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的想象
——试论藏族汉语诗歌的嬗变

⊙徐 寅［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天津 300222］

边界的想象

——试论藏族汉语诗歌的嬗变

⊙徐 寅［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天津 300222］

藏族汉语诗歌是当代藏族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传承了藏族诗歌的悠久历史，同时又结合了汉语表述这一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既体现了藏族人对于生命的本真认识，也是文化交融下藏族人自我吟诵的自然方式。而在藏族汉语诗歌中，意象的选择和隐喻的使用显得格外具有代表性。

藏族 汉语诗歌 嬗变 意象 隐喻

藏族人被诗歌女神央金玛眷恋，生活在充满灵性的雪山与圣湖的怀抱之中。他们懂得回报，用美好的语言、优美的文字神圣化这片生养着他们的土地，让万物在他们笔下充满灵性。

藏族的诗歌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兴起时间远远早于小说、散文等文体。它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卜辞、谚语、格言等形式，通过这种富有韵律和节奏的文字形式记录祖先们日常生活中的见闻。藏族有句谚语：“茶水不放盐巴没有喝头，言谈不用谚语没有听头。”可见在日常生活交流中，藏族人是非常重视谚语使用的。通过这种韵文形式，他们传达出内心丰富的情感和对世事的态度。藏族诗歌的另一源头是藏民族能歌善舞的传统。“据《拉达克王统世系》等藏文史籍记载：藏族歌舞远在西藏山南雅隆河谷地区的雅隆部落首领德晓勒时期（约公元前1世纪左右），即已非常盛行。”藏族先民们通过歌舞的形式寻找与生产劳动相协调的动作节奏和语言表述方式，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文字记载，仅靠口头传承。随着文字的出现，早期的“歌”逐渐被记录下来发展成诗歌这种文学形式。这些早期的表现形式延续到诗歌中则演变为通过日常的意象，借助隐喻的手法，彰显出独具族裔特色的审美意识。才旺瑙乳和旺秀才丹在《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前言中指出：“藏民族可以说是一个诗意地栖居在此神性大地上的民族。”藏族诗人的汉语诗歌写作不仅推进了藏族诗歌传统的发展，更开拓了汉语诗坛写作经验的边界。

一、藏族古代诗歌的传承与发展

在古代藏族文学中，诗歌这种创作形式主要分为两大类，即民间诗歌和作家诗歌。民间诗歌因为创作主体不确定，其在意象选择、情感表达、结构韵律等方面相对于后者而言较为宽松。藏族民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反映劳动、爱情、现实生活等题材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往往有男女青年在封建农奴制下对爱情生活的思考与反抗。例如：

所谓的父母掌握大权，

将女儿换了一罐酒。

美酒大口大口往下喝，

姑娘终生为奴不自由。

虽然不知道创作主体的性别，但是女性对家长制度的反抗，对自由的渴望成为诗歌所要传达的主题思想。再如：

姑娘年纪轻轻

丈夫胡子老汉。

并非命中注定，

只因胡子凶残。

这首作品中，女性因为领主的凶残而被迫嫁为人妻，但是她不相信这是命中注定，既有面对强权的无奈，同时也对宗教观念有所审视。在这类民歌作品中，她们处在社会的底层，有着改变自身命运的渴望。

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性别意识则呈现出与传统民间诗歌殊异的一面。首先，作品通过对珠牡、梅萨等王妃形象的塑造和语言的表述，烘托格萨尔王的英雄形象；其次，长篇史诗中的女性表述有利于展现人物内心的复杂和性格特征的迥异。例如珠牡的嫉妒之心和顾全大局的性格就是通过史诗展现出来的。不过，史诗中的女性仍然摆脱不了被男性物化以及被视为“红颜祸水”的悲剧命运，其中的性别意识更多彰显出男权中心思想以及英雄崇拜的色彩。

