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白旗”运动中的巴金作品“讨论”

张永新

1949年后的巴金一直颇受文艺界高层重视，他积极向新生政权靠拢，以真诚热烈的态度歌颂新中国。即使在“反右”运动中，他也未被打成右派。但是随着1958年“拔白旗”运动的兴起，巴金却成了“拔白旗”对象，他解放前的作品悉遭批判。这场“拔白旗”运动以批判“白专”道路的专家学者为主，巴金身为作家却被批判，个中缘由令人玩味。这场讨论规模不小，最终则并未给巴金带来严重后果，缘何如此？现在重审这场讨论，更需重视的是1950年代末不同政治势力在巴金问题上的分歧甚或博弈现象。

一、 名为讨论的批判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后，“拔白旗”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大批知识分子被作为“拔白旗”对象受到批判。10月份开始，《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相继开辟专栏，讨论巴金解放前的作品。随后，《文汇报》、《光明日报》、《山东师范学院学报》等报刊杂志也刊发文章参与到这场讨论中。到1959年9月，发表的讨论文章有百余篇，而据《文学知识》的统计：“讨论以来，收到的稿件近千件”a，这场规模不小的讨论在作家和读者中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名为讨论，但无论是“拔白旗”的运动背景，还是杂志“编者按”中“插红旗”的讨论目标，抑或讨论初期到后期文章观点的变化，都显示出这场讨论名为讨论实为批判。

“鸣放”时期巴金发表了诸多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文章，但在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中，巴金侥幸逃过一劫，未被打成右派。“拔白旗”运动兴起不久，巴金就成为了“拔白旗”的对象。巴金解放前的作品几乎全部被拿出来进行讨论，而讨论初期还有少量完全肯定的文章，但随着讨论进一步展开，一些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文章发表，讨论几乎都带有批判的火药味。下表是对当时开设专栏讨论巴金作品的三家刊物所发文章观点的统计，虽然只涉及三家主要刊物，对文章观点分类也较为简单，但一定程度上还是体现了舆论观点的变化过程。

1958年10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开辟“巴金作品讨论”专栏，按语写道：“为了把共产主义的红旗插遍一切思想领域，我们从本期起，将陆续对巴金同志的主要著作，进行分析批判。”b对巴金作品的讨论就此展开。同期还发表了姚文元的《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篇文章认为《灭亡》以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中心，巴金对杜大心的暗杀行为给予很高评价，这是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这篇文章把作品的问题上升到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的政治性问题上，提升了问题的严重性。

同样是在十月份，《文学知识》 《读书》杂志也先后开出专栏“巴金作品讨论”、“大家来讨论巴金作品”，每期刊发数篇讨论巴金作品的文章，与《中国青年》一起，成为这场作品讨论的主要阵地。与《中国青年》相比，这两本杂志刊发的文章数量更多，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且大多是读者来信，更能反映这场运动中“读者”的思想。除了这三种杂志，《文汇报》 《光明日报》等报刊也迅速跟进，在10、11月份集中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

“拔白旗”运动中十分活跃的青年学生在这场巴金作品讨论中也表现积极，甚至可以说是这场讨论的主体。1958年12月，报纸杂志上对巴金作品的讨论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一本名为《巴金创作评论》的小册子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署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次年9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巴金创作试论》。这本书由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创作，针对北师大同学的看法，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相比于《巴金创作评论》，显得更为客观一些，但同样是否定性的。除了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学院等院校的学生也建立研究小组批判巴金作品。

这场讨论兴起于1958年10月，并迅速扩展开来，当年10、11、12月份是讨论的高潮时期，大部分讨论文章发表于这一阶段，且文章批判意味更重。此后仍然有相关文章发表，主要集中在大学学报上，并一直延续到1959年9月《巴金创作试论》的出版。在这之后讨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除了讨论初期《读书》、《文学知识》发表了少量肯定巴金作品的文章，这一时期的讨论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否定或批判其作品的。这一小部分肯定性的文章一方面反映了讨论事件之前普通读者的态度，同时也成为继续开展批判的靶子。后来发表的文章对之前的肯定性文章进行批驳，“纠正”人们对巴金作品的看法，达到“拔白旗、插红旗”的预期效果。这些批判文章虽然数量众多，但其主要观点却很有限。对巴金作品的批判集中在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立场、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人类爱、对工人阶级的歪曲、未指明革命道路等方面。这些文章或叙述巴金作品对读者的不良影响以批判其在新时期的消极作用，或以官方认定的民主革命史对照巴金文学叙述的历史，对其中的不相符合处予以针对性批判，或以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病态、“不真实”批评巴金对生活、对革命的歪曲。总之，批判的落腳点基本上都是巴金的信仰和立场问题，以及作品对当前社会的消极影响，批判基调是将文学问题转成为尖锐的政治问题，使巴金或其辩护者没有反驳余地。

