢了两三次。

眼前出现的是一块用四个金色螺丝拧紧的黑色玻璃片。右边上头的那颗螺丝帽上玫瑰花形的装饰已经脱落了。

白费功夫跑一场。

一块砖头，一块普通的砖头，砌成高墙的千百块砖头中的一块。

格利纳蒂奔走到晚上五点钟，所获不过如此。[8]

在笔者看来，第一段的前两句是“凶手”格利纳蒂的心理活动，第四段是格利纳蒂的内心独白，第五段是格利纳蒂“内心独白的前奏……即某种感觉刚开始发生的那一刹那，是稍纵即逝而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9]

在这里，自由直接引语的应用无疑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阅读障碍，但是这种障碍又是恰到好处的，它终究不至于破坏读者对于文本整体的认知。这样一来就使得不同的读者对于文本的细节有各自的理解。也就是说，作者通过设置阅读障碍的形式使得文本细节的价值最大化——使更多的读者迫于理解上的压力进而去关注每一处的细节，最终对文本形成一种相对有效的解读。

而另一方面，线索的碎片化处理则是对于本应连贯的故事的一种消弭。作者格里耶多次让警探瓦拉斯去买一块“橡皮”，而购买橡皮这个行为似乎又是莫名其妙的。原本就弱化了的线索经过“橡皮”的一番处理更是踪迹难寻——

“我想买一块橡皮。”瓦拉斯说。

“好的。要哪一种橡皮呢？”

要说清楚可是件麻烦事，但瓦拉斯只好再一次把他要买的东西描述一番：这种橡皮既轻又柔软，脆而易碎，但用力压下不会变形，只会变成粉末；这种橡皮不费劲就可以切开，而且剖面光亮平滑，像螺狮壳一样。几个月前他在一位朋友家见过这样一块橡皮，但是这位朋友说不出是从哪里弄来的。他当时以为不费工夫就可以买到这样一块橡皮，可是到现在都没有能够如愿。这块橡皮的外观是黄色的、立方形的、边上二三厘米厚，角上微呈圆形——也许是磨损了。生产厂家的商标印在一面上，不过已模糊到看不清了，只有中间两个字母“di”还可以看出来：前后大概至少还各有两个字母。

这位年轻的妇女试图拼出厂名，但没有成功。绝望之余，她把店里所有的橡皮全都拿出来给他看。她的店里的确备有各种各样的好橡皮——她热情地逐一夸赞不同的优点。不过，全都不是太软就是太硬：“面包心”橡皮，柔韧得像可以塑捏的陶土，要不就是一些质地干硬灰暗的东西，用起来刮纸——充其量不过是可以用来擦掉墨水印渍吧；其余的都是普通擦铅笔用的橡皮块，都是长方形的，只不过有的长些，有的短些，质地有的白一些，有的不太白而已。

瓦拉斯犹豫着是否要重提使他烦恼的话题：看起来他走进店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打听到一些有关那座小楼房的照片的情况，而不想花一点钱买一块橡皮。他宁可让整个店为一件纯属虚构的东西搞得天翻地覆，而且还给他贴上了一个取自古代传说的商标，使人无法把字母全部拼出来——这种做法可不是无缘无故的！虽然他只是透露了厂名中间的一个音节，以免受骗者怀疑是否真的有这个厂家。但他耍的那一套诡计，过于显眼，骗不了人。

他不得不再次随便买下一块不知拿来干什么用的橡皮。毫无疑问，这一块绝不是他要寻找的。而除了“那一块”外，别的他都不需要，即使是跟它有些相似也不行。

“我就买这一块吧，”他说，“也许合用。”

“您将来就会知道，这种货色非常好。我们的顾客对他都是称心满意的。”

再解释下去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应当把话题再转回到……但是，这出滑稽戏演得太快，他来不及好好地想一想了。“该付多少钱？”钞票从皮夹子里掏出来，找还的零钱在柜台面的大理石上当当响……第伯斯的废墟……[10]

