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演变及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刘 顺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语言演变及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刘 顺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文学史观，但研究者在关注文体的演化盛衰时，却常常忽视对于文体演变之可能与必要的考察，故而文学史书写在最为基础的层面上却最缺乏历史感。韵律单位、词汇与语法结构的演化是文学语言演化的主要呈现方式，“文体代兴”的可能以及特定文体的兴衰存续由此而定。语体作为话语交际是标志距离的产物，既能展现共时与历时的古今差异，亦能兼顾文体成形的外缘与内因，在“文体代兴”之必要的分析上，是较功能与风格概念更为适切的概念。语体完形是话语交际的必然要求，也是文体演化的内在动力。

文体代兴；语言演化；语体完形；进化论偏好

20世纪初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撰述，虽著家甚众，文风各异，但其逻辑结构与叙述框架，多难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与囿限。今日言及中国文学史，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为各时期的代表性文体并标识着此时期的文学高度，几为共识。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描述的“文学事实”又隐含着文学语言由雅而俗、书面语与口语逐步重合的另一层事实。由此，在“文学改良”的风潮之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遂自然而然地跨越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鸿沟，文学史不再只是文体自然兴替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文学的进化史。虽然，并非没有学人注意到文学事实与文学价值之间的差异，①但在“进化论”的强力助推之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实可称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文学史观。然而颇为吊诡的是，这个20世纪最具影响的文学史观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学理阐明，而依旧停留在事实描述的层次上。即使有学者或考辨其源流，上溯而及蒙元；或做还原语境之尝试，明晰时人、后人文体认同之偏差，②但似乎多聚焦于细部的研磨推敲，其工作的价值自然毋庸置疑，只是无关于观念本身的检视。而在关于“文体代兴”之可能与必要问题的回应上，则或释之以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变迁；③抑或以“不得不如此”者相敷衍，研究理路大体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现代翻版。如此，则“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内在可能性，即诗赋、词曲乃至小说能够成体的可能性问题；何以在诗赋而外尚须有词曲，词曲而外尚须有小说的必要性问题；不同文体以及语言雅俗差异的背后是否有共同分享的语言学基础与功能机制等问题，均难逃被漠视的尴尬。虽然，今日的文学研究界对于外缘性研究已有足够的警惕，但回到文本层面的尝试，在“技术性壁垒”如语言学、音韵学面前依然步履维艰。本应最易见出学科交叉影响痕迹的“原理考察”常常付之阙如，不仅是文学研究注重思想文化等“形上”层面之传统的遗响，也是研究者对于“技术壁垒”的主动回避使然。文学史在描述“河流”的扩容与改道时，似乎遗忘了对“河床”变动的考察。下文借助语言学研究成果所进行的讨论，虽然源于反思性追问的内在压迫，但亦仅是碰触技术壁垒的一次莽撞尝试。

一、韵律词的演化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文体代兴”是常见的文学史事实，也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题中之意。虽然，相较于表层现象的复杂多变，作为文学物质载体的语言，更为稳定，其演化通常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段方能有效观察，但语言的演化才是文学现象，特别是文体变化的根本原因所在。文学文本由语词编织而成，一种文体的产生与发展乃至消亡和特定语言形态的演化与消亡，乃是文学史上隐显交织的并行现象。语言的演化通常体现于语词之基本韵律单位、语词形态以及作为其组合规则的语法的演化。由于语言的演化更为漫长也更为深层，故而不同的文体可能建基于同样的语言条件，同时，此一文体既可与他种文体此消彼长，亦可同存共亡。这也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虽被边缘化但终究不应被忽视的下行判断。

汉语的基本韵律单位又可称为“韵律词”，韵律词不等于词汇词而是汉语最小的语用单位。如若不考虑拖拍的作用，自然诵读状态下，韵律词的长短受“相对轻重率”的制约。作为人类语言中节律的一个重要法则，“相对轻重律”意味着韵律词的最基本形式由一轻一重两个成分组成。④由于汉语在上古时期已基本实现了由韵素调声向音节调声的转变，“发一字未足抒怀，至于二者，殆成句矣”。⑤故而，最小的韵律词即为两个单音节的组合，又可称之为“标准音步”或“标准韵律词”。⑥标准韵律词在韵律词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汉语文本在诵读时其最长的音节组合即为双音节，而很少能延伸至三音节或更长的音节，这将对汉语文学的文体形式产生重要影响。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尚书·卿云歌》)⑦

