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异托邦

刘汉波

2016年8月21日，随着“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雨果奖的揭晓，郝景芳连同她的获奖作品《北京折叠》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科幻与现实的关系也进一步引起学界关注。纵观郝景芳已发表的长篇小说《流浪苍穹》和中短篇小说集《去远方》 《孤独深处》，我们不难发现，她的小说无不充斥着对工具理性支配人类社会后的担忧，反思着技术代替劳动后人类在自身历史的位置，重审着现代乌托邦所界定的规训和赋予的自由。甚至可以说，郝景芳笔下相当一部分的小说，都在试图反诘一个个关于现代乌托邦的神话：在多元化的表象下投身于同质化的现代乌托邦建设中，人类自身依托技术驾驭了自然规律，却又被自身所发明的技术所规训，时间可以被切割，空间可以被赋意，唯独人在自由的名义下失去自由。

“同质化”、“同一性”或“单向度”，在郝景芳的诸多科幻小说里，都以同一个义项指涉着人类引以为豪的现代乌托邦。而面对这种势不可挡的现代乌托邦建设，郝景芳并没有用赫胥黎式或奥威尔式的恶托邦来反向观照现代乌托邦，而是用褔柯式的异托邦来建立起独立的思考。

一、同质化的反思：空间形态的乌托邦

“乌托邦”的概念最先见于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乌”即乌有，“托”乃寄托，“邦”是国家/空间，对“乌托邦”最直观的理解可以是“寄托了美好理想但尚未存在的国家/空间”。詹姆逊认为科幻小说是重估现代乌托邦的一种对照关系，任何一个规划着的空间形式都可能是乌托邦：“乌托邦不是一种表征，而是一种作用，旨在揭示我们对未来想象的局限。超越这种局限，我们似乎再不能想象我们的社会和世界的变化。”a郝景芳笔下常见一种同质化的空间，它有时候是人们试图为理想、幸福、秩序而作出努力的国度，有时候又是人类被自身发明的技术和纪律所规训的区域。在郝景芳笔下，它们都是一个相对孤立的、有着内在秩序的封闭空间系统。不管是《北京折叠》中的北京、《弦歌》里的人类世界，还是《流浪苍穹》里的火星，空间形态都规定着人存在的形态，分割着时间，甚至控制着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的可能性。在大卫·哈维的《希望的空间》中，这类区域或国度被描述为“空间形态的乌托邦”，b它们为人类带来的同质化生活，统一表现为科技对人类所有领域的无限僭越，工具理性对人类感知的完全支配。这种对同质化的焦虑，正是郝景芳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母题。

具体而言，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对人类社会的同质化改造，表现为对人类身份的重新划定。《北京折叠》是一个不难梳理的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在未来由三个等级的空间所组成的北京。每当一个空间的展开时间结束后，它就会收拢合并，被折叠起来，空间里的人进入休眠。在这样的技术乌托邦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彻底被空间所表述，“折叠北京”成了被权力建构起来的空间机器，人按照功能被物化为空间机器运作的零件，拥有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人共同制造空间机器运作的规训。在“折叠北京”这样的空间机器内，每一次的空间转换都意味着血肉丰满的人彻底成了维系空间机器稳定运作的一个零件，每一场折叠循环都意味着一轮规矩的、不可违抗的、等级分明的功能重启，这座空间机器通过技术乌托邦的身份用物器功能来衡量人类的价值：第一空间的人制定和维护法则，第二空间的人倾其所能确保乌托邦的日常运作，而至于为数最多的第三空间居民，因为资本不会流动到他们那里，技术不会投放到他们那里，主流市场不会覆盖到他们那里，他们以垃圾清理工的同质化角色充当着整个空间机器的“过剩零件”。“折叠北京”这座空间机器的第三空间，像极了大卫·哈维所探讨的城市巴尔的摩。城市充斥着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和有工作的穷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带来机会的不平等，教育資源丰富却并不对大多数孩子是开放，财富往上层阶级转移，穷人、下层人和边缘人则顺着城市的边缘空间游移，富人构成了富人居住区并削弱了公民权、社会归属和相互支持这些概念。c

技术简化了人力，却重写了人的价值。空间折叠成精致的立方，却阻隔了社会的流动。“折叠北京”这座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就如褔柯笔下的圆形监狱一样，权力主导者通过对身体的教导（drills）、训练（training）、长期的行动标准化以及通过对空间的控制，将“可被限制、使用、转化与改进的驯良身体”d置于自己所支配的系统内。

