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斌乡土文学的审美世界、超越性叙事与文化立场

⊙杨若蕙 杨慧茹［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 兰州 730070］

郭文斌乡土文学的审美世界、超越性叙事与文化立场

⊙杨若蕙 杨慧茹［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 兰州 730070］

郭文斌的乡土文学以诗意和谐的审美世界的着力营构和具体性与普遍性兼具的人性与命运的探究描叙，既实现了对现代文明痼弊的修正，又实现了对乡土地域局限性的超越，体现出风格独异的审美品性。但囿于对传统伦理文化的过分执着和缺乏省思，因而需要突破与现代文明对话交流的窒碍与阻隔。

郭文斌 乡土文学 审美世界 超越性叙事 文化立场

自近现代以来，现代文明的扩张与冲击使传统的乡土世界从封闭、谐和的自在状态走向开放、芜杂的多元之境。这是几乎所有中国现当代作家都经历过的历史性转型，也是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得以建构和发展流变的基地和根由。在这一历史转型过程中，每一个乡土作家都致力于建构属于自己的乡土世界，或者通过写实性批判，来表达“改造国民灵魂”的启蒙主义文化立场，如鲁迅及受其影响的现代乡土写实小说流派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寻根文学之主流；或者通过寻找自然神性生命，来对抗和反思现代文明之痼弊，如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及此后的京派小说；或通过建构丰润多姿的乡土生活空间，书写传统乡土人生的流风余韵，以接续传统文化之根脉，如20世纪20年代的废名以及当代的阿城和贾平凹。于是，乡土不再只是单纯的物理空间，而是分化成了精神理念、文化符号和话语载体，以实现作家们各自别异的理想和抱负。

郭文斌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生于西部乡土，长于西部乡土，对西部乡土满怀眷恋和深情，他甚至直言，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西部乡土也是他文学书写的精神原乡，但与大多数西部作家不同的是，乡土在郭文斌笔下被营构成了一个丰茂葳蕤、宁静诗意的凝态化的审美场域，那个氤氲着沉静、平和与悠然情趣的乔家庄，实则是一个被作家心灵和情感净化过了的前现代生活空间，蕴涵着自在生命的斑斓色彩和传统文化的丰厚情致，体现着作家对于生命、情感与精神之维的诗意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植根于这一乡土世界的传统伦理的过分执着，也限制了郭文斌的思想视野，使其失去了省思传统伦理，并使其与现代文明进行对话交流的可能，制约了其文学境界的扩展与提升。

一、诗意和谐的审美世界

在现代乡土文学中，沈从文无疑是最具有审美现代性品格之流派的代表，在那个奇异多姿、淳美厚朴、如梦似幻的湘西世界里，民风自然淳真，人性质朴健康，风光独特如画，无论自然风景、民俗人情，还是生命形态，无不美轮美奂，和谐生动，形成浑融一体的美的极致之境，其中，自然寄寓着沈从文书写人性之真善美的旨趣，并由此出发，实现其改造民族文化与性格的宏伟抱负。沈从文的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在当代文坛也激起了众多作家追慕的巨大热情，形成了众流汇集的壮美风潮。其流风所及，也润泽于当代西部文学，涌现出一些致力于书写乡土世界诗意和美的作家。这其中，就有郭文斌，他也尽全部气力以营造人与土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圆融合和、和谐相处、相互生发的整体生命状态，体现出与沈从文一脉相续的诗意叙事的品性与风格。