古典诗歌的节奏依赖于变化与重复的共同作用，由于一个韵律单位通常遵循音高下倾与末尾重音的规则，⑧故而，诗歌一行以两个韵律单位为最小组合，方能体现节奏对变化的要求。同时又因为重复的要求，诗歌上下行之间在韵律单位的组成上以相同为最佳原则，从而形成以一联为节奏与语义之相对闭合单位的特点。循此原则，当标准音步为汉语最为流行的韵律单位时，最早成熟的诗歌形式必然为“二二”节拍形式的四言诗。但又因为上古汉语正处于单音节向双音节的过渡期，所以，《诗经》中的四言诗大多并非两个双音节词的组合，而必须依赖虚词或衬字为语助，以形成双音节节奏。随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迅速发展，四言诗在魏晋时已过渡至可不依赖语助以成句的程度。⑨

在汉语古典诗歌的主流诗体中，四言较之五言与七言，对于齐整律的遵守最为严格，这也让四言具有了五言、七言难以超越的庄重感。但汉语双音节化的趋势在强化齐整律的同时，也造成了四言诗节奏的固化，四言作为诗体的独立价值反被削弱，五言诗迅速取代了四言诗的地位。而五言诗之所以能够成立的语言学条件，则是三音节韵律词的出现。⑩三音节韵律词又称超音步或超级韵律词，由一个标准音步及一个挂单的音节组成，挂单的音节贴附于标准音步之上。根据单音节的位置，可以形成【1+2】的右起音步与【2+1】的左起音步两种形式。右起音步为短语音步，左起音步为构词音步。三音节超音步的成立让五言诗满足了诗行最小即为最佳的形式要求，五言诗由此成为能产的诗歌形式。与诗歌体式的演变相应，在楚骚与汉赋中同样可以见到韵律词对于文体的奠基作用。

在楚辞流行的时段内，汉语词汇正经历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形式的过渡，此时期汉语基本的韵律单位为单音节(加拖拍)与双音节的双行结构，而三音节则较为少见。在《离骚》中，其基本韵律结构为“单音节(加拖拍)+双音节+间拍+双音节”，单音节与双音节的优势明显。

由于先秦时期汉语单音节词仍优势明显，为满足韵律结构的要求，此时期的文学书写必须借助大量的语助成分补足音节，以满足“双音成步”的要求及调节语句内与语句间的节奏。“有，语助也。一字不成词，则加‘有’字以配之。若虞、夏、殷、周皆国名，而曰有虞、有夏、有殷、有周是也。推之他类，亦多有此。”语助成分的大量使用提升了语言的语法密度，也提升了语言的文学性，但语法密度的加大，却意味着明晰度的弱化。故而，此时期的文学更便于记言抒情，而不便于叙事与铺陈。《左传》号称善于叙事，然据其文本，实长于记言，而略于叙事。如秦晋殽之战，仅“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数语结之，可谓甚简。影响之下，即使是在说理性较强的子书中，也更容易感受到文气的沛然莫之能御。

时入西汉，汉语双音节的优势已然确立，三音节的形式也在逐步发展，而单音节则呈现出明显的衰颓迹象，语气词在汉代文学文本中的使用频次大大降低并且渐趋消失，同时，其他语助成分也大为减少。

《子虚赋》此段中，单音节作为独立的韵律单位已近乎完全消失，唯有“其土则”与“其石则”两例，双音节则贯穿始终，其强势地位一目了然。但双音节的叠加使用，便于场景的铺叙与静态的描述，却难以展现动态的过程，而三音节韵律词的出现则有效弥补了双音节表现功能的不足。“浮文，扬旌枻。张翠帷，建羽盖。罔玳瑁，钓紫贝。摐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三音节【1+2】式，以动宾结构最为能产，也最能呈现场景与过程的动态。但由于三音节的节律构成为1∶2式，轻重对比悬差极大，三音节通常不适于表现正式、严肃的内容。故而三音节在汉大赋中的使用频次难以比肩双音节。