二、另一种同质化：恶托邦的反诘

从柯布西耶的《伏瓦生规划》、克劳德·巴夯的“地域乌托邦主义”、康斯坦特的“新巴比伦”计划到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人们一边构思并尝试实现理想中的世界，一边又在乌托邦实践的溃败中讽刺虚无、批判现实，乃至落入反乌托邦的境遇。托尼·布恩斯在《政治理论、科幻小说和乌托邦文学》中通过梳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阿苏拉·勒奎恩的科幻小说演变，论述了近500年来人类由乌托邦图景到恶托邦境遇的书写转向（transition from utopian to dystopian writing）：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跃进使人类物化为空间机器的零件；理性并没有拓展人类思维的疆界和维护人类的自由，反而以更隐蔽和精准的方式规训人类自身。人类的乌托邦追寻却换来了始料未及的结果。这种挫败感导致的反差使得人们进行反思，恶托邦的概念也应运而生。e恶托邦（Dystopia），又称“反乌托邦”（anti-utopia）、“敌托邦”（cacotopia）、“废托邦”（kakotopia），“恶”、“反”、“敌”、“废”，这些前缀无不透露出对人类文明自我反噬的警惕。一时之间，恶托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另一种体现深度和剖视现状的“政治正确”。先有著名的恶托邦三部曲《我们》 《美丽新世界》 《1984》，后有典型的恶托邦电影《V字仇杀队》 《雪国列车》 《饥饿游戏》。中国的作家中，如韩松的《地铁》、陈冠中的《盛世》、王晋康的《蚁生》等，也加入了恶托邦的行列。恶托邦所呈示的一切“非人化”境遇和“物化”景观固然值得所有人去警惕，但是，将恶托邦与乌托邦二元对立起来是否就是唯一的反思路径？恶托邦和乌托邦是否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联系？甚至说，是否存在一种第三方的角色去审视乌托邦和恶托邦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位置？

在郝景芳的长篇作品《流浪苍穹》中，她也构设了一个恶托邦——地球，但这个恶托邦是在一个乌托邦（火星）的比照下进行的。《流浪苍穹》讲述了人类突破了重力技术后，一批人移民到了火星，并通过独有的玻璃技术和镀膜技术完美地适应了火星的环境进行生存，乃至衍伸出对资源、自由和制度的新理解。于是，火星与地球爆发了一场关于“反叛”的战争，在战争结束后二者处于长达百年的停交状态。百年以后，火星和地球开始恢复来往，火星会定期派出少年到地球学习，长大后重返火星。火星“独裁者”的孙女——主人公洛盈，就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洛盈的成长史，实质上就是地球与火星的编年史，是恶托邦与乌托邦的关联史。作为乌托邦，地球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思想高度开放，技术高度发达，个体的意义无限放大，人们在这颗星球上享乐和迷醉。而作为恶托邦，火星则肃穆而宏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完全分割开来，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无需顾虑，因为被统一规划并安排，但每个人的精神成果和思想结果都必须共享。地球和火星，对于年少的洛盈来说俨然就是两套看着截然不同的话语：地球无时无刻诱导着人类进行物化，而火星则将活生生的生命处理为思想数据。洛盈试图在这两套话语体系中获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甚至学着追问历史来获得契合火星思维的机会。然而，洛盈最终无法信任地球和火星的任何一套话语系统，因为她发现，地球和火星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人们都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制度所规训，被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体系所支配或消费，“自由”本身甚至成为了一种可疑的生产对象。乌托邦或异托邦在技术话语的处理下被转换为一个关于权力运作的词谱，血肉丰满的人反而被搁置为单向度的符号。关于乌托邦与恶托邦的趋同性，批评家陈冠中也曾经作出过跟《流浪苍穹》中洛盈相似的思考。他认为，并不是乌托邦思维乐观天真、恶托邦思维悲观现实，而是两者的想象都是“大开大阖”的，不是大肯定就是大拒绝，不是天堂就是地狱，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不是全选、就是全删。f因此，不管是陈冠中还是郝景芳，二者似乎都把审视乌托邦的焦点从恶托邦上面移开，从而瞄向异托邦。

三、反同质化的多元空间：异托邦

在《流浪苍穹》的结尾，洛盈并没有选择地球或火星，她最终寄身于当初来往火星与地球之间的飞船厄玛斯，实现真正的流浪苍穹。对于地球（乌托邦）和火星（恶托邦）而言，流浪于太空的飞船厄玛斯俨然就是异托邦的隐喻。

“异托邦”（Heterotopia），又称“异质空间”、“另类空间”或“他性空间”，最先出现在米歇尔·褔柯的《词与物》中，随后，在1967年3月14日褔柯进行了一场题为《异质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的演讲。他认为，异托邦与乌托邦不同，它不是构想中的宏大世界，它对于现存空间秩序和构想中的乌托邦而言，是颠倒性存在，对乌托邦产生一种“反构成”的他性空间。g诚如《流浪苍穹》中徘徊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太空飞船厄玛斯，这个漂流的空间俨然就是一个异托邦，以第三方的角色观照着地球（乌托邦）和火星（恶托邦），并探寻着新的可能性和意义。厄玛斯的游移，切断了地球或火星任何一方的“空间—权力”关系，它产生并制造着空间的差异性，使空间秩序以更复杂的方式并置。这样的异托邦充斥了空间话语和文化意义的反诘，随时警惕着空间沦为局促的、固定的、僵死的机器。我们甚至可以说，厄玛斯在《流浪苍穹》的宇宙中还原了空间应有的意义。“空间不是抽象的同一的秩序，而是由多元的、异质的关系构成的。在现实中存在着这样的场所，它既是现实的一部分，但同时又挑战、质疑、改写着现实”h