二、讨论何以发生？

作品讨论其实就是对作品的重新评价和阐释。重评具有广泛读者影响的作品，对于改变人们的立场、观念，使他们的文学判断和价值观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新政权来说，如何重新评价和阐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新的政治制度需要有新的作品或新的阐释进行社会教化，这样的教化在更大的范畴内也是国家权力对于文学的全面覆盖和支配的体现。c

但是，不同于制度改变的迅捷，这种新阐释的教化普及并不容易。新中国建立之后，《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都是以激进的方式重释作品，借此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如果在经典流传下来的知识和所需知识及非经典性文本中可得知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那么对经典的调整必然就会发生。”d新中国的建立及政治制度的变革，使这种“巨大差异”突出地显现出来。建国前作品的革命书写、个人主义宣扬、工人形象塑造、作者立场和政治倾向等，都与建国后的政治需求不同，并且和新时代提倡的文本表现方式也呈现出鲜明的差异。对经典的调整既包括了重新划定经典，将原有的经典选择性剔除，并划定新的经典，也有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将之纳入新的意识形态范畴。经典作品既需要重新评价阐释，其实所有具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只要其影响及于新社会——同样也需要重评重释。

对于极端重视文艺功用和影响的新政权来说，调整大众阅读的倾向、重新阐释文学作品，从延安时期就已自觉开始。控制作品的出版发行，促使作者自我检讨、修改作品，在作品前附上批判性序言等，都是这一方面的努力。但实际的效果或许以“作品讨论”为最有效。

其次是这场作品讨论的背景。讨论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它发生在“拔白旗”运动期间，巴金作为“拔白旗”的对象受到批判。这场运动与“大跃进”相配合，是毛泽东为扫除思想和舆论障碍，推行“大跃进”而兴起的一场规模广泛的群众运动。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e5月20日讲话又提到：“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f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宣传毛泽东插红旗的主张。此后，“拔白旗”运动迅速展开。从毛泽东的讲话以及后来的运动情况来看，“白旗”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红旗”是指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拔白旗”就是要批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和右倾保守做法，尤其是那些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文艺方面，《文艺报》1958年6月发表社论《插红旗，放百花》，社论提出：“要拔白旗，插红旗，就要更好地、更加坚定不移地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用自由竞赛、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方法，发扬无产阶级的思想威力，战胜资产阶级反动思想”。g除了指导运动开展的方式方法，社论还特别指出对于新文艺作品要重新评价：“旧时代创造的一切遗产，包括我国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成就，都要在今天的工人阶级手心里重新掂掂斤两，分别给它们以应得的评价”。h巴金作为一个广有影响的新文艺作家，其作品又被认为具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成为“拔白旗”的对象也算顺理成章。同时，采取作品讨论、刊发读者批判文章的方法，也符合毛泽东提出的“发动群众，大鸣大放”的运动方式。

不过，即使存在“拔白旗”这样的运动背景，因建国前文学作品而受到批判的作家并不多见。在知识界，成为“拔白旗”对象的多是走“白专”道路的专家学者，他们因为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或不关心政治而被“拔白旗”。在知识分子中，“拔白旗”主要是批判学术观点。例如郑振铎，他此时受到批判是因为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宣扬资产阶级立场、排斥贬低民间文学。巴金成为批判对象还和他自身方面的原因有关。

巴金作品在青年读者中的广泛传播及具有的极大影响力，这使他成为意识形态关注的重要对象。首先发表批判文章的《中国青年》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主要面向知识青年。另一刊物《文学知识》也是推广普及文学知识的刊物，主要受众为青年。讨论文章的主要发表刊物印证了巴金作品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在此期间的讨论文章及编者按也多次关注巴金作品对青年人的影响。《中國青年》发起批判时所刊的编者按开头即是：“巴金同志的小说，曾在青年中流行很广。”i《文学知识》1958年第3期的《编者按》提出了五个希望读者来信探讨的问题，其中就有：“巴金的作品过去起了什么作用，今天对青年有什么影响？”j由此可见巴金作品在青年中的重要影响。