单音节与双音节韵律单位的并行奠定了楚辞及先秦诸子的文体特征，双音节为主、三音节为辅，则构成了汉大赋的语言学基础。同时，超音步的独立与发展，也为五言诗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条件。五言诗汉末成体，并迅速成为“居文质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四言诗的空间大幅压缩。然而，由于双音节与三音节的并行不悖与相互依存，四言诗依然能够在五言诗兴盛之际，保有流行诗体的地位并拥有一流诗人与一流佳作。但随着四音节“复合韵律词”的出现，四言诗必须借助特定的技法才能维持“二二”前后并重的节拍节奏。高度的修辞性最终将四言诗的角色限定为庙堂雅颂之音。

四音节“复合韵律词”由两个标准韵律词复合而成，但“复合韵律词”自成一个独立的节奏单位。复合韵律词的形成应是长期语词应用磨合的产物，只是在此过程中汉译佛经对四字格的使用偏好起到了明显的促发效应。“复合韵律词”萌芽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成熟于隋唐。所谓“四字密而不促”与“上四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七言。)”的当世音感，均足为复合韵律词的影响提供佐证。复合韵律词的成体，满足了七言诗体及四六文成体的语言学条件。七言诗与四六文的成熟大体同时，实因语言条件的相近。

七言诗以“上四字为一句，下三字为一句”，有四音节复合音步与三音节超音步的成立与流行，方有七言诗体的成立与兴盛。同时，由于复合音步与超音步均派生于标准音步，故而双音节韵律词是七言诗成立更为基础的语言学条件。与之相类，四六文在密集使用四音节的同时，也大量使用三音节与双音节，以调节节奏并推进文章语义的延伸发展。因为语言学条件的相近，故而当七言诗依然作为主流的文学形式而存在时，四六文也自然而然地具有难以动摇的影响力。四音节韵律词作为一个独立的韵律单位，其内部的主导重音模式为1324(数字越大则越重)，而两个标准韵律词各自独立的四言诗所遵循的重音模式则为1212。与三音节与双音节并行不悖不同，四音节的存在则会形成对双音节独立性的干扰。“二二”节奏欲要形成前后并重的效果，必须借助语法的帮助，通过语法制约韵律的方式强行阻断四字组的常态诵读节奏。但这也意味着，此类文学书写的高度技术化及其文体流行度的弱化。

使用虚词与并列结构的并置，是四言诗保持“二二”节奏的语法手段，但在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趋势之下，此种手法已具有高度的技术性。柳宗元《平淮夷雅》大量使用“于”“其”“以”“惟”等语法词，韩愈《元和圣德诗》亦如之。其诗序曰“辄依古作四言《元和圣德诗》一篇”，表明此诗为仿古之作，须精心构拟而成。由于四字句在七言近体与四六文中的奠基作用，能否有效挑战四音节韵律词在诗赋中的影响，即成为韩柳文体革新成败的衡量标尺。“昌黎不但创格，又创句法，《路傍堠》云：‘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此创句之佳者。凡七言多上四字相连，而下三字足之。乃《送区弘》云：‘落以斧引以徽。’又云：‘子去矣时若发机。’《陆浑山火》云：‘溺厥邑囚之昆仑。’则上三字相连，而下以四字足之。自亦奇辟，然终不可读。故集中只此数句，以后亦莫有人仿之也。”韩愈对诗体的改造，不仅为尝试打破上二下三与上四下三的基本节奏，同时也在尝试打破四音节韵律词的强势地位。“以高山遮”与“以远水隔”虽然同为一个韵律单位，但已同于日常口语，并不遵守1324的重音模式；而“引以徽”“囚之昆仑”则是以语法制约韵律，将下四分为“二二”节奏独立的结构。虽然此类尝试因为诗体的特性，终难以奏效，但毕竟提示了打破四音节韵律词强势影响的基本路径，即依赖语法与引入口语。

唐之文奇，宋之文雅，唐文句短，宋文之句长。唐人以诡卓顿挫为工，宋以文从字顺为至。

唐人的文体革新多取法先秦两汉，以语法作用的标识为基本手法，所以其文奇，其句短，而以韩愈及其追随者为甚。宋时口语之影响大幅提升，以俗为雅又渐成一时之风气，故宋人之文雅，但此处之雅乃淡而雅，非古而雅。宋之句长，亦为口语影响书面语的结果。

