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高雅雅

《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一书是台湾历史学家杜维运先生所著，是对中西比较史学研究的前沿著作。杜维运先生治史已逾六十年，曾出版著作《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论》，这三者也是《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先驱。

我们今日所知的人类文明的历史，可追溯至大约6000年前，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灌濯的苏美尔城邦、尼罗河畔的古代埃及王国、发祥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国，等等。这些地区和民族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然而就历史学的成就而言，唯有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为世界史学的最大遗产，已是不争之论。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与西方都拥有相当长的文明历史，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各自发展着各自的文明历史，通过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商人、僧侣进行经济贸易上的往来，文化上的交流沟通非常贫乏，于是中西史学也各自独立发展了两千余年，不通声息。不得不说，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

19世纪末，中西文明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但是由于当时之势，西方作为文化上优越的一方，西方史学界对他们陌生的中国史学有不少武断的偏见。影响了世界史学发展、坚持撰写世界史的德国大史学家兰克就曾以“中国有冗长的编年历史，但充其量只是一部自然历史，而非真历史”为由，将中国历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了。

兰克所代表的西方史学界摒弃中国史学，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不具有西方文化的历史观念、中国历史充满了考据、官方的修史制度影响了历史学的独立性、中国史学缺乏怀疑精神、中国史学缺乏对历史的解释等等。这些观点，也为后世一些西方史学家所接受。但随着西方史学家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史学的不断深入了解和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他们也在努力摆脱以欧洲为历史中心的成见，不断修正这些偏见。但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兴起，整个西方史学界面临着动摇兰克史学根基的巨大危机，史学家们疲于应付，在对中西史学的认识上，没能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

不过，通过西方史学家及汉学家的论述，我们也可以在两种史学传统的对比中发现中国史学的缺陷和不足。杜维运先生在《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中列出了中国史学的四点缺陷：史官中曲笔逢迎者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官修正史中有质量较差者，中国史学极力推崇的纪传体难免使中国史学有见树不见林之弊，缺乏历史解释。同时，杜维运先生也针对这些弊端，提出了中国史学应学于西方史学的三点建议：学习西方因事命篇的章节体例，学习西方丰富的史学方法，学习西方史学理论即加强对历史的解释。

当然，杜维运先生一向主张的是中西史学的相互学习互相渗透。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界认为历史不可能仅含有基本的無个人色彩的元素、兰克史学受到挑战这一现状，杜维运先生提出要以中国史学济西方史学之穷。他认为，西方史学家应向中国史学求教之，学习中国修史制度、记录历史的叙述艺术、包罗万象的体例传统、秉笔直书的历史态度，以及反对以世界史学欧洲为中心，应当学习中国史家开阔的眼界和胸襟。

此书成于杜维运先生82岁高龄之时，著作涉及到大量西方史家对中国史学的评价，而这些评价基本都是零碎、不成体系的，唯有多年的积累才能将之灵活运用。本书也已极大的篇幅为中国史学正名，详细、中肯地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史学史，本书对中国史学史的系统介绍，使它不失为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史学的一扇窗口。

同时，《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以广博的胸怀和视野展望了世界史学发展的前景。杜维运先生综合中西史学的长处，全书都在强调中西史学的相互认识、相互补充。中西史学各自发展、各有所长，在近一百年来终于碰撞，他们的互相补充将使得世界历史的艺术趋于完美，这也是杜维运先生作为一个有着广阔世界视野的历史学家所最想看到的景色。

或许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杜维运先生非常坚持历史应当求真的观点，极力反驳后现代史学，为陷入危机、“如实直书”的兰克史学寻找救命良方，对认为历史不可能摆脱人的因素而达到客观真实的后现代史学则不甚认同，既缺乏对他们观点的介绍，也抱有否认的敌视态度，称他们为“史学的大敌”。同时，本书中西史学对比的观点，截止至上个世纪西方史学家探索中国史学的第一步，并未介绍新世纪以来中西史学界观念的变化，但实际上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动，无论是中国探索世界，亦或是世界了解中国，都应该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点空缺还待后学继续探索。

一百年前，中国宛如一个被世界潮流抛弃的垂暮老人，他拄着拐杖，跌跌撞撞、磕磕绊绊、气喘吁吁地拽着他数千年的家当，试图追赶正值壮年的欧洲国家，那时他的那些被称为“历史”的“破烂家当”似乎成为了阻碍他前进的障碍，被人不屑、奚落、痛恨，这应当是整个世界历史因偏见而带来的遗憾。而今，中国浴火重生，毋庸置疑的，他已经站在了世界潮流的前沿，他的历史，绝不该置身于世界潮流之外。虽然世界已经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历史，但中国的史学依然受西方史学界的偏见，这也将是世界史学的遗憾，中国史学，亦不该置身世界潮流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