巴金作品关注青年人的命运，多书写青年人受压迫和抗争革命的经历。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初期，巴金的作品都以富有激情的抒情、极强的感染力，获得青年读者广泛阅读。据统计，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灭亡》印行28版次，《家》印行33版次。据巴金估计，五六十年代《家》的印数是“几十万册”。一些文章也记录了青年对巴金作品的热衷。臧云远回忆，抗战时期他在负责民族革命大学招生口试期间，问了一千几百个喜欢文艺的学生：“‘读过谁的作品？‘巴金。‘你喜欢谁的作品？‘巴金。差不多是异口同声”。k可见巴金作品在当时青年中广受欢迎的程度。他的作品不仅印行版次多，发行量大，而且被频繁地改编成话剧和电影。《家》是其作品中被改编次数最多的一部。1943年曹禺改编《家》并在重庆连演八十六场，自此之后到1956年，出现了不下六种的话剧改编版本。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陈西禾编剧、孙道临主演的电影《家》。正是因为巴金作品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他的作品讨论才能够引起青年人的注意，调动青年读者的积极性，借此清理青年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3月3日的一个通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批转“共青团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当前青年文化生活动向的调查报告”》，该通知在“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三是青年的读书动向”这一部分提到了当时青年的读书取向。其中谈到：“据地质学校、南师附中图书馆反映，学生借阅的主要是文艺书籍，而在文艺书籍中主要是中外古典小说”。但有趣的是通知又提到：“中国现代小说中主要是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等”。l巴金的小说是该调查唯一提及的现代作家的作品，通知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批转，而首先挑起巴金作品讨论的也是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其间关系令人深思。

其次是建国后对于巴金作品的评价存在严重的分歧。1955年12月冯雪峰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巴金作品的问题》，回答了读者关于巴金作品的一些问题。这篇文章虽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巴金作品的价值，但主要篇幅是批评巴金作品存在的问题，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想、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未指明政治出路、没有批判地看待觉慧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从巴金作品中学习什么的问题，冯雪峰认为主要是增加一些知识，了解巴金思想的发展过程，都是层次较浅的作用。1957年7月扬风在《人民文学》发表《巴金论》，对巴金的作品作了极高评价，他认为：“在巴金作品中最杰出的一部分作品，如‘激流三部曲，现在以至将来都将如伟大史诗，放射出它的光彩，保有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m对于人们一直诟病的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扬风也认为：“巴金所接受的只是无政府主义那些一般的抽象的思想影响。”n并且认为这些思想加强了巴金对旧制度旧思想的反抗。扬风极力推崇、全面肯定巴金的观点很快就引起了不同的意见。扬风文章刊出后，中国作协即委托王瑶撰文进行“纠偏”。王瑶在青岛耗时两个月专门写作这篇评巴金的文章，并于九月初写毕。1957年12月发表于《文学研究》。王瑶认为：“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是与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现代文学的思想主流基本一致的。”但同时他也认为：“但他对‘安那其的信仰是那样的坚定，对作品也不可能是没有影响的。”o王瑶的文章对巴金旧作的评价介于冯雪峰和扬风之间，有所肯定又指出不足。而到了1958年，署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的一篇文章又对扬风、巴金都加以批驳。这篇文章名为《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它认为扬风与王瑶“抹杀与缩小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创作所起的作用和影响”。p巴金作品评价涉及的是基本的倾向性问题，以及重要的思想立场问题，极为重要而又莫衷一是。当时读者对巴金作品的评价也较为混乱。根据讨论发生后不久《文学知识》对来稿的统计，在收到的149篇来稿中，“趋向于全部肯定这两个‘三部曲的有74篇，否定较多的有40篇，基本肯定而又有所批判的有35篇。”q从讨论后期发表的文章推测，不加批判全部肯定的观点如此之多，显然是批判组织者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此外，1950年代巴金自己对作品的评价也是不断变化，且在五十年代末明显调子更高，这为他被批判埋下了隐患。1958年《巴金文集》出版，为此巴金发表了多篇创作谈。对于建国前的这些作品，巴金在创作谈中并没有过多进行检讨，主要涉及的是作品创作的经过、人物原型及其命运，回避了作品中存在的立场、信仰问题。巴金的创作谈因此也在讨论中成了批判的靶子，他的很多说法被批评者反驳。r1950年5月，在《巴金选集》自序中，巴金写道：“我的作品没有为这伟大的工作尽过一点力量”，s而到了1957年5月《巴金文集》前记中，还是类似的话，巴金却说：“我的作品并没有为这个伟大的工作尽过多少力量。”t相似的话，不同的用词，显示出巴金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在提高。在评价混乱的背景之下，这样的相对高调显然容易引起批评。