以上是对警探瓦拉斯“买橡皮”一事的一次颇费笔墨的叙述，在初次阅读的过程中，作为读者的我们似乎并不能马上对这一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尽管上文第五段说“看起来他走进店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打听到一些有关那座小楼房的照片的情况，而不想花一点钱买一块橡皮……”这句话实际上给了读者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看起来”的目的，究竟是不是警探瓦拉斯真正的目的呢？不难发现的是，文本中大量的关于橡皮的描述，都是与“破案”的情节不相干的，不管是橡皮的颜色、质地、大小，还是橡皮的制造厂家的名称，既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又具有一种随意性：警探瓦拉斯想要的这块橡皮，仅仅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他本人对于这块观念中的“橡皮”其实也是一无所知的，他从头到尾的描述行为只是一种编造。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买“橡皮”这个情节与侦破“凶杀案”之间存在的共同点：都是建立在一种“不存在”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要买的那块“橡皮”是不存在的，警探瓦拉斯从未见过那块橡皮，橡皮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编造出来的；而“凶杀案”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受害者”杜邦教授根本就没有死。表面上看破案的线索被“橡皮”擦去了，而实际上作者只不过是站在另一个角度给读者一种心理暗示：侦破凶杀案和买橡皮都只是一种徒劳的行为，不仅仅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就连过程本身也是那样的不值一提。警探瓦拉斯破案的情节大体上可以分为走访警察局、走访死者女佣、走访对面爱偷窥的太太、走访茹亚尔医生等等，然而案情并没有因为他的走访而變得清晰，不仅这些破案的环节之间的顺序可以颠倒，就连他从所谓“知情人”口中获悉的供词也是可以互换的。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读者不免会有这样一种直观的感受：知情人对事件的描述是如此的详细，但是竟然找不出一丁点有用的信息。

我们可以认为格里耶“捉弄了读者”[11]，不过在我看来“捉弄”只是这本小说的副产品，一部经典作品是不可能基于像“被捉弄”这样一种新鲜而直观的情感体验而长期存在的。正如先前所说的，线索的碎片化处理是对于本应连贯的故事的一种消弭，尽管作者多次用买“橡皮”这个毫不相干的情节擦去了故事本来的线索，但这种行为恰是对读者的一种引导和规范：读者应该摆脱传统的阅读习惯，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情节的引导，不应该只是“想听一个有趣的故事”，不应该只是想“明白一个高深的道理”；在关注文本的同时要避免自己深陷其中，在阅读的过程中要能够摆脱作者的限制。“橡皮”的作用也正在于此：擦去情节，使读者不得不改变“被动接受”的地位，使其费解、迷惑，进而使其思考，通过阅读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化，找到文本内部被打碎了的种种“联系”。这种引导和规范，不仅使我们重新认识文本——文本中一些看似不相关的细节其实可以是整个文本不同程度的缩影（如买橡皮这一细节就是侦破凶杀案这一主要情节的缩影）——而且通过把文本里各种因素主次关系的颠倒（如小说里用大量笔墨展示纤毫毕现的生活细节，而对于“矛盾冲突”“人物性格”这些原本重要的因素却加以淡化），使读者越过文本，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生活——现实生活是由许许多多无序的、不合理的小事构成的，但是无序的世界自有它们的合理之处，而“我们的生活，并不像巴尔扎克的小说，不像‘私定终身后花园之类古典小说那样的存在、进行，可是又不像《橡皮》小说那样地存在，那样地进行”。[12]也就是说真实的生活是介于有序和无序之间的，我们在肯定生活中有序的、合理的那一部分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无序的、不合理的部分予以适当的关注和承认呢？毕竟有序和无序、合理和不合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

一言以蔽之，《橡皮》擦去了线索的连贯性，擦去了逻辑和非逻辑、有序和无序之间的界线，这无非是想暗示读者：不应该用固有的观念对呈现在眼前的生活加以过滤，那样我们终将无法认识生活的全部；而应该放下成见，更多的去关照生活细碎的、芜杂的一面，正是这些不合逻辑的琐事，粘接着因果，粘接着过去、现在和将来。

三、小说？绘画？电影？——如真似幻，扑朔迷离

我们完全可以说《橡皮》擦去了体裁的分野：不仅擦去了文学体裁内部的分野——这部侦探小说的一些语段忽而像散文，忽而像诗歌，忽而像戏剧——还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野——小说不仅吸收了绘画、电影的制作技巧，还借鉴了广告、日记、说明书等实用类文本的创作范式。若依据德国接受美学家汉斯·罗伯特·姚斯的理论，作者格里耶的这种吸收和借鉴通过扩大文学语言的范畴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尽管短时间内挑战了读者的“阅读经验期待视野”，但最终能使读者获得一种更加直观而深刻的审美体验。

我们不妨欣赏文本中的如下语段：

那人走时喃喃地讲了一句不知什么话。老板现在又回到他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中间：大理石桌面上的污迹，椅子上被油垢弄得有些粘糊糊的油漆，铺面玻璃上缺字母的招贴。一些顽固的鬼影一直缠绕着他，一些比酒里的污点更浓的黑点使他眼睛昏花。他想挥手把幻影驱走，但没有成功；每走一步，他都碰上……手臂的挥动，听不清的话语的袅袅语音，波莲娜，温柔可爱的波莲娜……[13]

显然，上述文段具有一定的跳跃性和抒情性特征。如果不考虑翻译的因素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它有一些押韵。如果再反复阅读，读者甚至可以认为它是有节奏性的，兹将其分行呈示如下：

