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的经典性与可能性

⊙温左琴［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老舍研究（五）

《骆驼祥子》的经典性与可能性

⊙温左琴［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骆驼祥子》绝不单单是当时语境下所谓批判个人主义、社会黑暗或者当下语境下的农民工进城遭遇或者永恒话题中的善恶对比人性沦落。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一部心灵史、社会史，写寻常人在现实面前的困境，写一个挣体面的穷人变成了挣不到体面而不得不庸常化的穷人，最后不得不以恶抗恶，以肮脏的生活方式混迹于肮脏的社会。而这或许才是生活的常态，是人们无所讶异的存在，生命尊严对于这些抗争者而言永在彼岸，或早已毁灭于此岸，这是最令人悲哀的。

《骆驼祥子》 心灵史 社会史 庸常化

《骆驼祥子》的魅力何在？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它的热情不减？它究竟说了什么？作者老舍又是如何完成此种创作的？或者，一句话，这部小说的可能性解读是什么？近日连翻几遍，竟也翻出了一点新意。首先，革命浪潮下作者并未写革命文学；其次，在时代热潮中，作者如何能做到十年磨一剑？再次，这种工笔细描与注重人物心灵成长或说是沦落的写法究竟更受益于传统文学、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20世纪初的现代派写作？最后，人物的悖异性，也就是你无法为特定人物贴上标签，他们的性格与人生格局始终错落跌宕，线性发展，而只能以悲剧告终。这些都是启人心智、引人深思的地方，或许也正是作品能保存到现在甚至常驻中学课本的潜在原因。

但是，《骆驼祥子》究竟该如何解读？却是众说纷纭。过去的说法多集中于它写了什么——比如，有的说这部小说就是揭示了穷苦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翻身，个人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一部对于社会进行批判的小说，写了社会的黑暗，其黑暗就是怎样把一个好人变成了坏人；还有的人认为，这就是写20世纪30年代农民进城的故事，类似于今天农民工在城里的遭遇。无疑，这些说法都有它的道理，有的甚至是很充分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明显具有观念先行或一厢情愿的嫌疑，因为它在过多地关注想要说什么的同时已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对于作品本体的关注，因而失了本真。我们应当回到作品和作者那里，看看那个时候也就是特定语境中作者能说什么、会说什么和能说到什么程度？显然，我们在理解这部作品的时候，不能忽略以下几个因素：一是20世纪30年代，即抗战前中国文坛的时代语境问题；二是老舍创作历程和社会身份的转变问题；三是老舍这部小说的构思过程和创作过程；四是这部小说的“修改”。

与其他作品大为不同的是，作者一直强调“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并且在1945年发表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的专项文章中极为详细地回顾了该篇从兴起、构思到写作完成的整个过程。纵观现代作家，没有哪一位作家可以把一部作品的缘起与创作过程说得这样清晰与简洁。

就此，笔者认为，如下这些问题才是理解该篇的关键所在，或者说才是该篇最有可能的解读方向：

1.关于人物形象。虽然祥子的人力车夫形象，作者之前也塑造过——比如《黑白李》《柳家大院》中，但之前的形象大多是影子或点缀，没有展开，而在该篇中作者却是大笔书写，且是大开大合，由此写尽了人力车夫的心酸遭遇与悲苦命运。