还应该提到的是巴金1958年对于法斯特事件所发表的“不当言论”。美国共产党员法斯特因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对共产主义事业产生怀疑，并退出美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官方对于这位左翼作家推崇备至，而他却在此时退出共产党，这引起了官方的极大不满。《文艺报》第八期组织专栏发表多篇批判文章，其中也包括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剧》，但是巴金对法斯特没有决绝地进行彻底批判，却有所同情并希望他“回头是岸”。u这篇文章引起了上海方面徐景贤的注意，他于6月11日在《文汇报》发表《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认为巴金对叛变之后的法斯特的基本态度是不正确的。v同一天，《文艺报》也发表了一组文章，批判巴金对于法斯特的错误思想。w随后几个月还出现了对于巴金及其作品的一些批判文章。x紧接着，十月份，一场巴金作品的大讨论便汹涌而来。

在众多新文学作家中，选择巴金作为批判的对象，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策略性意义。巴金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也一直被認为是进步作家，这样的作家更容易“迷惑”读者。批判这类作家能起到“以儆效尤”的效果，通过对具有初步革命精神、倾向进步的作品的批判，警醒那些政治倾向不明显的作家。老舍1959年和赵家璧谈到出版《老舍文集》时说：“老巴（指巴金）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y老舍的这番话很能说明问题，批判巴金无形中扩大了可能因此受到影响的作家范围，一些相对“落后”的作家也不得不谨小慎微了。

三、“无果而终”的讨论

巴金作品讨论名为讨论，实为批判，在当时也反响不小。几个刊物同时开辟专栏发表文章进行讨论，期间各种杂志发表讨论文章百余篇，单《文学知识》收到的来稿就有近千件。并且，多个大学出现了专门的学生批判小组，发表大量文章批判巴金作品，甚至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专门批判巴金的书籍出版。z从刚开始每月发表数十篇文章，到后来零星发表，一直到1959年9月份结束，这场讨论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不仅如此，巴金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这场讨论关系到如何评价1949年以前的作家作品和官方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因此引起了国外舆论的关注。1958年10月28日，日本共同社发表电讯《中共批判巴金》，@7随后，1959年1月，松井博光在日本《北斗》第四卷第一号发表《关于“巴金批判”》。@8

虽然这场批判动静不小，却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文艺界高层也没有写文章参与到批判中。这次批判并非像以往那样，由批判作品到批判人，再到政治定性、撤销职务、中止写作。巴金在这次将近一年的批判中甚至没有做过公开的检讨，批判仅仅停留在舆论层面，并没有对巴金的实际职务和工作产生影响。巴金在受批判期间仍然照常参加出访、参观、开会等活动，例如出访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出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及文联第二次全国委员（扩大）会议等。《巴金文集》的出版工作也没有停止，还在一卷接着一卷继续出版。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何巴金被批判却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文艺界高层没有积极参与批判？

首先应当谈到的是“拔白旗”运动的性质。这场运动虽然来势凶猛、落实极为迅速、波及范围广泛，但是很快也便结束。这场运动是为大跃进作舆论宣传，批判资产阶级右倾保守思想，推进大跃进的展开。此前历次批判运动核心目标是批判知识分子，目的明确，是专门展开的运动，例如批判胡风、“反右”等，但“拔白旗”运动是辅助大跃进开展，本身为从属性质。“白旗”的罪名一般来说也并不严重，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表示思想的落后，并不会遭到对待“右派”那样过激的迫害惩罚，对待“拔白旗”对象的态度总体上是温和的。