藏族作家的诗歌以上层贵族和僧侣创作为主，集中在《米拉日巴道歌》《萨迦格言》《五部遗教》《仓央嘉措圣歌》等历史、宗教类著述中。其创作主体决定诗歌中的性别意识大都反映的是以男性、宗教、阶级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自觉的女性意识较难出现在这类诗歌作品中。《仓央嘉措圣歌》是其中一个例外，这与六世达赖喇嘛的个人传奇经历有关，后人往往将其解读为“情歌”。仓央嘉措在诗歌中借助“玛吉阿米”这一女性形象表现其较为平等的性别观念以及突破宗教文化藩篱对待世俗情爱的态度，尽管其中难免有后人附会的成分，但是他的作品是对当时诗歌风气的一种变革。

二、藏族当代诗歌的全面革新

进入当代以后，藏族诗坛率先涌现出一批用汉语写作的男性诗人，擦珠·阿旺洛桑、桑热嘉措、恰白·次旦平措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的作品多为反映西藏和平解放和传达对党以及毛主席感恩之情的诗作。《金桥玉带》是这一时期引起巨大反响的诗歌，阿旺洛桑在诗中描绘青藏高原险要的地势，歌颂为了康藏公路建设勇于牺牲的汉藏军民。诗歌最后，老诗人不忘强调带来这一切翻天覆地变化的是谁：“莫忘了毛主席的教导，/莫忘了解放军的英明，/莫忘了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莫忘了民族内部要团结紧！……要当家作主，赶快建设祖国的新西藏！”这首诗歌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藏族诗人汉语诗歌写作的基调。

随后，伊丹才让、饶阶巴桑、格桑多杰、丹真贡布等在20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诗人开始汉语诗歌写作的实验与探索，他们的诗歌写作有别于老一辈诗人，“由对祖国、对民族关系的思考，推进到对人生、对社会、对宗教、对文化的思辨，道路更宽广，思想更活跃，也更深沉了”。这一时期从事诗歌写作的女诗人较少，持续写作且有一定影响力的当属西绕拉姆，她的诗歌多数以自己在印刷厂工作的经历为背景。前期创作中对整个时代旋律的把握是那一时期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如《万众欢呼‘五卷’出版》《唱支赞美的歌吧》《我为新长征铺‘金砖’》等，到1980年以后，她的诗歌《林芝春景》《你爱他什么》才出现创作风格和主题思想的转变。前者句式工整、简洁，对韵律把握得当，通过多种意象的铺陈，展现了林芝春景的动人之处，诗作中已经没有时代痕迹；后者则通过对话的形式，展现爱情与革命建设的关系，女诗人大胆地提出并探讨爱情的话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诗歌中是少见的。

真正使藏族诗歌具有更广泛的表意与抒情功能的创作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的作品。这一时期涌现出以阿来、列美平措、班果、桑丹、唯色、梅卓等为代表的第二代藏族汉语诗人，并一度出现“雪野诗”和“雪海诗”等诗歌流派。他们接触到西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文艺思潮，自觉尝试运用这些文学手法来进行汉语诗歌的写作，同时，站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反思族裔传统与文化，思考族裔未来的发展，这些都为藏族汉语诗歌的发展带来全新活力，使得藏族诗坛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这些诗人的创作彻底摆脱颂歌的模式和“言志”的激情，利用传统藏族诗歌写作中重“隐喻”的特征，借助意象的选择，建立起全新的诗歌审美。

三、藏族汉语诗歌的意象与隐喻

当代藏族诗人的汉语写作无疑是当代诗坛靓丽的风景，而在他们的汉语诗歌中，意象作为创作主体赋予客观物象的某种特殊情感，更加体现出他们族裔内涵的独特表征。

关于意象的理解众说纷纭，其概念早在中国古代文论及诗歌创作时就有出现，古代文人常常托物言志，借物咏情，这里的“物”就是意象的一种选择；到西方文论中，现代派诗人庞德、艾略特都曾就“意象”概念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庞德认为意象是一种在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与感性的集合体。艾略特则认为意象是创作主体从童年开始的整个感性生活。在古代藏族文论中，印度人檀丁的《诗镜》为藏族诗歌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其探讨多集中在诗的分类、风格、诗德以及词义、词音的修辞方式和诗病列举上。有关“意象”的认识，檀丁在第一章“风格辨”中指出：“他们指出诗的身体和装饰。身体是传达愿望意义的特殊的词的组合。”这里“身体”其实就是组成诗歌的意象，而诗人们正是借助“身体”去“传达愿望意义”。所以，意象是构成诗歌表情达意的重要媒介。有研究者概括出当代藏族诗人汉语写作中的诗歌意象集中在“牦牛”“石头”“群峰和大山”“草原”“雄鹰”这五类中，每类意象都分别代表着族裔文化的不同体现。

