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论与“改写”论之再思

程可+杨晓麟

【摘要】“翻译研究学派”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比利时和荷兰等西欧“低地国家”兴起一以探讨译文的产生和作用为主的学者群体， 翻译研究学派的诞生和发展促进了翻译学学科的建立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本文介绍了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本安德烈·勒菲弗尔“操纵”和“改写”理论的要点，将其与西方先前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翻译理论进行比较，从而更好地认识其所创导的理论观，希冀借此了解翻译研究学派的发展脉络和理论影响。

【关键词】翻译研究学派 改写 操纵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23-0008-02

一、引言

最早在翻译理论研究中引用“操纵”一词的是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赫曼斯（1985，10），他指出：“所有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本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操纵。”译学界认为这个界定和操纵学派的核心观念极其一致， 但是否为缘起还待补遗。译学界普遍认为翻译研究学派关于操纵的理论观发端于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 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张南峰，2002：19）。关于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方面，佐哈尔的理论倾向于关注“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却忽略了翻译对“的语”文化的影响（程可，2012：213）。针对这一不足，安德烈·勒菲弗尔对前人的翻译观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他的翻译思想包含了对翻译的意识形态研究、诗学研究及文化研究，融合了操纵学派和文化学派的理论观点。可以说，“操纵学派”理论研究在观念和方法论上实现了从文本的语言学层面向文化层面的飞跃，“文化转向”新趋势给翻译理论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促使翻译研究学派及其理论兴起后逐渐占据西方翻译研究主流地位。

二、《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

1992年，勒菲弗尔所编著的《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操纵》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操纵”和“改写”的观点。他认为，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语言转换行为而是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控制翻译有内外两个因素。内部因素是指诸如批评家、评论家、翻译家和教师等从业者，他们的创作和翻译观念以及其创作与翻译风格手段等（许钧，2000，161）；外因则主要包括作品的赞助者、委托者、受众要求及反应、特定时期内主流的诗学原则及社会意识形态等。在“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三要素的影响之下， 翻译不能真实反映原作的内容以及译者的主观意识。勒菲弗尔还指出，内因是在外因所制定的参数范围内起作用。也就是说，代表某一文化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确立一套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价值参数；文学家和翻译家则在这一套参数范围内完成他们的诗学追求（Lefevere，2004：14）。简言之，操纵学派的翻译观认为，翻译就是译者在译入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制控下所进行的一种操纵和改写活动。外因和内因同时都在制约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 笔者认为此即操纵的核心意义。译者在处理源语文本以及生成译语文本的过程中， 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权也一定会取己所需， 对文本进行改写（谭载喜，2004：243）。

三、“操纵”和“改写”理论观的意义

笔者认为，与代表性的传统译论相比，改写理论有着革新与创新之处，其理论上的创见和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基于并发展了描述翻译研究的理论。

在西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翻译研究主要围绕着翻译方法及翻译标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语言学理论运用这三大问题展开。如何让译文忠实于原文，达到与原文最大限度的对等是翻译研究的重点。西塞罗推崇意译，认为意译是唯一正确且最好的翻译方法，唯有意译方可实现与原文的最佳对等。圣·杰罗姆认为要实现与原文的最佳对等，直译意译的选择应视文本而定，通俗文本采用意译手法，而圣经类的文本宜采用直译手法。而奈达提出动态对等并制定了“分析-转换-重组”的方法论来实现与原文的最大限度对等。上述这些七十年代以前的翻译思想都具有规约性，规约论点的成就是唯一绝对的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的盛行，对既有的文本进行价值判断，规约译者的翻译行为。

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观重在描述翻译现象并通过解释既有翻译现象产生的原因来试图揭露翻译中潜在的规律性，是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将翻译文本视作目的语系统中的存在实体，从目的语系统的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系统等角度描述翻译活动的性质，解释翻译文本的生成、消费，以及在目标文化系统中的功能与运作。在该理论中，正是通过描述、分析、阐释各种不同译本产生原因的研究方法，有效地揭露了翻译中潜在的规则及制约因素如意识形态等的绝对作用。与上述代表性翻译思想的规约性不同，改写理论采用的是描述研究方法，打破了以往规约性研究方法的解释局限性。

（二）改写理论从译文出发，以译文为中心。

如前所述，以往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忠实与原文，实现与原文最大限度的对等，每位译者都应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一目标。由此可见，在这些翻译思想中，原文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而译文只是相应原文的派生，处于从属地位。这一标准套在其他一切类型的翻译上。

而在改写理论中，所有译本都无可厚非，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其翻译研究在于描写、分析、解释为什么译文会偏离原文，译文才是翻译研究的中心。正式通过对译本，特别是偏离了原文却获得成功的译本的描述分析，有助于揭露翻译活动中的潜在规律：翻译是译者受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诗学的制约影响所进行的改写活动。因此，改写理论的研究是以译文为中心的，颠覆了原文以往的权威地位。

（三）改写理论基于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

在传统译论中，翻译集中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和语言形式的转换，从而归纳出一些诸如语态转换、词性转换和增减词之类的翻译法，从而达到指导翻译实践，实现最大化等值的翻译目标。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换的范围内，翻译被视为纯语言的轉换过程，所涉及的只是两种不同语符转换并形成信息对等。

然而，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译本是译者在译文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推崇把翻译放到宏观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所以在改写理论中，翻译被界定为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翻译就是在这些子系统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的改写活动。作为文化系统的文学子系统的一部分，翻译与文化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因此，译作并不是单纯的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转换，它必然要受到语言层面以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意识形态、诗学等的影响。改写理论打破了以往封闭静止的翻译研究范式，转向文化层面进行翻译研究。

（四）“文化转向”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共同倡导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构建的宏观背景下，提出文化视角下开展翻译研究的理论观。在两人合作出版的《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一书中，巴斯奈特撰文分析了翻译研究的性质、翻译研究的范围、翻译研究的文化聚焦等方面的问题。她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根植于相关文化情境中的一种行为；翻译的对等是源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对等。

勒菲弗尔（Lefevere，1992）的文章则主要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所施加的影响和操控。他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更是译者对源语文本在文化层面上的改写（Rewriting）”。 非常有创见的是，勒菲弗尔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了一个热点，他的理论观从主流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的层面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四、结语

改写理论作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典型代表学说，一改传统的研究方法及侧重点，是一种以描述性为手段、以译本为对象、以文化为导向的系统翻译新论。与以往翻译思想的规约性、以原文为中心、从语言学角度考虑、非系统性的理论观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对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操纵改写理论的本质和创新点，与此同时，改写理论的全新视角也必然会给翻译研究中译文与文化因素的关系、译者地位以及译者主体性及理论研究趋势等热点话题以新的阐释。

参考文献：

[1]Hermans T..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M]. London： Worcesler. 1985.

[2]伊塔馬·埃文·佐哈尔. 多元系统论[J]. （张南峰译）. 中国翻译， 2002， （4）：19-25

[3]程可.从“语言等值”到“文化转折”：文化视阈下译学研究之述评[J]. 中国报业， 2012（6）：213-214.

[4]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5]许钧.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004.

作者简介：

程可，北京联合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的文化因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