四音节韵律词，是在书面语高度排斥口语时代语义与语法密度最高也即文学性最强的韵律单位。这也意味着只要雅俗之间的拉锯存续，则四音节的生命力即能维持。虽然在“文体代兴”的框架之下，诗以及四六的典范地位至赵宋已为词所取代。但文学史的事实同时也在提示，诗与四六在词曲小说等形式兴起后只是影响弱化，殊非一蹶不振。词有“诗余”之称，“余”有孑遗之义，故后世多以“余”表体卑之义。然而，若自词体成立的语言学条件而言，词体成立必须依赖于诗体的成熟方可能，但词体也可视为雅文学在语言学条件上被口语的首度侵入，由此，“余”又可视为雅文学的余脉。

词的韵律单位构成，可以有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与四音节，已经囊括了雅文学韵律单位的所有可能。不同韵律单位的交叉组合，强化了词在基本形式上对于差次律的遵循。但词成为雅俗文学的过渡文体，最为重要的原因，尚不在于差次律与齐整律之间的差异，而是口语的引入。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口语通常以句为韵律单位，句子内部的语法与语义的密度较小，大多简单明了，一句之内只能有一个重音成分并在整体上呈现出音高下倾的特点。词之主题的公共性较诗为低且有明显的类型化特点，故世人多因此而认为词卑于诗。但若比较“如今俱是异乡人”“请看藤萝石上月”，则不难发现，前者为语法单一的口语句，后者虽为七言诗中语法关系较为简明的推论句，但“藤萝石上月”间的语法关系并不清晰。即使如“松下问童子”之类的诗句，也存在“在松树下问一位小童”与“问一位在松树下的小童”两种解读的可能，依然具有一定的语法密度，故是诗句而非口语。语法密度的存在，确保了五言诗、七言诗上四与下三作为韵律单位的独立性。而口语因为语法密度的消失，句中各成分随之丧失独立性。如“如今俱是异乡人”“记得那年花下”“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中屡见不一的口语句，其中虽然同样有四字组，但其韵律节奏已不同于较为独立的复合韵律词。复合韵律词在口语中以相对独立之韵律单位形式出现，则通常是已经固化为词的成语。随着文学语言韵律结构新形式的出现，口语在传统的书面语领域中日益扩大影响。曲对于口语的依赖高于词，而话本、小说对于口语的依赖又远过于曲。所谓俗文学的兴起，虽然可以从主题、功能乃至语词的俗常诸角度加以释读，但最为基础的语言学条件，无疑是以一句为整体的韵律单位的出现。

二、词汇及语法的演化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从单音节到四音节复合韵律词、再到口语以句为韵律单位，汉语文学经历了韵律单位的漫长演化，与之相随而生的语言现象则是词汇的演化以及作为词汇组合形式的语法的变化。三者之间相互依赖，也相互促发，故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以可能的条件自然包含了词汇与语法的变化。由于词汇与语法演化研究的技术性以及其现象的复杂性，为尽可能地避免对语言学界研究成果的误读及追求行文的简洁，此处的论述只涉及以长时段考察而言较为重要的词汇与语法演化。

汉语的演化与发展自上古延续至今，绵延数千年，但在汉语史的分期中，通常以晚唐五代为界，将汉语分为上古与近代两期。晚唐五代之时，汉语文学已经完成了自单音节至四音节复合韵律词的演化，双音节词的主导地位完全确立，三音节词汇与四音节词汇也已大量产生。故而，以词汇的演化而言，其非外缘性的性质变化在上古汉语时期业已大体完成。近代汉语时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则是口语词影响的提升所形成的雅俗之辨。

由单音节向双音节的演化是汉语发展演化的基本路径，单音节的优势地位在秦汉之后逐步丧失，双音节词成为汉语新词最为主要的产生方式。“在《论语》、《孟子》等先秦典籍中，单、双音节词的比例为3.7∶1；《诗经》较多使用连绵词，单、复音词的比例，仍为2.8∶1。这大体反映了先秦汉语单音词占明显优势的情况。到了魏晋六朝时期，新生词大多由双音节组成，单音节退居极为次要的地位。笔者对照14部先秦两汉要籍和考察现有的语文辞书，检得出现于《搜神记》(20卷本)一书中的魏晋新词81个，其中单音节新词只有埭、湾、墅、帢、村、懊、噀、逻、地(助词)9个，双音节新词却多达72个。”但与早期双音节化更多出于满足轻重律的节奏要求不同，上古汉语后期的双音节化则更多源于表义的驱动。词汇双音音化的语言实践，也推动了汉语词汇构词法的发展，至东汉王充时，其《论衡》一书中，双音音词的构成已有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补充式、陈述式、附加式和双声、叠韵、叠音等多种手段。但汉语双音音词化自长时段视之，其最为重要的变化并非表层的由单音节到双音节乃至三音节、四音节的音节数量的增加，而是词汇的表义规则由“隐含”到“呈现”的变化。