2.关于底层书写。祥子的底层身份，又正是“第二个十年”阶级语境逐步生成过程中的社会需要和文学需要。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文学”对创作的期待是急迫的，但已有青年激进类的作品，“革命”有余而“审美”匮乏，而老舍的《骆驼祥子》则是大异其趣。首先作者不是为了要写出“革命文学”而去寻找题材（蒋光慈、茅盾、叶紫、丁玲等人大多如此）。老舍自己就是苦人家出身，旗人之苦比之其他阶层更甚，老舍是要写出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对世道的真切感受。至少想写出的是苦人在正正派派地做事，可就是改变不了命运，太多的偶然已使这种遭遇成为必然。正是这种书写，与阶级语境中激进文学的期待有了诸多的暗合之处。这就是本作受到当时社会各方面叫好的重要原因。对于当时的文坛来讲，该篇既在题材上大有新意，又有难以质疑的真实性，其艺术描写的老道与成熟又属上乘，于是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时期小说创作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3.关于祥子与骆驼的关系。过去有一种牵强附会的观点，认为老舍写骆驼，就是为了突出祥子吃苦耐劳的精神，然而我们从作者的创作谈里已经了解到，车夫与骆驼的故事的确真实发生过，但真实的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小说中写的这个样子。也就是说，祥子与骆驼在什么时间、地点以及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关系，必得从作品的整体去考虑。老舍没有让祥子在丢车之前或结婚之后捡到骆驼，是深思过的。第一，祥子和骆驼发生关联一定要自然、合情合理，不能生硬地设置一个关节来撮合。第二，骆驼事件的作用也有个适中的问题，即不能成为关键性的因素，这样就势必冲淡作品对社会揭示的深度，似乎人的命运是由一生中突发的偶然事件决定的。这既不合社会常情，也是当时的阶级语境中关于苦人命运必然性所不允许的。当然也不能只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事情，那样就成了闲笔，多余了。说白了，“骆驼事件”的功能要不大不小，足以成为推动情节和冲突深化的因素。在本作中，老舍的这一安排，恰好达到了这一点。在兵荒马乱与草原相连的山区，祥子碰到骆驼是自然的，合情合理的，因为有了三匹骆驼，不但减轻了祥子因新车被抢所带来的痛苦，更重要的是三匹骆驼所卖的三十五元现大洋，足以使祥子重新燃起再买一辆新车做高等车夫的希望。故事和人物命运由此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4.关于虎妞形象。作为一个女人，虎妞的人生目标无非就是嫁一个自己认可的男人，好好过日子。所以，作品中虎妞一出现，她的心思就始终围绕着这一点。无论怎样的手段——欺骗的、威吓的、温柔的、世俗的甚至是不无卑劣的，但其实她并无心机，更不是有预谋地害人。她在自己特定的性情与方式及其现实境遇中，实施着在她看来有效的办法。笔者认为对她应有必要的同情，或者说应有同情的理解。敢于与有钱有势、性情暴烈的老混混父亲当着众人之面决裂，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她愿意嫁给穷小子祥子，某种意义上冲破了传统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也只有这种泼辣的、不受世俗约束的性格才能做到。从这个意义上说，虎妞是有点巾帼风貌的奇女子。

5.关于祥子的性格。就祥子的性格来说，是相当复杂的，绝不是像教科书上所说的前好后坏，责任都在外部社会。祥子性格中的老实，其中含有僵化、固执甚至偏执、愚蠢的成分，这在他所遭遇的抢车、被诈、被诱惑、被欺负等故事中可以明显看出。祥子的要强里面也夹杂着不懂人情世故、难以与人沟通、自我封闭、自私、不会变通、缺乏沟通能力、没有智慧一味死受的弱点。除此之外，祥子的嗜钱如命是有目共睹的，他爱钱、贪财，只要多挣钱怎么都行。为了钱他可以不顾一切，这又反映了他性格中贪婪的一面——正因此，他才一而再地回到人和车厂，因为这里住房不要钱，车被抢、拉包月的种种遭遇都与此相关。贪便宜，被夏太太引诱而染病，即使与虎妞的婚姻，也不能排除占便宜的念头。正是如此，一旦善的东西不再主导他的行为，其贪婪性就会以非理性的状态极端地表现出来，比如他最后到处借钱、骗钱甚至以告密的方式捞钱，祥子的堕落最终表现为理性的丧失和人性的泯灭。

6.关于作品本身。该作是作者自己满意且得意的作品。作者在《青年知识》1945年第一卷第一期中自剖道：“《骆驼祥子》是我做职业写家的第一炮……这是一部最使自己满意的作品……它使我满意的地方大概是：（一）故事在我心中酝酿的相当长久，收集的材料也相当的多，所以一落笔便准确，不枝不蔓，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二）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业，一天到晚老想着写作这回事……思索的时候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和泪来；（三）在这故事刚一开头的时候，我就决定抛开幽默正正经经地去写；（四）既决定了不利用幽默，也就自然决定了文字要极平易，澄清如无波的湖水……可以从容地调动口语，给平易的文字添上些亲切、新鲜、恰当、活泼的味儿。因此，《骆驼祥子》可以朗诵，它的言语是活的。”作者的这种言说，让我们看到：该作既是职业的产物，又是精心营构、超越历史的创作——可以这样说，《骆驼祥子》既是作者十年来小说创作的总结，又是其艺术意识自觉转变后进一步创新的起点。

7.关于作品的写法。《骆驼祥子》在写法上确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始终以祥子为中心，以祥子与车的关系为线索，不断引出情节和故事，而在这些情节和故事中，人物的心理、性情、性格以及命运就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我们仔细分析就能清晰地意识到，围绕在祥子周围的人物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自始至终与祥子纠缠在一起的，比如人和车厂的刘四、虎妞，家庭和睦的曹先生等；一类是在祥子的不同人生阶段里偶尔出现的，像杨宅的几个人，孙侦探、二强子和小福子一家、高个子车夫（这个人物再后来的版本中被删除了）、老马和小马、夏太太、“白面口袋”，等等。这两类人物在不同的时刻都对祥子的心理和性格的变化发生过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功能是在祥子性格的变化中得以实现的。而这两类人物从其属性上看又可以分为善、恶和介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刘四、夏太太、杨宅的两位太太、孙侦探等，无疑是恶的符号，他们在早期的祥子生活中，是以祥子的善的对立面出现的。在这种善恶对立中，善与恶各自得到彰显；夏太太、白面口袋等出现在祥子生活的后期，则成了诱发祥子人性恶的引线，在这种恶与恶的相辅相成中，完成恶对善的战胜与覆盖。

