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公认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语文教育方面，他对作文教学理论的研究十分透彻且独到。他凭借自己丰富的写作经验和多年积累的教学实践阐述了语文作文教学方面的诸多见解，这些教学思想系统且深刻，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结合紧密，至今仍有深刻探讨的价值和研究意义。

梁启超学识渊博，闻名天下。作为我国杰出的国学大师，他不仅在文学、史学、政治、哲学等多方面成就颇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教育方面的突出贡献，尤其是他阐述的中学语文教育思想，为我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思想较集中地收录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一书中。此书详细叙述了写作的方法和技巧，表达了他写作教学的基本理念，至今对我们实践新课程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清朝诗人黄遵宪就曾称赞过梁启超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到今文字之力大，无过于此者矣。”[1]本文以该书为主要研究文献，针对其中有借鉴和探讨价值的作文教学思想进行阐发，得出以下相关结论。

一、注重人文合一，主张写“实用”之文

中国自古就有“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说法，我们可以从每一篇文章的遣词造句里揣摩出一个人的性格品性。如果行文结构布局缜密，那么这个人的脾气断然不会火爆急躁，如苏轼笔下的诗词大多豁达开朗、气势磅礴。总体来说，文章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内在品性是一致的，是不可能相背离的。金代元好问就说过“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叶圣陶先生也认为：“话与文都是不可做作的，有几分品德知识能力只能说几分话，写几分文，不会打折扣，不会超过增多。”[2]显而易见，这些观点和梁启超先生一直提倡的“人文合一”、“文以载道”的精神相符合，所以他将文品和人品相融合，在教学中要求学生最首要的是学会如何“做人”，然后才可学习“作文”，将做人的道理巧妙地融入到写作训练之中。梁启超在文章教学的实践中，又要求学生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摆正写作态度，内容要真实。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古文运动时就提出“文以载道”的说法，文章是用来阐述道理的工具和手段，有利于统治阶级弘扬精神，具有一定的教化功能。所以梁启超在写作过程中一再要求学生要端正写作态度，更要以写史的严谨态度来写文章，绝对不能胡编乱造，一味地敷衍了事。学生在写作过程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凡是提到亲情之类的文章就会出现父母在下雨天冒雨送伞或者自己半夜发烧感冒，父母连夜送往医院的老桥段，屡见不鲜。学生写作文最首要的就是求真，那些风花雪月啊，爱啊，恨啊，确实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梁启超一直倡导教师要引导学生讲真话，说真事，谈真情，这样文章才能避免假大空，表达出每个人的率真性情。

第二，追求朴实文风，写“实用”之文。梁启超十分讲究文德，在文风上他素来主张学生习作文风要朴实，特别反对文字的矫揉造作和刻意雕砌。假如写出来的文章内容空泛，不知所云，更有甚者是满口虚情假意，那么他越是求“华”，就越会显得装腔作势，令人深感厌恶，这叫“弄巧成拙”。所以写文章与其“华而不實”，倒宁可“朴实无华”。文章好坏，归根到底决定于内容。梁启超始终认为作文是当代社会的需要，他曾经更是振臂高呼：“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德国大文学家歌德就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这一主张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的写作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注重加强训练学生写实用之文，这就要求学生要善于观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实我们写的文章，也不过就是在写我们的生活罢了。学生写好文章的关键在于生活日常，学生要保持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才能更好地了解，发现，寻觅，感悟。生活是写作材料中的一颗常青之树，学生从中可以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大脑中收集的外界信息越多，学生写作的思路也会更开阔。学生不仅要做到身入生活，更要做到心入生活，才能不折不扣地将写作落实到生活实处。所以我认为教师应在中小学让学生多写议论文、应用文这些实用文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学生们写抒情文章，但学会写应用文章，学会把事情有条理地说清楚，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这在中小学的写作任务中是一个重中之重。因为我发现在社会上指责学生写作的诸多问题中，尤其是这方面的居多，例如“一封书信也写不通”，“一个条子也不会写”，却没有指责这类风景不会描写，文章感情不到位。学会写应用文是写文章必备的基本功，这些带着生活露水的文章，才是梁启超追求的实用之文。

事实上，处在应试教育的这个大环境里，作文教学正在偏离原来的轨道，这一情况也就导致学生们虽然掌握了写作知识、写作技巧，但是却忽视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品德教育，长期以往会滋生出不完善的人格。因此，作文教学作为语文教学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作文训练不得不将“做人”与“作文”提到相统一的高度，培养学生力求真实的品性。