其次是批判发生不久后，政治环境趋于宽松。随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中央开始纠“左”，此次运动很快就偃旗息鼓。11月份开始，周恩来着手文教战线上的纠“左”。中央逐步认识到“左”的做法对知识分子积极性的损害。同年12月份，毛泽东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做出批示，认为应当“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9中央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进一步缓和。1959年初，“在周恩来、陈毅的支持下，周扬、林默涵积极地抓纠‘左，想从路线、文艺方针、政策、理论、文艺思想、队伍、组织等各个方面加以整顿。”#0周扬同年12月份在北大的演讲也透露个中消息。在演讲中周扬“对58年大跃进处理文艺与政治的简单关系，曲折地提出批评”。#1政治环境的宽松使“拔白旗”运动很快中止，进入1959年，巴金作品的批判文章锐减，基本形不成气候。

四、讨论背后的分歧

《中国青年》 《文学知识》 《读书》三家杂志几乎是在同时展开了对巴金作品的讨论，分别为1958年10月1日、8日和12日。除了《文学知识》为月刊，《中国青年》、《读书》都是半月刊，出版的周期有所区别。此外，三家刊物所属的系统也各不相同，《中国青年》属共青团系统，《文学知识》与文学所关系紧密，而《读书》与前两者也不相同。再考虑到刊物周期以及组稿所需时间，这样相近的时间开辟几近相同的栏目显然不是一种巧合，而极有可能是预先协调、合作实施的计划。

三家刊物的按语出发点各不相同，《中国青年》集中于分析批判，《文学知识》和《读书》重点在于讨论。#2《中国青年》的倾向性更为突出，而另外两个刊物则相对中立，但从之后发表的文章观点及其变化看，批判目的并不模糊。这样的不同的定位既体现严厉的批判，又留有讨论的余地。三家同期，口径不同，又涉及文坛举足轻重的大家，这样的批判没有政治高层人物的指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指示要求的批判应当也是有限度的批判。

另外，从发表文章的性质来看，多数文章为读者来信，在其他较为重要的文章中，姚文元的三篇文章无论从数量多寡还是从调门高低来看，都当属最令人瞩目者。当事人巴金在《随想录》中也认为这场讨论是“以姚文元为主力”，#3可见姚文元在批判中的重要地位，这样的重要位置应当不是随意投稿，而是有所商讨、协作。“以姚文元为主力”背后涉及的也当不只是姚文元个人。以上海方面的力量为主，却未不是在上海的报刊杂志开展，上海方面恐难调用如此多的中央刊物，可见上海文化激进派与政治高层应有协作。政治高层的具体指向暂难考证，这样的力量如物理学中的暗物质，虽然隐身幕后，但没有他们的存在，很难扰动文坛，形成此番批判。

深而论之，这次讨论展现了看似稳定的文坛正在潜滋暗长的多重力量的复杂博弈。文艺界高层、政治高层人物、上海文化激进势力三者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上海文化激进派和政治高层人物相亲合，与文艺界高层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这一现象也是此后六十年代文艺斗争的预演和先例，文艺界高层渐渐失去权力中心的信任，而上海文化激进派却凭借与政治高层的配合在文艺界获取了更大的话语权。在对待1949年以前作家作品的问题上，上海文化激进派与文艺界高层的态度有着明显差异。两方面对于巴金作品讨论采取的不同措施表现出了各自的观点。

1957年作协委托王瑶写作的《论巴金的小说》反映了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对于巴金作品的看法，有所肯定又有批判，而上海文化激进势力则对此看法嗤之以鼻，他们对于大量出版巴金这类资产阶级作家的文集十分不满。文革初期的“文革小报”反映了1958年巴金作品批判前后两派的不同意见。这些小报虽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但结合其他资料来看，也反映出了文坛分歧与斗争的一些端倪。1967年9月6日《风雷》第四期第三部分中写到：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大量出版资产阶级作家的文集问题，并举出巴金为例。当时王任叔和楼适夷从旧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处听到了消息，即向主子请示，阎王殿竟然狗胆包天，置若罔闻。”#4