郭文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农历》。在这部影响广泛的作品中，他建构了一种富有澄澈的诗意之美的乡土情境。这种诗意之美首先来自作品凝态化了的审美节奏，体现出作家通过独属于乡土世界的时间感受和记录，以修正现代文明生活形态之痼弊的旨趣。郭文斌在《守岁》中一再感叹：“要逃脱时间之‘年’的攻击，唯有进入时间。”这里的“守”，既是守望，也是守候，是一种沉浸于时间深处的安然姿态和韧性精神，它在方寸之间保留住了时间的静止性，使时间在漂移的过程中又凝固成超然模样。于是，一部在历法节气中更相交替的《农历》，从灯火婆娑的元宵、雨露润泽的清明、烟气袅袅的寒节，到花果丰腴的中秋、秋高气爽的重阳、繁盛锦簇的大年，郭文斌不疾不徐地书写着时间在四季轮回中印刻的每一道痕迹，挥散的每一丝气味。他以寸尺的距离，丈量时间在乡土生活中跋涉而过的脚步；以分秒的速度，感受心灵在天地之间跃动的旋律，使字面上生硬的节岁仪程顿时具有了鲜活的面目和绵长的气息。面对元宵节简朴而又神圣的桌前会供，主人公六月在万籁俱寂的静谧中体验到了灯光与月亮的神秘交往；参加清明节虔敬而又庄重的坟院祭拜，姐姐五月又仿佛瞥见了接受祭祀的先人缓缓归来的脚步；在端午采艾的上山途中，姐弟二人在弥漫的雾气里感受扑面而来的吉祥如意；在星月当空的中秋之夜，姐弟二人在心湖中恍惚开出千万点荷花般的月色。在这里，郭文斌以和自然轮替同步、与生活节奏一致、与生命呼吸共感的叙事笔调，使具体而微的情感变得可看、可听、可嗅、可触，农历岁时所代表的不仅是传统乡土世界的风情民俗，也是被乱花迷眼的现代生活场景和快速推进的现代生活节奏所忽视和遗忘了的自然生命的内在律令，是人与世界互相勾连的整体性的有机联系，是与民族文化心理紧密融合的文化精神。现代生活场景和生活节奏满足了现代人的外在需求与瞬时欲望，却与自然生命相背离，与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民族文化心理不合拍。因此，郭文斌几近自然的审美节奏，实质上体现着作家引导现代心灵回归生命本然的努力，也就使其作品具有了风格独异的审美品质。

郭文斌营构的乡土世界，也是一个生命与万物相互感应、相互关爱、相互敞开的世界，在这一诗意化的空间里，所有的物象人事都具有应然的生活气息与生命精神，由此，也就使得所有的生活细节都与生命相关，也都因与生命相关而获得了自足的意义。在现代文明席卷之下，同质化进程将人事物象的细节消磨殆尽，整齐划一的发展与生成模式迎合了工具化、理性化的现代性逻辑，却唯独丢失了世界与生活千姿百态的鲜活与灵动。斯拉沃热·齐泽克说：“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在这个到处显得单调乏味和千篇一律的世界内，我们只能勉强从感性的细节里辨认神性的维度。”郭文斌用近乎原生态的写实的有些令人感到琐碎的笔触，精心描摹乡土民俗生活纷杂繁缛的细节，细腻完整地呈现了丰腴多姿的地域民俗文化世界，甚至使其作品具有了民俗文化学的意义。比如，在《寒节》一章，从取胡墼、画衣样、铺棉絮、缝寒衣、品麻麸馍馍、包冥纸、列清单，到最后的送寒衣，每一个细节都翔实生动，一丝不苟，使民俗生活事象的点滴意蕴在这纤毫毕现的细节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小说人物在创造细节的同时，也在享受着细节，并在缤纷斑斓的生活世界而非理念世界中，感知生命的温度；作家在叙述细节的同时，也在展现着诗意，引领读者不只是认识已经濒临消亡的乡土民俗，而是进一步思索关于生存的真实与本义。

在这热衷于生活与生命诗意创造的写作旨趣导引下，死亡也被郭文斌衍化成了生命与生活的另类形态。他摒弃了理性冰冷的现代生死观，将死与生相勾连，生是活泼、热闹的，死亦不乏关怀和温情，于是，死亡不是生命的消失，也不是对生活的拒绝，而是成为生命的延续和生活的回转。《开花的牙》中，爷爷的终老仪式，在牧牧的眼里，不啻为一场人间的生命狂欢；《生了好还是熟了好》里，为亡人烧纸的典祭，在明明和阳阳的心里，无异于热闹而丰富的宴飨。即使在语调平和的《农历》中，死亡与祭祀也褪去了冰冷灰暗的色彩，充满了人生的感念与温情，恰如河对岸的遥望和挥手。这种生死并重的观念，得益于民间传统的乐生亦重死的文化心理影响。正是由于对生有着难以释怀的依恋，才会对死表现出超越理性认知的珍视。因此，在《农历》中，从头到尾花样繁多的节日岁时，有多少与活着的人与事相关，就有多少与逝去的生命相连，作家笔下浪漫化、仪程化的死亡，成为与生命和生活交错汇聚的幽境，传达的是对现世生命的虔敬与珍爱以及传统文化语境下人们达观的生命想象。

