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纪委监督责任的思考——基于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效力模型与策略选择的分析

邹 毅



深化纪委监督责任的思考——基于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效力模型与策略选择的分析

邹 毅

福州大学

“纪委监督责任”的明确，重新并精准界定了纪委职能。该文利用最大期望效用理论构建模型，表明要使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更加有效力，必须提高查处概率，增大违纪成本，降低违纪预期效用。深化纪委监督责任，必须突出专责性定位，将提高查处概率放着首位，以问责追责为杠杆撬动其他责任落实，配置好党内违纪治理的资源，强化纪律教育和公共关系。

纪委监督责任 最大期望效用理论 党内违纪治理

0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纪委进行了大量廉政治理的顶层设计，在治理态度、战略定位、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以及执纪方式等方面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基础性顶层设计之一。“纪委监督责任”的明确，重新并精准地界定纪委的职能定位，在廉政治理上具有战略意义。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和人民群众期望，围绕监督责任，通过深化“三转”，厘清业务范围，整合人力资源，聚焦监督执纪问责。经过几年的努力，党内政治生态为之一清。当前，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然形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廉政治理体系框架逐步显现，探究如何提升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效力，进一步深化纪委监督责任，固化和拓展廉政治理的成果意义重大。

1 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效力模型

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如同，反腐败斗争，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指的是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部门，特别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依靠全体党员、广大群众、社会团体参与，开展惩治、预防党组织及党员发生违反党纪行为的过程。党的纪律是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遵守的党内行为规范。在当今中国，党的纪律作为极为重要的社会规范之一，其影响远远超出党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并代表和维护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得党员干部行使权力具有公共性。提升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效力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有重要作用。

20世纪40年代，冯·诺伊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提出了最大期望效用理论。最大期望效用理论假设决策人具有完全理性即追求最大效用，每一个行为选择发生的结果具有客观的概率。在不确定条件下，决策人将根据预期的最大效用进行决策。其数学模型为: EU =ΣPiU(xi)，其中U(xi)为选择方案xi的效用函数，Pi是xi的发生概率。利用最大期望效用理论，我们可以构建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效力模型。

对个人来说，加入中共党员是一种自愿行为，是其认同党的章程，接受过入党考验，宣誓要严守党的纪律并致力于投身党和人民的事业。党组织对其进行教育培养锻炼，提供服务人民展现抱负的平台，根据其提供的劳动服务，通过法定方式给予报酬。从另一个层面讲，党员与党组织之间形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附有更高的理想追求与道德信念。假设党员违纪相关要素可以量化，违纪行为查处概率为p，那么不被查处的概率即1-p，党员违纪所得为B，违纪前的合法收入（含薪资、声誉、前途等）为W0，违纪后惩罚为M，违纪后的替代收入为W1。那么，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党员选择违纪时的预期效用EU1= (1-p) (W0+B) + p(W1- W0-M)，而选择不违纪时预期效用EU2=W0。

有效治理党内违纪意味着必须使得党员遵守党纪的期望效用要超过违纪的期望效用。那党内违纪的治理效用函数为：

F= EU2- EU1（1）

对式（1）进行整理，我们得到式（2）：

F= p(2W0+ M - W1)- (1-p) B （2）

当F>0，表示投入组合产生治理效用，F≤0则表示治理无效用。对上述函数进行分段分析，可得有三种情况：

当EU2≥EU1>0时，F≥0，说明不违纪的期望效用大于违纪行为期望效用，采取违纪行为将不合算，但违纪行为具有期望效益。如果查处概率较低，违纪具有一定的预期效用，会诱发具有风险偏好的行为人选择违纪行为。