二、注重规矩，轻技巧

特级教师于漪老师说过：“要能让手中的笔听从自己的使唤，描绘大千世界中新奇的人和事、明辨人生征途中的顺与逆、是与非、强与弱、成功与失败、抒发胸中充盈的壮志豪情，都离不开懂得并逐步熟练掌握作文章的规矩。”[3]可见，梁启超先生在作文教学过程中十分注重教学生树立“写作规矩”是很有道理的，让学生掌握写作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学生才能利用这“规矩”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慨，也就不用担心无话可说、无事可写、无情可抒。梁启超便从选材要确切、表达要真实、要有读者意识这三个角度入手规定了相关的写作规矩，习得了这些写作的要领和规矩，学生自然可以流畅地表情达意。比如一块玻璃和一根木料，是不可能构成一扇完整的窗户的；即使有好几块玻璃，好几根木料，随便堆放在一起也不能构成窗户；必须要准备好几块玻璃，好几根木料。根据一定的条理系统分配完整，才能构成一扇窗户。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大匠能予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的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因此，“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师必须要在学生掌握规矩的基础上，才能对学生提出更高一层的要求，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写出好文章。

三、注重“少写精练”，科学安排

目前，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一直提倡熟能生巧的理念，所以当今学生作业越来越多，每个学生的身心压力也日益增加。作文这个版块历来是语文教学的重难点，是每个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素质，这也使作文教学倍受各方面的关注。因此，在作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经常提出“多写多练”，想要以此来巩固学生的写作功底。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而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一味强调训练的数量而不注重质量，在梁启超的眼里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所以在写作训练上他大胆地提出了“篇数要少，功夫要细”的观点。他还说：“中学生至少一星期做一篇文，不但中学生做不好，便叫我做也必定越做越不通。我主张每学期少则两篇，多则三四篇。”[4]不难发现，梁启超的这个主张充满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但是，他这个主张“少做”的背后是极其讲规矩的。他明白“多做”只会惹得学生讨厌，结果也不过是拿着一个模板套来套去，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他主张“少做”，是要求学生认真对待，反复修改的，做一次就要让学生彻底掌握这类文章的规律，下次就要换一种文体练习习作。其实这个“少做”的背后，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多做”，因为梁启超要求学生每写一篇文章都要经过仔细的推敲修改，在这个写作过程收获的东西远不是盲目多练所能达到的。正如黄顾初先生评价所言：“练文机会少而上规矩，求其合乎法度，练笔机会多而成习惯，求其达于熟练。”所以对作文训练而言，无疑“少做精练”的理念比“孰能生巧”更加科学合理。

四、注重整体，忽略枝节

梁启超认为一篇文章好坏的关键在于它的文思脉络、组织结构，所以他特别强调教师批改学生作文时首先要注意学生的写作条理是否清晰，组织安排是否杂乱无序，至于字句不妥并無大碍，归属于“末节”，不用太过在意。所以梁启超说：“从前先生改文，只顾词句不好的地方，这是规矩而言巧，所以中国旧法教文，没什么效果。”[4]这一想法的提出值得我们思虑，作文批改其实也是作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教师批改学生的作文应该要注意两个方面。首先，教师批改学生的作文时应该具备一定的耐心、细心和爱心，而不是敷衍了事，写几句不痛不痒的评语，打击了学生创作的积极性，也导致学生无处可改，寻不出什么头脑，下次依旧会犯同样的错误；其次，教师在批改学生作文时眼界要放得宽，不应该执着于字句这些细枝末节，而是要从整体入手，着眼于学生文章的组织结构和条理思路，注重逻辑安排。如此才能启发学生思维，达到巧妙点拨、茅塞顿开的效果，学生文章的写作水平才会取得质的飞越。

综上所述，梁启超根据自身写作经验和教学实践提出的一系列作文教学思想至今还熠熠生辉。虽然作为传统的教学理念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但是从中透露出的教学观念却蕴含一定的人文性与科学性，正如他自己所言：“根据科学方法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可见，他的作文教学思想高屋建瓴，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对促进语文作文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于漪.于漪文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4]梁启超.作文入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秦婷婷 扬州大学文学院 22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