二、乡土地域的超越性叙事

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后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以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这一观点直指当代某些乡土作家经常陷入的创作藩篱：只为展示乡土而书写乡土，乡土只是作家排遣乡愁的想象性工具，却无法生成更多富有建构性、延展性和生长性的内容和意义。乡土作家，尤其是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的乡土作家，如果不能使乡土地域文化转化成具有普遍的人性与生命意义的价值引领，必将受其格局所限而行之不远。

郭文斌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能立足于西部乡土，又能够超越西部乡土，他以西部为背景，以乡土为题材，但其作品内涵和意义绝不局限于西部乡土，而是融入了作家对于特殊情境下对人生命的深切关怀和对人性的厚重悲悯。《玉米》虽只是一个短篇，却始终凝聚着一种“将发未发”的原始张力，表面上浮动的是生活的小欢欣和小温柔，背后却藏匿着命运的大创伤和生活的大悲凉。小说的张力层次繁复、意蕴幽深，既有性的张力，也有物与情的张力。主人公东东和红红是涉世未深的小儿女，童心犹在，却也渐渐萌发出青春的悸动。朦胧的好感与恍惚的情愫，使小说中的性始终处于“含苞待放”状态。正是这种刚刚苏醒、未曾明朗的性意识，创设出一种欲说还休的情境，使两位少年男女各自蕴蓄着的朦胧情爱让所有经历过那个年龄阶段的人读之无不怦然心动。在红红帮东东换枕头和扮新娘过家家时，红红无端的柔情和东东不期然的战栗，更是凸显了如窗纸一般“将破未破”的性的张力。小说中更有物与情的张力。小说是关于当代中国特殊困难年代的回忆性书写，豪情万丈的革命话语与贫困匮乏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也就此锻造出物质需求与人间温情的内在复杂关联。当关于未来的虚幻想象和承诺遭遇稀得能照出人影的菜汤与粗粝苦涩的红薯片时，当一顿偷偷用莜面做的搅团就能让人吃出身在天堂的感觉时，富裕丰饶的物质想象与贫乏惨淡的现实之间就构成了极大的叙事张力。更重要的是，无论革命话语，还是惨淡现实，都与三个懵懂未开的孩子若即若离，他们之间始终萦绕着源自人类天性的情感暖意，无论是过家家的欢快，还是互相扶持的温情，气氛始终美好、馨香，令人沉醉，展现了一种本色意义上的源自人性之真善美的天然状态，与亢奋、荒谬、不乏疯狂意味的成人世界，和浮夸、虚伪、充满攻讦算计的人情冷暖形成了强烈反差，情的张力也就此凸显。诸种张力的叠加，使小说形成了千回百转、欲说还休的难言之境，生发出想象与现实交错、调笑与讽刺并存、温暖与荒凉相融的参差对照的美感。三种张力犹如三支绷紧的弓弦，随着红红在生产队玉米地里被人强奸这一悲剧性结局令人猝不及防的到来，三支弓弦骤然断裂，简洁而急遽的结尾，标志着小说所极力渲染的时代、人性与记忆参差映照的审美幻境的瞬间破碎，令人无限感慨和唏嘘。