另外，一直是以善的形象出现的如曹先生、老马和小马、小福子等，他们的存在以及与祥子发生关系，不但维系着祥子的善，也使得祥子在善与恶的对峙与搏斗中，常常陷入矛盾、痛苦与困惑中。曹先生的善对祥子是无用的，老马是一个有自己车的自由的车夫，最后也是穷困潦倒地死去，小福子的善良只能是以自尽了结生命。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部作品就是写“善与恶”的搏斗！

第三种人物，像曹家的高妈、高个子车夫、阮明等中性人物，这是为了对比衬托祥子的某一方面的性格——高妈的智慧与灵活，与祥子农民式的财产观念形成了对照；高个子车夫由于家庭的拖累和性生活的频繁所导致的有气无力的状态，暗示了祥子婚后生活的黯淡前景；“革命者”阮明，成了祥子捞取钱财的对象，由于祥子的告密最后被示众枪毙，从中也透露了底层百姓与革命者之间的某种对立。而在这些人物中，曹家女佣高妈特别值得注意，这个人物就像个过客——老舍作品中常常推出这样的人物，但在祥子的眼里“他对高妈相当地佩服，觉得这个女人比一般的男人还有心路与能力，她的话是抄着根儿来的”。“她每说一套，总够他思索半天的。所以每逢遇到她，他会傻傻乎乎地一笑，让她明白他是佩服她的话。”那高妈对他说了些什么呢？概括起来不外两点：一是在这强权世界里，苦人如何活？这一点，书中有一大段高妈的独白；二是怎样能省力地赚钱。在高妈这里，祥子第一次具体听到了银行储蓄、放高利贷这些事情以及如何合伙起会，等等。总之，同样是苦人，高妈比祥子活得自在——用智慧在生活，而不是下死力气。这也使得二人有了个比较，既开阔了祥子的视野，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来自乡下对传统生活经验的固守，羡慕归羡慕，但是这种巧赚钱的方式他始终是拒绝的。所以说，看似闲笔却并非闲笔，这也是老舍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8.关于作品的版本问题。应该说不同的版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都造成了对文本的不同理解，该篇的不同版本如下：

作品首先发表于《宇宙风》，从1936年9月（第25期开始）连载到1937年9月（第48期结束）

初版本有三个——1939年3月人间书屋版；1941年1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版（重庆）；1950年5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版

节录本——1951年8月《老舍选集》

修改本——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集本——1982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老舍文集》第三卷

重印本——199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从这几个版本看，变化最大的是“节录本”和“修改本”。“节录本”是只删不改，“修改本”是又删又改。主要是这些方面：1.关于性描写，比如祥子和虎妞结婚之后的大量性描写被删了，最后祥子与夏太太之间的描写也被大量删改；2.关于“革命者”阮明、高个子车夫、老马小马等人物情节整个被删除了；3.很多风景描写做了不少的删减；4.有关祥子复杂心理比如爱钱、情欲等的心理多被删改。可以说，这些删改，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祥子的原本形象和文本意义。

另外，正如很多研究者所说的，《骆驼祥子》的经典性，在于对现代中国诸多文化问题的回应和反思；《骆驼祥子》的可能性，在于中西文化差距为他提供了解构本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

的确，老舍留英任教期间开始小说创作，更重要的一个创作动力就是感触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距，因而在创作中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植入文化反思与批判主题。而目前学界对老舍创作与民族性问题，尤其是文化问题的互动确实已经达成共识。

但笔者认为他创作该篇时未必已有这种成熟的文化取向，至于革命笔者始终怀疑他压根就不认同，因而在他那里也便没有犹疑不敢之说。事实上是，老舍从未写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文学，即便小说中写到革命性事件，落脚点也不在革命本身。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老舍对革命思潮的关注远甚于革命本身，因此向文化问题的方向挺进；二，老舍对政治和革命的把握不定，因此他不愿也不敢正面写革命，至于这篇的被认定很可能就是时势所然，就是这篇恰巧切合了时代命脉。

笔者认为中学课本对祥子的理解仍停留在善恶之间，然而再读的感觉仍是浓郁的悲剧气氛，因此作者关注底层人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他们的深刻同情，就像他后来的自叙所说。而潜意识之中他可能更受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各种哲学理论特别是叔本华的悲剧论宿命论的影响，就像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样，他是用祥子的故事隐喻一种宿命与无谓。

作 者

编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