那人走时喃喃地讲了一句不知什么话

老板现在又回到他

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中间

大理石桌面上的污迹

椅子上被油垢

弄得有些粘糊糊的油漆

铺面玻璃上缺字母的招贴

一些顽固的鬼影一直缠绕着他

一些比酒里污点更浓的黑点使他眼睛昏花

他想挥手把幻影驱走

但没有成功

每走一步

他都碰上

手臂的挥动

听不清的话语的袅袅语音

波莲娜

温柔可爱的

波莲娜

这俨然是一首现代抒情诗了，当然具有一种朦胧的美感。不过笔者的重点并不在于鉴赏这首“诗”，而旨在说明小说《橡皮》中的大量语段都具有上述特征：一方面远离事件本身，另一方面具有散文化或者诗化的效果。也许某些读者会觉得这种特点无益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但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些语段增强了小说的美感，起到了类似插画的作用。并且它也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以上述文段为例，作为描写对象的咖啡馆老板在小说里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不过显然这段文字隐约涉及到了一些关于他个人的往事，把咖啡馆的老板同一个叫“波莲娜”的女性联系在一起。但文本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只字不提，也就诱使读者去想象出一个朦胧的、关于咖啡馆老板的故事——即小说通过不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一个故事。

此外，小说还引入了蒙太奇、拼贴等电影艺术技巧，具有代表性的是交替手法的运用：

“请问是丹尼尔·杜邦先生家吗？”

“您说什么？”

玻那提高嗓门重复一句：

“丹尼尔·杜邦先生！”

“对，是这里，您有什么事？”

“我是来看看他最近怎样……最近怎样！”

“哦，您太客气啦。杜邦先生很好。”

…………

“请问丹尼尔·杜邦先生在家吗？”

“您说什么？”

玻那提高嗓门：

“丹尼尔·杜邦先生！”

“得啦，您可知道，没有必要这样大声喊叫，我又不是聋子！您有什么事要找杜邦先生？”

“我是来看看他最近怎样。”

“他最近怎样？小伙子，他死掉啦！死啦，您明白么？这里没有人了，您来得太晚啦。”

小玻璃门发出深沉的嘎嘎声。[14]

以上两段文字就是同一場景在“杀人凶手”格利纳蒂脑海中的交替。交替就是指“在文本中，甚至在文本的同一篇章中，对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可能性的叙述交替出现”。[15]这也就类似于电影艺术里的几个不同的镜头，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小说家非常注重叙述策略的运用，力图创造一种纯心理的空间和时间，这种时空结构遵循的不是传统的故事逻辑，而是一种反传统的叙事逻辑，即蒙太奇和拼贴机制”。[16]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新小说”派作品的时候会有一种奇特的审美感受的原因了。正是由于作者把小说的叙事逻辑同电影艺术的表现技巧结合起来，我们才会处于一种“猛地一读”觉得陌生，但稍加回味又能够理解文意的情形之中。

四、一座孤岛——语言是沟通的障碍

在阅读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往往会注意到这样一种语言现象：甲和乙当面对话，却根本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思。或者是某人明明在集中注意力阅读一段文字、听一段广播，却无法读懂文字上的内容、听懂广播里的语句。其实文本里描述的这类现象反映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反语言”特质。这种对于语言的反叛正是建立在拉康结构心理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种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学习语言就是暴力、隐抑和异化的开端”：

我们看幼儿是怎样学习语言的。一个活蹦乱跳、很招人喜欢的幼儿可以说是完整地体现了所有没有任何拘束的本能，但是不久他便会发现他的一个名字。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主体拥有语言，占有他的名字，而他自己没有，于是第一次学会自己的名字就是异化：我认识到除去我那种种的欲望之外，我同时也是个名字，是那些大人的一个对象。他们那样叫我，我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你”。这样，我长大后，我的名字便代替了我自己。语言……隐抑了最初的欲望并且代替了它。[17]

笔者相信新小说派的作家部分同意上述观点。毕竟，语言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尽管它一头连接着人的心灵，但它终究源于社会，它就像一根脐带，在沟通人与社会的同时也限制着人，把人及其心灵牢牢固定在相对静止的社会关系之中。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小说《橡皮》才会反复强调语言与人性的背离——试图通过取消语言的有效性来还原内心的真实：

通告上的一系列条文，是主管部门对邮电局组织做出某些调整的通知——总的说来，除了对某些似是而非的专家以外，公众不能從中得到任何好处。在外行的人看来，做出这些调整的真正意图，含糊不清；因此瓦拉斯也怀疑旧的规定和新的规定之间是否有什么真正不同之处。[18]

……

一个巨大的声音遍布火车站的大厅。从那看不见的广播喇叭里倾泻而下，这声响撞到四面贴满通知和商业广告的墙上，引起了扩大、反射、倍增的效果，还附加上一连串不大整齐的回音和共鸣，使得原来广播的内容乱了，变成一个从天而降神谕似的巨大声音，虽然含糊不清，但既宏伟又可怖。