双音节词汇的“呈现”，主要集中于：(1)性质状态。如“白→雪白”(《吕览·应同》：“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后汉书·宋汉传》：“太中大夫宋汉，清修雪白，正直无邪。”)、“黄→金黄”(《易·坤》：“天玄而地黄。”傅玄《郁金赋》：“叶萋萋兮翠青，英蕴蕴兮金黄。”)。(2)名物对象。如“臂→手臂”(《老子》：“攘无臂，扔无敌。”东汉支谶译《阿阇世王经》：“自问其佛：是谁手臂，姝好乃尔。”)、“波→水波”(《诗·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传：“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3)动作行为。如“拱→拱手”(《论语·微子》：“子路拱而立。”《水经注·渭水三》：“(鲁)班于是拱手与言。”)、“城→筑城”(《诗经·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朔方。”郑笺：“王使南仲为将帅，往筑城于南方。”)，前者为动作中的对象从隐含到呈现，后者则为对象中的动作从隐含到呈现。从“隐含”到“呈现”，是汉语对于表义复杂度与准确度要求的回应，其动力机制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过程，也形成了双音节词在偏正、述宾、动补三种类型上的数量优势。汉语词类加速分化，名词、形容词、动词之间的界限逐步清晰，词类活用现象衰减。词类活用本是综合性语言的典型特征，活用现象的衰减，意味着汉语已大体完成向分析性语言的转变历程。中古后，词类活用已成为一种特殊的书写技法，“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均采用了词性活用的修辞手法，既形成区别于当时流行文体的书写风格，也提升了文本的语体层次。文学的复古运动常以“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而号之曰“古意渐漓”。虽然，倡导者并无明晰的理据，但长期阅读中的感悟，同样可以为汉语类型的转变提供佐证。

汉语词汇从“隐含”向“呈现”的演化，提升了汉语的表义能力，然而双音节以及后起的三音节与四音节词汇，在语义表现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限度。以名词、形容词与动词三类而言：单音节名词，可以指称，但无法描述；单音节动词，可以表明行为作态，但无法展现进程与结果；单音节形容词，可以描述，但不能展现程度差异。词汇双音节化(包含三音节、四音节)组合中修饰成分的表义特性通常会成为新组合的表义特性。(1)名+名以及形+名的方式构成双音节名词，可以指称，可以描述，但因音节数的限制，其描述只能是概括性的直接描述。概括性意味着只能展现一般性质，这样的特点同样出现在双音节形容词中。(2)形容词双音节化的基本方式为形+形与名+形。前者如“明亮”“红艳”；后者如“雪白”“金黄”，与双音节名词相类，同样不能表现特殊。(3)双音节动词可以是动+名的述宾式，如“打人”“买花”，也可以是动+动的动补式，如“杀死”“看见”；但前者只能呈现对象，无法展现过程，后者可以展现起点与结果，也不能展现过程。双音节词汇在表义上的限制，无法通过自身音节数量的增加来弥补，而只能依赖于可以表示特性的副词系统。中古时期的汉语副词系统与汉语词类分化与双音节化的过程同步，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汉语词汇由“隐含”向“呈现”的演化，意味着汉语词汇在单位音节内提供更为丰富的信息含量。故而，词汇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语法密度的提升，也即语义上“隐含”向“呈现”的演化，却带来了语法上“呈现”向“隐含”的转变。汉语古典诗歌的典型形式由上下两个韵律单位组成，因各自音节数的限制，诗歌单位音节内的语法密度通常高于口语。在此层面上，汉语词汇的双音节化以及其延伸形式的三音节与四音节词，对于诗歌的成体与兴盛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汉语词汇的“呈现”，还体现在明确的性质倾向与突显视觉的特点之上，这是汉语诗歌营构意象的重要条件。由此，大体可以得出结论，汉语词汇化的历程同时即是汉语韵文发展演化的历史。而副词的存在与发展则意味着挑战的存在。副词虽然同样可以形成副词的双音节形式，但却无法与名词、形容词等成分直接构词，而只能充当修饰性成分且依赖中心词存在。当韵律单位的音节数受限时，副词的存在会降低其语法密度。对于诗歌而言，副词的使用会增强诗歌的流畅性，但也会造成诗句的口语化。