当EU1<0时，EU2= W0，由于W0作为常数，大于0，F>0，说明违纪行为期望效用为负数，理性的行为人将不会采取违纪行为，党员违纪数量就会减少。

当EU1> EU2时，F<0，说明党内违纪行为的治理效用为负，即违纪行为的期望效用超越现有收益，理性的行为人会采取违纪行为，党员违纪数量就会增多。

2 党内违纪行为治理的策略分析

“策略”一词源于军事术语，指为实现战略任务而采取的原则、手段。本文所述党内违纪行为治理的策略，指的是以实现违纪治理最大效益为目标，配置治理资源的原则、方法。治理党内违纪行为的主要分为惩处和预防，不论以哪种形式治理党内违纪行为，投入的人财物终归表现为教育、制度、监督和惩处4个种类的组合。因此深化纪委监督责任，就要提升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效力，配置好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化纪检机关职责范围的教育、制度、监督和惩处等工作。

假设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治理资源均可量化为C。设a为教育，b为制度，c为监督，d为惩处，治理资源投入的组合为 Ci(ai,bi,ci,di)。

F（Ci）= p（2W0+ M - W1）- (1-p) B

策略一：配置党内违纪治理的资源，要将提高查处概率放着首位。

对函数F进行求导，那么dF/dp=2W0+M-W1+B，dF/dM= p，p∈[0, 1]且W0- W1>0，因此dF/dp> dF/dM，函数对应查处概率的变化率要高于处罚力度的变化率，要使治理党内违纪行为更有成效，提高查处概率比加大处罚力度更有用。也可以说违纪人员对查处概率变化比处罚力度变化率更敏感，提高查处率比增大处罚，更能降低违纪预期效用。

当查处概率取极小值，即p=0时，F（Ci）= -B，不论处罚大小，只要存在违纪所得，F永远小于0，即党内违纪行为的治理是无效的，党员违纪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有保有收入W0和违纪所得B。

当查处概率取到极大值，即p=1时，F（Ci）=2W0+ M - W1，违纪行为将没有任何收益，还要面临着惩罚，党内违纪行为将降到最低。即使不做处罚（M=0，W0= W1），但只要有被查处，那么违纪党员的声誉等方面也会受到损失。

总之，提高查处概率既是治标，直接减少违纪问题存量，同时也是治本，降低违纪行为的期望效用，遏制增量。发挥教育、监督、制度的作用都要依赖一定查处概率为前提。

策略二：健全党的纪律规范和法规制度，强化监督机制，减少违纪机会，提高违纪成本。

由于党纪法规和制度具有明确的应然性，即明确规定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以及违法违纪违规行为所应受到责任追究和惩处。那么一定时期内，违纪后处罚M，违纪后的替代收入W1都是固定的。违纪前的合法收入W0，与党员个体所处岗位相关，违纪的收益B与职权大小，特别自由裁量权相关。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制度机制常常跟不上日新月异的变化，无法做到非常完备。健全党纪法规制度，减少制度漏洞，可以减少党员违纪的机会，当查处数量不变，较少违纪行为数量，相当于提高查处概率。因此，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和形势变化，健全党纪法规制度，提高违纪处罚M和合法收入W0，降低违纪收益B和替代工资W1，加强监督执行，减少自由裁量权，提高违纪成本。

策略三：理想信念教育和案例警示教育要两手抓、两过硬。

一方面要强化理想信念，是筑牢抵御违纪预期效用诱惑的堤坝。建党以来，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战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另一方面，由于违纪问题具有隐蔽性，党员干部对违纪查处概率都是基于本人经验的主观判断。案例警示教育，将违纪查处情况进行揭示，警醒党员干部，会加深对查处事实清醒认识，提高对查处率p准确把握。因此，要同时加强正反两面的教育，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和案例警示教育。

策略四：根据党风廉政建设形势不断变化，有效配置党内违纪的治理资源。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任何资源总是有限的，资源配置的模式不同，产生的效益也不相同。而随着党内违纪治理进程的不断深入，也需要不断调整资源配置模式。在违纪行为多发蔓延的阶段，要以提升查处概率为主，抓好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在违纪行为得到遏制，存量增量减少的情况下，要保持和提升查处概率的前提下，加大制度、教育的投入，抓早抓小，强化监督预防。

3 深化纪委监督责任的路径思考

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执纪的专责机关，维护党的纪律是其根本任务。根据前文关于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效力模型与策略选择的分析，深化纪委监督责任，要明确与党委、职能部门的定位和功能区分，把更多资源用到监督执纪问责的主业上来，用到提升违纪行为的查处概率这一“刀刃”上。