如果说《玉米》展现的是一种弓弦集聚般的融合的张力，《剪刀》则是一种波浪汇涌式的推动的张力。小说从两口子情浓意切的闲言碎语开始，针对花钱看病还是省钱过日子展开了相互调侃。这种调侃表面上互不相让，各执一词，但内里深处却凝结着患难夫妻相濡以沫的生死温情，由于贫穷，使他们不得不如同冰天雪地中的孤独幼兽一般抱团取暖，因为对方的体温，是他们各自得以生存下去的唯一支撑。但温暖的爱意与悲怆的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此仅仅展现了一角，小说的残酷性如波浪般缓缓汇聚，渐渐弥散。文本的后半段，张力的聚集速度明显加快，从床榻上拌嘴的热切，让男人磨剪刀的笃定，喂糖水鸡蛋的疼惜，呼喊丈夫乳名的不忍，到一口气打了四十九个饼子的决绝，层层涌起的心绪之潮，一步步向紧张、沉默、怆然的最后诀别时刻汇涌，终于，在女人用剪刀自我了断的刹那，冲垮情感的堤坝，一泻汪洋，形成悲剧性言说的浩荡江河。郭文斌以一种极其简练克制的语言，只是点出结尾，一带而过，没有多余的话，却形成了想象和思索的巨大空间，掘发出藏匿其中的生命的隐忍与生活的悲寂。

郭文斌以宁夏西海固为书写背景，但地域性的苦难以及应对苦难的态度，真正表达的却也是普遍的美好人性与残酷的悲剧命运的对决，是特殊情境中爱与温情的积蓄与释放。小说立足于西部地域，但人性与命运的主题具有共通性，处于命运深渊的人在无法解脱时所呈现出的爱的动人与悲怆，则更具普泛意义。因此，《玉米》和《剪刀》与其说是在书写苦难，毋宁说是在书写人性，作家所倾力描绘的并非苦难的水深火热，而是人类在生存艰难中的温情爱意。这也是一个当代乡土作家超越了乡土地域限制，着眼于一切在命运中沉浮的人，表达自己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对人类生存境遇所怀有的大悲悯与大关怀的可贵品质。只有达到这一境界，才能体现出超越性乡土书写应有的阔大气象与高远未来。

三、面向传统文化的暧昧立场

在现代以来的乡土书写中，对传统伦理的回望和文化寻根无疑是最突出的主题取向，郭文斌也是如此。在《农历》中，透过作家诗意盎然、平静祥和的乌托邦式书写，可以窥见他“返乡”“回归”话语模式中暧昧的伦理与文化立场。故乡作为一种具有文化指认意义的符号，多以传统社会伦理象征或充满前现代气息的生命乐园的形象出现。之所以如此，与现代文明的痼弊不断加强和显现有关。现代文明在创造了有别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奇迹，满足了现代人的无餍足的需求的同时，也引发了传统断裂、道德迷失、信仰真空、伦理失范等危机，催促着人们不断寻找思想文化资源以接续传统、重建道德、填补真空和再铸规范，于是，乡土文明、传统伦理与农耕文化自然成为缓解精神焦虑的应急药方。但必须警醒的是，许多作家在寻找乡土、歌吟传统、赞颂农耕的过程中，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将乡土、农耕与传统毫无批判性地视为拯救现代文明痼弊的唯一途径。这种暧昧的文化立场背后，是作家现代意识的匮乏和批评精神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化心理上的惰性与依赖。“文化皈依上的依赖性心理和习惯性思维方式，带来的总是可怕的惰性，以致不惜一再放弃了现代立场还是要回到传统文化的魅惑中去碰壁。对于传统文化的暧昧态度只能说明我们认识上的不彻底性和依赖惯性。”