汉语诗歌创作以“超时空”的营构为技法的基本原则，表示时间、空间以及逻辑关联的语法标志，在诗歌中的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而副词以及介词则具有提示时空与逻辑关系的特性，故而，副词与介词真正发挥作用的领域乃是非韵文文体，尤其是口语体。魏晋以来书语与口语的分途以及口语在唐代对书语的渗入，乃是副词影响提升的一个侧面。

由文言到白话的演化，虽然不必然标以“进化”之名，但却是基本的文学事实。学界对此事实的成因，习惯于聚焦语言文字之外的因素，如世俗文化的兴起、外来文化的影响等，这自然有助于此问题理解的深化。但若自汉语词汇化由“隐含”向“呈现”的表义规则视之，汉语白话的兴起，却亦是其内在的理路使然。口语俗白，故与文言有雅俗之别。阶层之区分、内外之异同、地之远近及时之古今，均是形成口语之俗的重要原因。口语欲挑战文言的地位，必须形成体系，词类上与文言形成对应关系。文言之雅，本有修饰之义，故在常用词中最能体现修饰性的形容词与副词，在口语中反不易发展，其口语化的方式主要通过音节单双的变化加以体现。“红艳”与“红艳艳”、“各国”与“各个国家”的变化即为其常例。名词与动词方是口语词较为能产的词类，而尤以前者为甚。名词之雅，既指所指称对象之性质与形态的完美化倾向，也指名词本身的通用性。与之对应的俗语词，性质与形态或过度或不足，其通用性也较低，故口语名词多为方言或外来词。方言与外来词若不能雅化，则难以广泛流行，后世常需借助《方言》《事始》《物原》等类著作方能知晓其义。动词的口语形式，在数量上不及名词，但对语言演化的影响却较名词为重，尤其是在最为基本的行为动作词类上。

动词的俗语形态，一般为下位动词。“打”无对应的俗语形态，但具体的击打行为如“踢”“推”等则有对应的俗语词。作为上位动词，“说”的口语性最强。与“曰”或“道(以非单音节方式使用)”携带所说内容可以文白间或杂用不同，“说”则只能纯用白话，即使偶有雅言，也或因常用而俗，或为句中的间接成分。汉语俗文学至此方有了在完整的语义单位上独立于雅文学的可能，文学雅俗之争的天平也由此倒向俗文学一方。

汉语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书面语与口语由不分到分化、再到以白话为主导而重合的漫长过程，与之相应，汉语文学在主导文体上，也经历了由散而韵、再入散的过程。中古时期，书面语占优而口语逐步发展，文体上则是以韵文为主导。虽然当下的汉语史研究以中古为界将汉语的发展分为前后两期，但书面语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内在理路与口语实有高度重合，故而，两者间存有必然的联系。汉语的语法演化同样也是以中古为重要的转变期，此种转变对于韵文以及后来的白话文体的发展至关重要。

词序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疑问代词宾语处于由前置向后置的发展过程中，大致说来新兴的疑问代词充任宾语时以后置为主，固有的疑问代词充任宾语时也常可后置。二是否定代词宾语前置的现象进一步减少，后置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词序。不仅新兴的代词充任否定句宾语时不前置，便是固有的代词充任否定句宾语时也大多不前置。三是数量词内部先量后数的词序已渐趋淘汰，先数后量的词序已成为主流；而数量词组与名词组合时前附的词序正在逐渐形成规范，后附开始受到种种限制。四是标识谓语动词动作主体位置的介宾结构改变了先秦时期的词序，以置于动词之前为主，不仅由新兴的处所介词组成的介宾要前置，即便是由固有的处所介词组成的介宾结构也大多要前置。五是表示工具的介宾结构置前逐渐成为通则，后置只是少数的现象。

汉语语法的演变，从词序的变化而言，其要者虽有五种，而类型则为二，或后移，或前移。但此类移动，大多无语义上的明显变化，表义的需要不是词序移动的主要动力，而韵律结构的变化才是词序移动的主要原因。