3.1 以提高查处概率为基础，突出纪委监督责任的专责性定位

首先，要加强纪律审查人员配置，增加自办案件资源投入，提升查处概率。提高查处概率是标本兼治的工作。从党内违纪行为治理成效来看，提高查处概率比加大处罚力度更有效，违纪人员对查处概率变化比处罚力度变化率更敏感，因此维持较高的查处率能较好地降低违纪预期效用。自办案件数量是纪检部门主动履职、提升查处概率的重要观察指标。要深化纪检监察机关“三转”，加大一线纪律审查工作特别是自办案件的资源投入，做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地惩治违纪问题，不断减少违纪存量，遏制增量，巩固不敢腐震慑，厚植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

其次，要实现监督责任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强化违纪审查线索的主动发现。改变以往纪律审查主要靠“等”，完全依赖信访举报的做法，通过巡视、巡察、审计、大数据分析、基层探访，探索廉洁测试等方法，主动出击，增加违纪发现渠道，拓展线索排查范围。

第三，要应对反腐败工作形势发展，保持较高的查处违纪行为概率。查处概率不等于查处量。在违纪行为高发时期，查处数量高不等于查处概率高。在违纪行为得到有效治理，增量被遏制的时候，查处数量低不等于查处率低。因此要强化对反腐败工作的形势判断，“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对一些腐败多发的重点领域、关键部位，要倾斜治理资源，调配大量的纪律审查人力物力，加大查处力度，提升查处数量。对存量较大减少、问题得到遏制的部位，突出违纪增量查办，运用好执纪监督“四种形态”，保持好查处率。

3.2 以问责追责为杠杆撬动其他责任的落实，实现与外部力量配置的整体性合力

首先，要发挥专责机关优势，强化组织协调工作。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内容多、覆盖范围广，涉及部门多。但纪律审查等工作，是纪检监察机关具有的专责性，其他部门所没有的工作职能。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执纪问责过程中，要发挥聚焦党的纪律这一内核的优势，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供参谋建议，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健全党政职能部门责任体系和任务分工，调动各职能部门在党内违纪治理中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形成党风廉政建设整体合力。

其次，通过问责追责强化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要明确“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的定位，进一步厘清与党委、行政及其职能部门的工作区隔，加大对党政职能部门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业务监管责任不到位问题的问责。从过程监督向结果监督、从全面发力向精准突破、从大包大揽到问责交办转变，强化一案双查制度，建立问题清单制度、问责事项交办制度，对执纪审查、监督监察中发现的问题追究责任。督促职能部门健全党的纪律规范和法规制度，落实监督机制，减少党员干部违纪机会，提高违纪成本。

第三，实现监督全覆盖的规模效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改革。制定国家监察法，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组建监察委员会，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都涉及党内违纪治理工作。国家监察与党内监督是一体两面，两者既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又具有高度互补性，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一要加快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二要整合资源，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发挥规模效益，充分把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与调查、留置、技术调查、限制出境等手段综合起来运用，增强对违纪行为发现的主动性。三要调整纪检机关内设部门和转隶部门的职能配置，促进党内监督资源与国家监察配置的高效科学性。

3.3 强化纪律教育和公共关系，构筑执纪监督问责良好的外部环境

首先，要重点抓纪律教育，督促职能部门抓好理想信念、廉洁从政教育和文化建设，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加强纪律教育，及时通报案件，加强案例警示教育，进一步放大查处率，降低违纪行为预期效用。建立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的责任分工机制，构建职能部门、社会媒体参与的廉洁文化建设大格局。

其次，重视社会合作，塑造纪检监察良好形象，提升公共关系。社会信任、良好的公共关系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廉政建设的重要经验。要掌握廉政新闻宣传的主动权，打造纪检监察刚正不阿惩治腐败的良好形象，引导党员群众树立对纪检监察工作的信心，对党内违纪行为治理的信任，增强举报违纪行为的动力，降低对腐败等问题的容忍度，形成违纪行为人人喊打的局面，构建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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