文化激进势力对于巴金这样具有较高地位的新文学作家，企图极力削弱其影响，几欲彻底否定他们，为自己在文艺方面做出成就扫除障碍，创造空间，可以说是“不破不立”。但此时文艺界高层对于解放前作家，尤其是巴金这样具有进步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合作的作家，却是有保留地肯定，并认为是团结的对象。他们需要这样的作家显示新文坛的兴盛景象，也需要这些作家的创作来繁荣新的文学艺术。所以非常明显的是，从巴金作品讨论事件发生到后来中央纠“左”，两方面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一直都是截然不同，且无太大改变，双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唐弢的《懷石西民同志》提到了当时上海方面对于出版巴金文集的意见，他写道：“巴金同志出版文集，印行早期作品，上海的党领导认为当有一篇自我批评的序文，检查他早期思想的错误，与小说同时刊行，而竟阙如，因此姚文元已经写好一万余字的长文，准备‘迎头痛击。”#5后来虽因巴金陆续发表了创作谈，姚文元被迫收回文章，但是从这段文字还是可以看出上海文化激进势力对巴金的批判态度。此后，随着“拔白旗”运动开展，巴金成为“拔白旗”对象，姚文元担当主力，大加挞伐，先后发表三篇批判文章。最后一篇《分歧的实质在哪里？》发表于1959年1月，文章认为巴金作品讨论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6颇具权威口吻、总结性论调。

文革初期，复旦大学和上海作协“革命造反兵团”联合组成的“批斗巴金专案小组”编印了《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中的一些文字记录了文艺界高层陆定一、周扬、邵荃麟等人对巴金的态度，还包括对巴金采取的保护性措施。资料称批判事件刚发生时，邵荃麟曾和陆定一谈及此事，“陆定一说：‘对巴金的批判要零敲细打，不要集中搞。邵荃麟得了这个黑旨意，急忙转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于是一场革命的批判就被黑帮分子们扼杀了”。#7如果没有陆定一、邵荃麟的积极介入，这场批判运动有可能远不是这样的规模，造成的后果恐怕也要严重得多。邵荃麟还安慰巴金，劝他不要太担心。邵荃麟对巴金说：“这是一般的批判，不是作协发动的，主要是批判你的作品。批判当然要过火些，你不要紧张。”#8这一点在巴金《怀念非英兄》中也有提及：“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指邵荃麟——笔者注）安慰过我。”#9《巴金的黑关系》中还谈到周扬对此事的介入。周扬对巴金说：“这是一次考验，经受得了就好。”$0周扬也谈了对巴金的期望：“能够改就好，不过单是消极的改造并不够，应当争取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1周扬显然希望巴金能在自己主导的文坛上继续发挥作用。周扬、邵荃麟甚至还采取了主动的保护性措施，“周扬、邵荃麟和《文艺报》的其他一些修正主义分子合谋，决定让‘一位老作家——张天翼来写篇文章，既指出巴金作品的缺点又谈巴金作品的优点。”$2虽然张天翼一直没写出来，到1959年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可以看出周扬他们对巴金是有保护的。

除了批判初期周扬他们的这些表态和行动外，这份材料还谈到了1959年初《巴金选集》检讨性后记的事情，这一点在巴金《怀念非英兄》中也有述及，情况基本相同，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在《怀念非英兄》中，巴金谈到这份检讨被撤下的经过。1959年初，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巴金选集》作为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计划之一，并让巴金编选这本选集。编辑看完巴金的全稿后，希望巴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或者后记”，$3也就是自我检讨性质的文章。巴金不想写，但是迫于当时批判环境，只好写了一篇检讨作为后记寄给出版社。曹禺了解到情况后转告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荃麟和曹禺一样，不赞成用这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他后来征得我的同意，就让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说明”。$4这份检讨的写与撤，体现了两派力量的博弈，文化激进派创造的严酷批判环境迫使巴金不得不写，而文艺界高层却发挥权力作用撤掉了这篇检讨。对于巴金这样的新文学作家，激进左派极力试图将其打压下去，而文艺界高层却在暗中支持、保护巴金。首先开始批判巴金作品的《中国青年》杂志后来的表现也可以说明问题。杂志首先刊发了姚文元的文章，但是批判开始不久之后，“《中国青年》杂志已得到上面指示收缩这场批判”。$5“上面”具体指谁没有说明，但显而易见也只能是当时的文艺界高层。