…………

人们朝着四面八方急忙走去。他们大概猜到——或是自以为猜到——广播内容，因此倍加忙碌起来了。

……

茹亚尔医生既没有箱子也没有车票，对行车时间表也不感兴趣。对高声喇叭的广播，他没听懂。

……

广播开始之前那种吱吱声又响起来了，突然间整个大厅回荡着那神谕般的呼隆隆的鸣响声。这次声音既清楚又响亮，不过得仔细留心听，才会发现那里面讲的内容无法理解。[19]

……

“我就是老板。”

“啊，您就是！对一个侦缉人员胡扯什么杜邦教授有一个儿子是您吗？”

“我什么都没有说过，我只讲过有时候有些年轻人到店里来，各种年纪都有——其中有一些年青得可以当杜邦的儿子……”

“您说过他有一个儿子吗？”

“他有没有儿子，我怎么晓得！”

“行啦，我想找老板讲话。”

“我就是老板！”

“啊，您就是！是您胡扯什么杜邦教授有一个儿子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过。”

“您说过他有一个儿子吗？”

“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儿子。我只是说过，有各种年纪的年轻人经常到我店里来。”

“胡扯这些事情是您，还是老板？”

“我就是老板！”

“是您说什么青年人——胡扯，教授，到咖啡馆里来？”

“我就是老板！”

“行啦！我很想有个儿子，很久以前，据说是，一个年轻女人死得古怪……”

“我就是老板，我就是老板，我就是老板，老板……老板……老板……”[20]

以上所引第一部分文字描述的是警探瓦拉斯阅读邮局公告的情形，第二部分描述的是茹亚尔医生听广播的情形，第三部分则是警察局长与咖啡馆老板的一段通话。三段文字在小说里也以同样的顺序是依次出现的，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作者对于语言的排斥和反叛有一个逐渐变强的趋势。

在第一段文字里，邮局通告上的条文的意义是“含糊不清的”，但是仍然可以被辨认出来，只是在理解上存在困难。这个时候的语言开始从清晰明确向模棱两可转变，但是仍然可以依靠推测得出少量信息。

在第二段文字里，广播里的声音亦是“含糊不清的”，这个时候人对于语言的辨认出现了困难，并且此时的语言——“内容无法理解”。语言背后的意义已经完全丧失了，但是语言的指向性依然存在，这个时候的沟通只能依靠猜测。

在第三段文字里，警察局长与咖啡馆老板的对话已经成为了一种无法解读的行为——语言仅剩下外壳，沟通也不再是必要的，话题更是可有可无。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沟通的可能性，语言只剩下音节，成为一种生理上的条件反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格里耶之所以描述这种看似极端的情境，是出于他对于语言的一种不信任。《橡皮》在这里擦去了语言的有效性，其实是反对过度的沟通。众所周知，沟通是一种社会行为，是外倾性的，而过度的沟通极有可能使人缺乏清晰的自我意识，从而迷失自我。这种观点正是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内倾性的超越——追求一种内在的真实，就需要同外在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

因此我们可以说：《橡皮》不仅擦去了种种界线，还超越了它们。

结语

以笔者所见，《橡皮》的成就有二：一是对于界线的交融，二是对于界线的超越。交融，其实就是一种建立在继承基础之上的重组：对具有不同特质的、甚至属性相反的两种概念进行重新解读，以求得在更高的层次上贯通二者，擦去它们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当然，可以有所侧重，但不能过于偏颇。而超越，则是建立在重组基础之上的创新：在一种新兴的形式之上进行一种大胆的甚至极端的假设，以这种假设作为参照，提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范式。

《橡皮》擦去了文学形式和内容之间的界线、擦去了情节（有序）和细节（无序）之间的界线、擦去了文学和非文学的界线，最重要的是，它超越了文学艺术内在的真实性的界线。

注释：

[1]刘象愚：《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刘象愚：《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3][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4][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5] [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6][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7]林秀清译，[法]罗伯·格里耶：《橡皮》，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8]林秀清译，[法]罗伯·格里耶：《橡皮》，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9]刘象愚：《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10]林秀清译，[法]罗伯·格里耶：《橡皮》，.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页。

[11]木心：《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0页。

[12]木心：《文学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60页。

[13]林秀清译，[法]罗伯·格里耶：《橡皮》，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4]林秀清译，[法]罗伯·格里耶：《橡皮》，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

[15]郑克鲁：《外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16]刘象愚：《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17]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页。

[18]林秀清译，[法]罗伯·格里耶：《橡皮》，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19]林秀清译，[法]罗伯·格里耶：《橡皮》，.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20]林秀清译，[法]罗伯·格里耶：《橡皮》，.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