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政治文化分析

王可亦　南丽军

摘要：运用美国学者阿尔蒙德提出的公民政治文化理论对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厘定出其独特的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混合的异质性的政治文化表现，并从中缕析出这种政治文化对于乡村治理所造成的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利于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政治文化建设方略，从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深化。

关键词：公民文化 阿尔蒙德 农村社会治理

政治文化的概念主要是由美国学者阿尔蒙德于20世纪进行整理、构思并提出的，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政治领域中一项奠基性的研究，是对世界民主理论的一大贡献，更启迪了广大国家如何构建合适的政治模式。对于当今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现实状态而言，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作用以外，一种微妙而复杂的价值、态度以及技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具有中国农村特色的新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对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公民政治文化与农村社会治理的解读

公民政治文化不是一种现代的文化，而是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现代与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有利于社会保持稳定，既不会与传统发生严重的脱节，又能够促进国家的发展进步。结果就出现了第三种文化。它既非传统又非现代，而是二者兼而有之，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与多元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这就是公民政治文化。

（一）政治文化的概念及其特征

1.政治文化的概念。“政治文化”这个术语所指的就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即对于政治体系及各个部分的态度和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在探讨某一种政治文化时。就如同探讨一种经济文化或者宗教文化一样。它是对于一系列特别的社会客体和过程的一组取向，更主要的是指对社会客体的心理取向。“取向”涉及和关系到内化了的各个方面，它包括“认知取向”，即关于政治体系、体系的各种角色以及这些角色的承担者、体系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概念；“情感取向”，即对于政治体系、体系的各种角色、人员和活动的感情；“评价取向”，即对于客观政治的判断和见解，这些判断和见解涉及知识和感情的价值标准与准绳。

2政治文化的特征。政治体系包括特定的角色或结构，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行政机构；角色的承担者，如特定的君主、立法者、行政官员；特定的公共政策、决策和决策的执行。再根据这些结构、承担者以及决策是处于政治的哪一阶段，分为“输入的”和“输出的”过程。我们说“政治的”或“输入的”过程，指的是需求流动从社会进入政治体，再把这些需求转换成权威性决策。明显处于输入过程的结构包括政党、利益团体、传播媒介。而“行政的”或“输出的”过程。指的是实施或执行权威性决策的过程.明显处于这一过程的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和法庭。重要的是个人倾向于哪些政治对象，他们如何取向于这些对象，以及这些对象主要是处于“向上的”政策流的制定还是“向下的”政策流的～tAS-。因此政治文化的特征就成为对广叉上的政治体系、对体系的输入和输出、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自我的各种认知取向、情感取向还有评价取向出现的频率。

3.政治文化的类型。通过叠加个人作为一般对象、输入对象、输出对象和作为对象的自我的四种不同的政治取向的总和能够形成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类型，它体现了特定的政治群体对于政治运行的态度。尽管政治文化取向各不相同，但主要形成了三种主流的政治文化类型：村民型政治文化。对四种专门化政治对象的取向频率为零的时候，这种政治文化是村民型的。非洲部落社会应当属于此类。村民型取向也意味着，相对来说并不指望政治体系给自己带来什么改变。村民并不期望从政治体系中得到什么。即使在大型的和比较多元化的政治体，其文化也可能主要是村民型的，但是相对而言，纯粹的村民型文化还是更可能在较为简单的传统社会中见到，在这些社会中政治的专业化程度微乎其微。村民型文化更多是情感的和规范的，而不是认知的。臣民型政治文化。其中对分化了的政治体系。以及体系输出方面的取向频率很高，但对专门的输入对象，还有作为主动参与者的自我的取向频率则接近于零。臣民意识到专门化的政府权威，他在感情上取向于它，或对它感到骄傲，或不喜欢它；他会评价它是合法的或者不合法的。但这种关系是对于广义上的体系，对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的、行政的，或者说“向下的流”方面。尽管臣民型文化中仍然存在着有限的能力。但它实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关系。参与型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第三大类型是参与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社会成员明显地取向于体系整体。同时也取向于政治和行政结构与过程。换言之，对于政治体系的输入和输出两个方面，参与型政体的各个成员对于政治对象的态度既可以是赞成的，也可以是不赞成的。

但这种对文化的三重分类并不认为一种取向可以取代另一种取向。对于参与型文化来说，它是一个附加的层面，它可以加入臣民型和村民型文化并且与后两者相结合。不同地域的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在一个政治体的许多个人当中，村民型、臣民型、参与型的取向结合、融合、交织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因此就存在着文化“混合”的方面，“公民”是参与型、臣民型、村民型取向的特定混合。而公民文化则是公民、臣民、村民取向的特定混合。

（二）农村社会治理及其基本情况

1.治理的概念。治理一词在我国的兴起是引介于西方，意指政府运用相应的政策工具去进行统治与管理。与以往的“管制”所不同的是，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可以是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也并不是只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来确保实现，更多地是采取政府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协商、互动和合作来完成一定的社会目标。