洪子诚作为批判事件的亲历者，在《我的巴金阅读史》中谈到自己参与北大的巴金批判小组时的情况。1958年12月，他和小组成员曾经当面向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询问巴金评价问题。林默涵“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作品都是可以讨论、可以批评的吧。他对当时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作家、学者的运动，也没有表现出我们意想中的积极支持的态度。”$6林默涵对于评价巴金含糊其辞，对待批判“资产阶级”作家、学者也并不积极支持。这固然可以看做是中央纠“左”后大环境所致，他在此时不可能对于这种批判仍然表现积极，但是比照批判事件前期文艺界高层对巴金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基本延续了当初的看法。即使是刚开始政治环境还比较严峻，他们也并不积极支持批判巴金，甚至还一直有意保护巴金，待到后来政治环境宽松的时候，文艺界高层和上海文化激进势力的态度取向就更加分歧顯豁了。被拔了白旗的巴金终于在这场运动中平安着陆。

【注释】

a《文学知识》编辑部：《本刊巴金作品讨论概况和我们的几点意见》，《文学知识》1959年第4期。

b《编者按》，《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

c参见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

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d[荷兰]佛克马、蚁布思著，俞国强译：《文化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e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1958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页。

f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1958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329页。

g《插红旗，放百花》（社论），《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h《插红旗，放百花》（社论），《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i《编者按》，《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

j《“大家来讨论巴金作品”编者按》，《文学知识》1958年第3期。

k臧云远：《云集大武汉》，《南艺学报》1979年第2期。

l中国共青团网：《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批转“共青团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当前青年文化生活动向的调查报告”》，http：//www.gqt.org.cn/695/gqt_ tuanshi/gqt_ghlc/his_wx/his_wx_1950_1959/200704/t20070416_18845.htm，2007年4月16日。

m扬风：《巴金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

n扬风：《巴金论》，《人民文学》1957年第7期。

o王瑶：《论巴金的小说》，《文学研究》1957年第4期。

p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q本刊编辑部：《其他来稿的综合报导》，《文学知识》1958年第2期。

r见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巴金研究资料汇编》，1960年5月。

s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t《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巴金专集》（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页。

u巴金：《法斯特的悲剧》，《文艺报》1958年第8期。

v徐景贤：《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文汇报》1958年6月11日。

w那铁林等：《我们不同意巴金先生的看法》，《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x见余定：《巴金同志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文汇报》1958年6月14日；黄吟曙：《批判巴金对法斯特的错误认识》，《学术月刊》1958年第8期；北师大中文系二年级师生：《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文学评论》1958年第3期。

y张桂兴：《老舍年谱》（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62-763页。

z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7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下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73页。

@8唐金海，张晓云主编：《巴金年谱》（下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885页。

@9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 1958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870页。

#0罗银胜：《周扬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页。

#1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2《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编者按》：“为了把共产主义的红旗插遍一切思想领域，我们从本期起，将陆续对巴金同志的主要著作，进行分析批判”；《文学知识》1958年第1期《大家来讨论巴金作品》：“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一起来讨论，以便通过讨论，大家可以对巴金的作品取得比较明确、比较实际的看法”；《读书》1958年第16期《“巴金作品讨论”编者按》：“希望读者继续踊跃投稿，我们也尽可能发表各种不同见解的文章，经过一场大争大辩，得出比较正确的、全面的认识”。

#3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4转引自李辉：《“文革小报”上的巴金》，收入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粒麦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卷二》，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37页。

#5唐弢：《怀石西民同志》，《唐弢文集》（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

#6姚文元：《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姚文元：《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中国青年》1958年第22期；姚文元：《分歧的实质在哪里》，《读书》1959年第2期。

#7复旦大学、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批斗巴金专案小组1967年9月编印《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转引自谭兴国：《走进巴金的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8复旦大学、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批斗巴金专案小组1967年9月编印《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转引自谭兴国：《走进巴金的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9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21页。

$0复旦大学、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批斗巴金专案小组1967年9月编印《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转引自谭兴国：《走进巴金的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1复旦大学、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批斗巴金专案小组1967年9月编印《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转引自谭兴国：《走进巴金的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2复旦大学、上海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兵团”批斗巴金专案小组1967年9月编印《反动权威巴金资料汇编》第二集《巴金的黑关系》。转引自谭兴国：《走进巴金的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3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21页。

$4巴金：《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621页。

$5陈丹晨：《巴金全传》（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10页。

$6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