异托邦式的空间运作，在郝景芳的小说中被塑造成一种主体的同时，也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不妨称之为“异托邦思维”。她既没有否认乌托邦的意义（如《阿房宫》里秦王的乌托邦构想），也不完全认同恶托邦（如《流浪苍穹》中的地球）。通过阅读她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她对异托邦的态度——“允许存在异托邦”本身比单纯地恪守乌托邦或固执地坚持恶托邦都重要。在郝景芳的另外两篇短篇小说《弦歌》和《繁华中央》里，同样透露出一种“异托邦思维”。《繁华中央》和《弦歌》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故事，一个是前因，一个是后果。在里面，地球遭到技术更为先进、文明更为高等的外星种族“钢铁人”的入侵。钢铁人可以做到无比精准的打击，毫无误差地摧毁地球军事设备和军事人员，并通过控制地球的一些拥有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本的名人作为自己的傀儡。但钢铁人从来不屠戮平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不破坏古老的城市建筑和艺术场所，甚至还对之加以保护。这些艺术场所就是异托邦，因为纯粹的艺术意味着多元的生命体验和真实的情感流露，它不能被乌托邦的宏大意志或恶托邦的尖锐境遇所固定，它本身就是流动的、变化的，对抗着物化和“非人”性。这就正如本雅明在谈及波德莱尔时候所说的“意愿的力量和集中精力的本领不是他们的特长，他们偏爱的是感官快乐……纯粹记忆变成了一种‘非意愿记忆（memoire involontaire）”i。

无论是《流浪苍穹》 《弦歌》 《繁华中央》还是《阿房宫》 《谷神的飞翔》 《看不见的星球》，郝景芳都在以一种“异托邦思维”对抗着技术跃进、制度改革和文明进程中所带来的焦虑。这份思考其实早在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出現过。在他看来，乌托邦把现代人卷入对未来的冒险中，假定的完美无法达到，现代乌托邦便沦入困境，“乌托邦厌倦”（boredom of utopia）在现代性的驱使下逡巡，导致了反乌托邦最终维护着它试图否定的过去，反对它曾试图宣扬的未来。j

四、流浪者的目光：知识分子写作中的现代性隐忧

“同质化”、“单向度”、“抗斥异质”等词汇仿佛都融进了郝景芳的小说中，成为了某种“思想谱系”。毫不夸张地说，相比起刘慈欣科幻小说中“黑暗森林法则”的社会学探讨，郝景芳的科幻小说更像是表述着一种对人类社会现代性的隐忧。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经历了诸多残酷的近现代战争后，对世界的认知获得了韦伯式的祛魅，继而自信满满地靠拢现代性，乃至以“后现代”的名号昭示着自身在食物链顶端的生命赋意权。现代性是现代文明以世俗化、物质化、工具化、个人化的形式刷新传统社会结构的时候所表现出的诸多属性。它在政治层面上世俗化，经济层面上关联资本积累、消费基础和商品生产，社会层面上体现为固有社会等级和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文化层面上世俗和物质文化的崛起。k现代性的诸种表征跟郝景芳在其科幻小说中所表达的隐忧何其契合。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中提到了当代社会的三个巨大隐忧：个人主义的盛行、工具理性的普及、政治生活的架空。l这三个隐忧对应的现实直接导致了三个后果：伦理秩序被瓦解，单向度的人群成为主流，自由以更隐蔽的方式被限制但人类浑然不觉。这三个后果，都无不指涉着《北京折叠》中的北京、《流浪苍穹》中的地球和火星和《看不见的星球》中的提苏阿提。面对查尔斯·泰勒所思考的三个现代性带来的后果，郝景芳的“异托邦思维”似乎也恰好提供了三个应对策略：