《农历》所营构的温润丰美的乡土世界和安详文化被评论界所称道，尤其是关于“天地人”和谐一体的生命逻辑，更被认为是人类天性的复现和生活常情的葆有。但恰如李敬泽所言：“郭文斌的乡土书写采取的是一种高度自我限制的策略”，回避了太多“不和谐”的地方。其实，“天地人”关系的张力，正是现代性的生发之处，隐含着如何看待传统伦理与现代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而遗憾的是，郭文斌忽略了这一思考向度，使其自我的思想视野只能局限于传统的农耕的乡土范围，当然也造成了《农历》在审美艺术上不可避免的损伤。《农历》受儒释道三位一体文化的强烈影响，集中体现了作家理想的文化秩序、社会结构和生命形态，作为“大先生”的父亲，更是小说极力推崇的对象。如果说《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代表了儒家的精魂，《古船》中的隋抱朴集儒道和西方科学精神于一身，“大先生”则是儒释道与民间乡土文化精神的融合体。就是这样一个在作家心目中近乎完美的人物，在小说文本中却不免僵硬和虚幻，他固然是文化权威，理应庄重威严，却缺乏作为“人”的生动与活性。因此，这一形象实际上既是理念大于形象的有意浇筑的结果，也体现了支撑人物的思想伦理本身的沉滞与生硬。比如《冬至》一节，父亲制《九九消寒图》时，谈及古代妇女的晓妆染梅，女儿五月不禁对大户人家女儿可以晓妆点梅表示羡慕，但当想到父亲教导的《朱子家训》中关于富贵与贫穷的告诫时，旋即又否定了自己的念想，认为自己的想法不对。平心而论，向往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乃人性的正当欲求和自然常情，并无任何可鄙薄之处，但在小说特设的伦理语境下，这一本性欲念被贴上不满足和功利性的标签，这无疑是与肯定人的价值和追求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背道而驰的。也由此，凸显了父亲“大先生”及其所极力推行的传统伦理的陈腐、刻板与不近人情。《永远的堡子》中，母亲孝敬兄嫂，相夫教子，遵守传统宗法秩序，谨行乡土伦理规范，完美体现了一个儒家人文视野下理想的家庭主妇的生命形态。但这种生命形态是以个人情感的压抑、欲求的束缚和价值的忽视为代价的，母亲无欲、无求、无私的奉献者和牺牲者形象是原乡文化重压下个体自主意识缺失匮乏的表现。这种乡土人伦，其实就是“伦”对“人”的淹没，作家在书写时还需要以现代人文视野加以审视和辩证思考，而不是一味地讴歌与颂扬。

郭文斌乡土审美世界的凝态化除了指涉其审美节奏外，还指向了作家前现代文化想象的固化。在郭文斌极力建构的“乔家庄”这一审美世界里，封闭性和自足性显而易见，这个仿若飘浮云端的乌托邦，虽在作家关于现代文明的反思中衍生，却渐渐显示出弃置现代文明而不顾的端倪，不得不令人警醒。有论者尖锐深刻地指出：“乡土创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对乡土的解剖和观照，来探索现代性发展的道路，以及由此对于现代性那种追求和犹疑的思想张力。”现代性的风袭浪卷使乡土世界的失落不可避免，也不可溯回，正在改变的乡土世界其实需要与现代文明的对话和交流，而不是躲在一方小天地里自我吟哦。

郭文斌在《农历》之后的书写，更是屡屡走向道德重建和文化复古之路途。传统似乎已经成为道德高尚、精神洁净的代名词，而复古的理念资源，多是儒家文化典籍和佛道经义之类，其中虽不乏作家针对现代生活的解说与阐发，但终难掩饰传统道德说教的枯燥与乏味。在《农历》的部分章节，这种具有道德说教意味的内容已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文学性，而在《寻找安详》《回归喜悦》等中，这一色彩更为浓烈。因此，关于传统、乡土和农耕与现代文明的冲突，郭文斌时时有意规避，并未给予深入思考，于是形成了“在前现代与现代文化价值取向上难以弥合的内在矛盾”，体现出一种暧昧的文化立场，也显示了作家对现代文明把握不足和现代性思维质素缺失的局限。当然，倘若作家能够在这一思考和审美向度上自我修正和纠偏，那他仍是值得期许的西部作家。

① 郭文斌：《永远的乡愁》，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页。

② 于坚：《扬州之思》，《四川文学》2006年第6期。

③ 叶志良：《茅盾的乡土文学观》，《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④ 金文兵：《故乡何谓：论“寻根”之后乡土小说的精神归依》，《江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⑤ 冯敏：《郭文斌短篇小说精选〈大年〉作品研讨会发言》，《黄河文学》2005年第5期。

⑥ 禹建湘：《乡土想像：现代性与文学表意的焦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⑦ 李兴阳：《安详的民俗人生与成长中的天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作 者

：杨若蕙，甘肃政法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杨慧茹，硕士，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学管理人员。

编 辑

：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