除了意象之外，藏族诗人也重视隐喻的运用，通过隐喻的方式让实存的空间内化为心理的空间，借助诗歌意象来透露他们内心的感受，诗歌意象普遍体现出文化“隐喻”的特征。“隐喻”不单纯是一种修辞方式，而且反映出藏族人的思维特征和表达习惯，它是藏族社会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有学者指出：“当代藏族汉语诗歌的隐喻其实也是整个藏族传统文学固有的审美价值属性，它大量附着在史诗、民间故事及格言等民间文学肌体深处。”从藏族古代诗歌的创作实绩来看，无论是民间诗歌还是作家诗歌，无不包含丰富的隐喻。在民间诗歌中，多吸取谚语、格言的特点，采用物与物之间的相互比喻来揭示人的处世之道，如“鸟儿太狂，死在枪尖上，/兔子太狂，死在靴帮上”，这里隐喻为人处世切忌过于猖狂。到了作家诗中，这类隐喻更为常见。按照13世纪传入藏地的《诗镜》对修辞手法的限定，作家诗中形成以宗喀巴的诗作为代表的“年阿体”。这类诗歌往往以自然意象入诗，比喻所咏对象的品质。到17世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诗歌的出现又将隐喻手法与民歌形式相结合，使得诗作通俗易懂、脍炙人口，例如“柳树爱上小鸟，/小鸟爱上柳树，/只要双双相爱，/鹞鹰无法破坏！”这里明显有民间诗歌中物物相比的痕迹，诗人借助“树”和“鸟”这两类意象隐喻男女间爱情的坚定。

进入当代以后，藏族诗歌在民间创作和作家创作层面仍然延续着“隐喻”这一特征。在反映民族团结的新民歌中就有很多例子，如：

高山平坝个是个，

风吹雨打一样淋；

大河小河个是个，

流入东海一般深；

汉族藏族两民族，

语言不同一颗心。

“高山/平坝”“大河/小河”这些并置的意象强调汉、藏之间的血脉亲情。“他们是骨子里流淌着藏民族文化血浆的民族个体，共同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必然促使他们的作品表现出较为一致的审美属性，这种共同审美属性就是‘隐喻’。”

藏族诗人们通过意象的选取和隐喻的方式，展现了他们汉语诗歌创作的高超技巧，而在审美层面，通过对他们诗歌的阅读，我们能够感受到藏族诗人背后强大的族裔、宗教文化的影响，这也成为他们区别于主流诗歌的特征。

① 佟锦华：《藏族文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页。

② 才旺瑙乳、旺秀才丹：《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前言》，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③④ 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编：《藏族文学史》（下册），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882页，第882页。⑤ 莫福山：《藏族文学》，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14页。

⑥⑦ 《西藏文艺》1977年第2期。

⑧⑨ 《西藏文艺》1978年第4期。

⑩ 黄宝生：《梵语诗学论著汇编》（上册），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⑪ 于宏：《论当代藏族诗歌的主要意象及文化和审美特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⑫ 邹旭林：《在隐喻世界里诗意地栖居——论当代藏族汉语诗歌的审美属性》，《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⑬ 吴伟、耿予方：《西藏文学》，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佟锦华.藏族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

[2]才旺瑙乳，旺秀才丹.藏族当代诗人诗选（汉文卷）[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

[3]吴伟，耿予方.西藏文学[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

[4]马学良，恰白·次旦平措，佟锦华编.藏族文学史（上、下册）[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201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诗歌现象整体性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YJC751020；天津财经大学“青年教师资助选题”预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605101-05010164

作 者

：徐寅，文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学与性别研究，当代藏族文学。

编 辑

：李珂 E-mail：mzxslk@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