2.农村社会治理。农村社会治理是指运用多种手段对农村的经济发展、政治构建、环境保护、村民服务等诸多方面进行治理的過程。是国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方面。在我国农村，过去主要是由基层组织牵头完成主要的治理工作，村民和村中组织的参与度很低，“治理感”较低而“管制感”较强，很多地方由于村干部自身的能力不足和种种原因的限制导致村里的各项服务难以面面俱到，更缺少了针对性。近年来，国家政策引导更加趋于专业可行，我国农村也逐渐走向了一条由党委班子方针指导、基层机构负责实施、农村组织协同配合、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村规民约法治保障的新型的治理之路，这条道路的畅通更需要政治文化作为思想上的引领，二者相得益彰，共同促进中国农村的进步与发展。

3.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当今我国农村社会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以往相此，我国农村村民参与政治的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也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然而村中干部的工作能力不够与时俱进、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村中的贫富差距仍然存在、农村的自然环境逐渐恶化、村民的环保意识较差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得到解决，这种“喜忧参半”的格局成为了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现状的一个真实写照。

二、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政治文化呈现

由于经过了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发展过程，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混合了公民、臣民、村民取向的特定政治文化。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农村的政治、经济、环境、教育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对于未来农村社会的治理，也必须把这种“异质性”的混合文化考虑在内。

（一）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政治文化成因及表现

1.中国传统文化使我国农村中形成了多样的的政治思想。中国农村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根植在了农民的心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以小农经济为物质基础、以血缘宗族依附关系为纽带的文化，既包含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又带有一些落后的因素，例如在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生产观念和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导致农民表现出了绝对平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消极思想；更兼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时期，受到皇权和神权等“至高无上”的以权力为中心的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影響，农村部分村民形成了官本位、对权力的过度追求和崇拜、盲目服从等不恰当的社会价值取向。但在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也有很多积极向上的因素，强调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孝敬父母、尊师重教、爱国忠诚、互帮互助等思想在今天仍然被广大村民所接受和高度认可，在一辈又一辈的言传身教中延续着这种传统美德。

2.现代民主法治思想在我国农村有着不同的体现。在中国农村存在着两极分化的趋势，有些村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不违法，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能够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愿意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使自己的投票权，不盲目迷信权威，能够自己独立思考，敢于表达意见和建议。但仍有部分村民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固守着“老一套”，导致法律意识淡薄，不信法、不知法、不学法、不依法，信“闹”不信“理”，信“访”不信“法”，遇到难以协调的问题时往往采取找关系、暴力行为去解决，错误地认为只有闹得越大问题才能越快解决，对于权威绝对服从，主人翁感不强，这种一半落后一半先进的混合感更体现出了中国农村独特的异质性文化。

3.庞大的农村人口对于政治文化的推行有利有弊。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乡村常住人口为58973万人。庞大的农村人口虽然满足了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也给政府推行农村工作带来较大难度。由于人口数量大，政府对于村民的教育、宣传和引导难以一时之间全部覆盖，学校、医院、图书室、服务站等各种配套的基础设施仍然不能满足广大村民的需要，村民的教育文化生活质量提升缓慢。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的流动极为频繁，给各项政策落实的过程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样，人口太多也导致中国农村所固有的一些积弊难以革除，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去考察调研不同的村情，根据每个地区村子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现状去因地制宜实施政策。其次是农村“空心化”问题，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一个以“老人、妇女和留守儿童”为主的“留守村”，弱化了农村的政治主体，不利于村民在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4.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但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脱节。比起西方国家缓慢而循序渐进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极其迅速的过程。这种快速发展的战略带来了中国的富强，也造成了国家发展和村民素质的脱节，政治文化与政治进程的发展并不是统一步调，这就形成了当下中国农村的一种现象，村民生活越来越富裕，但是参与政治的能力却跟不上。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就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文化的建设，村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不是很高。

（二）我国农村社会混合政治文化的弊端分析

1.农村的治安状况堪忧。部分村民农闲时参与打牌、博彩、玩扑克牌等赌博活动，参与烧香算命拜神等封建迷信活动，导致愚昧之风更盛；村里的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发生率居高不下。有些区域甚至有宗族派系、黑恶势力以暴力手段干扰村里的日常决议和重大事项的决定，强行参与村务，欺行霸市、严重影响地区治安。

2.农村的治理能力有限。农村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很多，一是有一部分村委会成员投鼠忌器，对某些违法人员想管又不敢管，敢怒又敢言，害怕得罪人，担心在下一次竞选中失去了支持，只好对村里的环境卫生、治安管理、生产生活等活动放任自流，以求自保。二是有些村子由于经济原因，经费不到位，村里的设施建设跟不上，更无力去维护和保养村里的基础设施。三是许多村干部对新问题的应对能力弱。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多如征地拆迁、医疗保险、环境保护等新问题，但是村干部由于自身原因难以很好地应对。四是很多时候村中的治理仅仅是领导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做，在平时则无所作为，对于问题的解决也只是走访作秀。五是村镇两级权责不清，存在很多“交叉地带”和“灰色地带”，遇事互相推诿扯皮，推卸责任，村民的问题难以解决。六是民主的管控和协调手段缺乏，当社会问题产生时，不是采取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而是采取强制管制等方法来处理，问题的根源并没有得到解决。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治理的能力较弱、民情表达渠道不畅通，专业的调解委员会缺失或难以发挥作用。