第一，针对个人主义盛行而导致的伦理秩序瓦解，人们应该有一种返魅的勇气和重塑敬畏的意识。《流浪苍穹》中的地球社会，一切事物都在一种明码标价的交易关系中进行，利益共同体取代了曾经的一切“神圣/意志共同体”。这种社会表象的背后，是一切个体感知和社会资源都用利益来衡量，彻底的世俗化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似乎更容易确立利益关系，却也更难保留起码的信任与安全感。这就如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面所说的不安全、不稳定、不确定的现代性体验，人人以己为主宰，他称之为“可怕的三位一体”。m返魅往往不只是意味着建立一种公共准则来平衡失控的个人主义，更代表着一种敬畏的重塑。在《阿房宫》这部短篇中，郝景芳借秦王之口道出了禁忌或敬畏对于一个社会的必要性：“帝国所忌有几件事——夺富人之财，夺穷人之命，夺书生之口，夺邻人之信……此乃帝王头上唯一高悬之剑，若无此威胁，帝王即可为所欲为。”n如果没有一个超越世俗的维度，我们怎么审视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一个高于科学的价值视角，如何防止科学将我们训练成活体机器？

第二，针对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单向度人群，人们应该重新关注非程式化的事物。所谓的非程式化，在郝景芳的观念中似乎更多地指涉着人类直观感受的抒发和生命体验的唤醒。正如上文所述，《弦歌》中的“艺术场馆”背后所指涉的是人类的直观感觉、感性体验以及生命态度。艺术化的商品可以机械复制，但艺术本身却无法用精准的物理定律、数理公式和双盲试验式的结论来证明其合法性。这俨然就是对现代性引以为豪的法则的破坏。在《遗迹守护者》中，守护者日夜守护着人类的思维遗迹，他洞明一切，却唯独是诗歌让他无法释怀，因为诗是超越逻辑的语言，没有唯一的注解。而这种直观感受和生命体验，却恰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凭证。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由于政治生活被娱乐和消费等架空，导致自由以更隐蔽的形式被限制但人类自身浑然不觉，这时候人类更应该注重“第三方角色”的建立，这跟郝景芳自己的“异托邦思维”有着的直接关联。在乌托邦的建构过程或恶托邦的狂热中，公共领域代替了私人空间，乌合之众的集体意识取代了个体的理性判断。社会必须有《流浪苍穹》的厄玛斯一样流浪的、独立的、旁观的第三方角色去审视人类世界。在为小说集《孤独深处》取名的时候，她提到：“科幻小说构想一个可能性的世界，人站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最容易感觉到出世和异化。”o出世和异化的“异托邦思维”恰好体现了郝景芳在科幻小说创作过程中，客观上呈现出一种萨義德式的知识分子写作。萨义德在谈及知识分子的时候，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流亡者”的角色，不仅在空间上抽离，还在精神上独立。这种流亡代表着身居权力核心的边缘，不愿适应世俗法则，不被纳入或收编到某种既定的利益团体，对特权、主流体制和权力机制有着先天性的疏离。p在这个层面上，郝景芳本人就像《流浪苍穹》中的主人公洛盈。她在地球留学回到火星，再从火星重回厄玛斯的成长史，其实就是获得知识并建立独立判断的知识分子养成历程，不但质疑看似合理的既定规则，还打破精神壁垒取得心灵自由。

五、结语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中提到科幻文学给他的启示。他认为，科幻不只是文本游戏与美学想象，它关联着作者试图改变文本之外的事物的意图，关于我们对于生活和社会的想象q。对于郝景芳而言，科幻小说讲述的一个空间如何塑造主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一个审视人类空间建构史的动作。在不同的领域，人类曾试图通过社会想象拼凑出一个个乌托邦图景，并付诸行动。但乌托邦建设带来的挫败感迫使人类迅速进入一个祛魅的现代社会，它果断而刻薄地切断了世俗法则与神圣认同、个人生活与公共秩序、科学技术与直观体验之间的关联，将现代人紧紧地固定在此在的世界，把判断事物的准则牢牢地锁定在科学数据，人类不再关注终极关怀和超感体验，恶托邦成了新的“政治正确”。恶托邦和乌托邦都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以各自独有的形式对人类进行同质化处理。

对此，凭借孤独、流浪、遗落、边缘等母题，郝景芳在科幻小说创作过程中提出了新的一种姿态——异托邦。异托邦能否像前现代社会中的上帝一样给予人类精神上的救赎，郝景芳没有以弥赛亚的身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她的小说中却宣读一个信条：允许异托邦的存在，允许异质空间的介入，这本身就是对抗技术所带来的同质化的重要途径。

【注释】

a[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

b[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136-141页。

cd[法]米歇尔·褔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87页。e[英]Tony Burns：《Political Theory， Science Fiction， and Utopian Literature》LEXINGTON BOOKS，2010，Page19。

f陈冠中：《乌托邦、异托邦和恶托邦》，《东方早报》2014年8月31日。

g[法]米歇尔·褔柯：《另类空间》，王喆译，《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

h汪行福：《空间哲学与空间政治——福柯异托邦理论的阐释与批判》，《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i[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0页。

j[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6页。

k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l[加]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7页。m[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8页。

n郝景芳：《孤独深处》，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1页。

o[巴]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57页。q[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美]阿瑟B.艾文斯：《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