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毕飞宇谈创作

毕飞宇，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长篇小说代表作《青衣》、《平原》，获奖作品《推拿》。罗雪村

推拿的写作

作品和作家的组合关系也很有趣，如果是1995年——我写《哺乳期的女人》的那一年——31岁的作者该如何去写《推拿》呢？我想可能是这样的：他一定会把《推拿》写成一部象征主义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是次要的，人物的感情也是次要的，他要逞才，他要使性子，他要展示他语言的魅力，他要思辨。亨廷顿说了，这是一个“理性不及”的世界，借助于盲人这个题材，31岁的年轻人也许会鼓起对着全人类发言的勇气，试图图解亨廷顿的那句话。年轻人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张三象征着局部，李四象征着局限，王五象征着人与人，赵六象征着人与自然——所有的人都在摸象，然后，真理在握。在小说的结尾，太阳落下去了，它在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升起呢？没有人知道。盲人朋友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共识，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太阳，它只是史前的一个蛋黄。

写作其实不是文学，而是化学。这么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我，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们在小说家的内部所构成的化学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什么是好的语言？布封说：“恰当的词放在恰当的地方。”什么是好的机遇呢？我会说：“恰当的小说出现在恰当的年纪。”在恰当的年紀，作品与作者之间一定会产生最为动人的化学反应。

我写《推拿》的那一年是43岁，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因为长期的家庭生活，中年男人有了一个小小的改变，过去，中年男人无比在意一个“小说家的感受”，为了保护他的“感受力”，他的心几乎是封闭的、绝缘的。但是，生活慢慢地改变了他，他开始留意家人，他开始关注“别人的感受”。对一个家庭成员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变化，但是，相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他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

就在我写完《推拿》不久，我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理解力比想象力还要重要。”这句话当即遭到了学者的反对。我感谢这位学者的厚爱，其实他完全用不着担心，想象力很重要，这个常识我还是有的。我之所以把理解力放到那样的一个高度，原因只有一个，我43岁了。我已经体会到了和小说中的人物心贴心所带来的幸福，有时候，想象力没有做到的事情，理解力反而帮着我们做到了。

想象力的背后是才华，理解力的背后是情怀。一个47岁的老男人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人到中年之后，情怀比才华重要得多。

情怀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你对人的态度，你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更涵盖了你的价值观。人们常说，中国的小说家是“短命”的，年轻时风光无限，到了一定的年纪，泄了。这个事实很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缺才华，但我们缺少情怀。

小说家的使命是什么？写出好作品。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小说家也有提升自身生命质量的义务。在我看来，生命的质量取决于一个人作为“人”所拥有的情怀。我渴望自己有质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至今也不认为《推拿》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它意义重大。我清晰地感受到，通过这本书的写作，我和生活的关系扣得更紧凑一些了，我对“人”的认识更宽阔一些了。这是我很真实的感受。基于此，我想说，即使《推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在我个人，也是一次小小的进步。

我找到了我的新方向。我又可以走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