3.农村的治理存在矛盾。一是某些公益性支出仍然要求农民摊派，涉农的规定和项目较多但节制较少。二是拖欠了部分农民的征地补偿款，甚至有些村子出现降低款额、不发放等情况，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等生活基本保障较低。三是农村的生活环境日益恶化，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较低。四是村务不公开、不透明，村中干部以权谋私等现象时有发生。

4.农村的治理关系愈加多元。随着社会的发展，村民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村民个人之间存在纠纷，村民和社会组织、村民和政府、村民和企事业单位之间也都存在纠纷。纠纷也从单纯的财产、利益纠纷演变成了涉及村民生产生活、学习娱乐的多边纠纷，在调解时就必须要考虑到当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三、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政治文化建设方略

首先，村干部带头学习先进治理知识，强化农村治理机构的能力，全面开展村干部治村能力考核机制。要提高有关部门治理农村问题的效率水平，必须制定权责明确的治理细则，把各部门应负起的责任和应达到的目标落实到纸面上。由村民进行监督，提高村民的治理能力。把考核的要点从只看经济发展水平转移到把治理农村事务的能力也当做一个重要的考察点列入考核当中。在村中基本治理机构的基础上，适当地增加民间评议仲裁等职能，强化村民的管理地位。村干部要l根据政治文化中的“输入程序”在工作开展之初制定出村中应达到的目标和个人在岗位上应该完成的任务，随时随地接受村民的监督，定期向村民述职，根据村民评议考核的结果来确定下一步村干部的评奖评优、待遇水平等等，对那些村民不满意的、述职表现较差的村干部实行末位淘汰和问责淘汰制。

其次，根據村民之间的政治认知态度构建新型农村管理网。由村民投票选出村中的村代会和村监会，凡是村中的重大决议都需要经过村民提出建议、村委会商议决策、村监会审查流程、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的过程。村中资金的使用、账目的记录、各类项目的实施进度都需要公开由全体村民进行监督。在整个过程中，村组织主要是起到方针政策的引导工作，村委会负责项目具体的落实工作，村监会则是时时刻刻把整个流程置于监督之下。最后要改变以往各家各户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各农户结成互助对子，村里积极与各大高等院校和生产基地合作，让本村龙头企业带动整个村子的就业和经济发展、采用互联网连接市场等方式，建立各种专业化的三农服务组织和产业化组织，以期在整个政策的“输入”和“输出”流程中，村民的政治态度和取向都可以得到表达，并可以实时根据村中的不同需求进行权重的调整。

第三，及时反映评价取向，出台矛盾调节措施和应急处理办法。在村中成立村民协调委员会，由专人负责村民之间利益冲突和矛盾的调解和解决，设立热线电话，随时为村民答疑解惑，方便村民反映问题。在另一方面成立禁黄赌毒委员会，建立农村应急管理办公室，出台应急处理办法，安排合适的场所进行必要的物资储备，村中所有列入发展计划的重大项目都需要在之前进行多方面专项评估，在政策流的执行过程当中确保风险可控。

第四，明确村中资金来源渠道，保证政治体系透明。在每年度伊始村委会应就本年度要开展的各项工作列出开支预算，各种专项资金实施单列计划，制作出年度预算表，供村民参考。村中的资金流主要分为以下三部分：政府承担扶残助残等公益性项目的支出，土地补贴等福利性项目由村中来补贴，农村经济活动、各种经营性项目由市场来调节的新型财政运行体制机制。从村中经费中合理划拨部分资金用于铺路、架桥等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学校、卫生所、图书室等公共设施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通过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来提升村民的政治能力。

第五，为政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创新实施行政服务站建设和大学生“村官”工程。大力推进行政服务进农村活动，成立农村行政服务站，把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诸如环保、医疗等公共服务事业全部纳入村中统一规划，承接农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职能，方便村民办理各种事务，减少不必要的流程，为村民和各类组织服务。“村官”以本地优秀大学生优先，主要是了解当地民风民俗，易于融入村民当中。通过自主报名、群众推选、行政能力测试和实际业务能力测试。经过村民投票选举、组织考察等程序，选拔出合适的大学生“村官”，以他们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较高的知识水平负责农村的整体建设，服务一方乡民，随时接受村民的监督，定期向村民汇报工作，和村民一起建设有特色的政治文化。

第六，创立文化氛围，发展村民社会组织。农村各项产业协会或三农合作社等的成立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整合；为了满足村民的文化娱乐需要可以适当开展例如太极协会、民间艺术团、舞狮协会等；法律服务站、三农知识普及站、老弱病残互助协会等志愿组织可以体现村民的政治关怀，建设和谐的村际关系；也需要成立如村民代表团、妇儿联合会等对村委会进行监督，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为农村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多元的政治文化来源，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总之，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这种独特的混合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分析农村未来发展方向和制定各种方针政策时都要以该异质性政治文化为背景，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有效方略，为村民所理解和接受，从而推动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