第一类移动：何罪之有→有何罪

第二类移动：不我知→不知我

第三类移动：马三匹→三匹马

第四类移动：游于河上→于河上游

以上五类移动，无一例外地增强了节奏的密合度。移动之前，句中有节奏的明显停顿，读作两个韵律单位；移动之后，句中无明显停顿，读作一个韵律单位。由于韵律词无论是双音节还是三音节与四音节，均以一个韵律单位的形式出现，后置成分的前置遂成为韵律词特别是三音节与四音节词兴起的前提。由于诗歌与韵律词一体相关，后置成分的前移同时也即诗歌五言、七言发展的前提，赋的成体条件亦同于此。汉语词汇的主要类型为实词组合，但实词不能轻读，且语法与语义的密度较高；诗赋虽然在成体上依赖于词汇化，但虚词的使用对于诗赋的重要性同样不可忽视。诗歌以两个韵律词成行为最小、最佳形式，韵律词的语义密度可以为韵律单位的独立提供支持，韵律词之间通常无需连接词的存在。诗歌对于虚词的使用，以副词为主。虚词可以轻读并能降低语法密度，从而形成诗歌在韵律、语法以及语义上的落差结构，增强诗歌的表现功能。赋则较少使用修饰性的副词，除非其在结构上为后置，如“觉天地之无穷”。此外，连接词的使用也是赋用以标记前后单位、相对独立、以舒缓语气的常规手法，如“女娥坐而长歌，声轻畅而蜲蛇”。

口语以“一句”为韵律单位，词序的移动是口语韵律单位成立的条件，但其完全成立还需要更为复杂的语法化过程。“梅广(2003)提出：‘从上古到中古，汉语的发展史从一种类型的语言演变成另一种类型的语言。’‘历史上汉语句法的整个发展趋势就是从并列到主从。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并列为结构主体的语言；中古以降，汉语变成一种以主从为结构主体结果的语言。’”

汉语以并列为结构主体向以主从为结构主体的演化，满足了口语的韵律要求，也形成了被动式、处置式、判断式、动补式等重要的结构形式。为了满足结构形式的变化，新的结构助词“底”“的”的出现也随之成为必然。虽然汉语语法的复杂化中古之后依然持续，但汉语语法史上的重要变化至此大体完成，俗文学发展的条件已然成熟。

三、语体完形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文体代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题中之意，但韵律词与语法结构的演化分析所尝试回应的可能性，只涉及“文体代兴”的语言学条件。而“文体代兴”之“文体”却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只有如此，一种文体方是能产的文体，也唯其如此，此文体才能是一个时代的典型文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作为文学事实的成立，在学理上尚须明确“文体代兴”的动力何在？一个常规的解答思路，是从社会需求着眼、以文本的功能呈现为依据的外在动力说。此种解答的合理性毋庸置疑，甚至恰恰是其过度的解释效应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自我消解。“功能”一词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已逐步成为离问题过远的超薄概念，即使其是正确的，却无助于问题的深化，甚而压制新问题的产生。“功能说”难以解释为何同一文体有不同的功能、文体的功能为何会历时而变、不同的文体为何又存在功能上的交叉、新文体的产生如何突破旧文体的功能限度，以及文体的功能的形成机制又到底何在。“文体代兴”的学理分析，需要一种既能体现共时与历时差异又能体现外缘与内因交互作用的理论，语言学界较为流行的语体说因为能够有效回应此种要求，从而成为分析“文体代兴”颇为适切的理论工具。

语体是话语交际时，用于标记“说者”与“听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语体的成立依赖于语境偏离，必“两级对立而后存在”。“正式与非正式(书面体/口语体)”“庄典与便俗(庄典体/白话体)”是构成语体的两对基本范畴。语体在语境中形成，言说所服务的对象、场合、话题以及说者的言说态度共同制约着语体的呈现。而语体的呈现手段，则包含语音与语法两类，也即意味着语音与语法的交互作用将会决定话语行为的语体限度。由于“零度距离”只存在于“理想语境”，故一切言语活动必有“距离”，也即必有语体。文体作为言语活动的特殊呈现方式，自然必有语体，但语体不等于文体。顾景星《白茅堂集》论梅圣俞诗曰：

梅诗诚有品，但其拙恶者亦复不少。读杨、刘诸公诗，如入玉室，绮疏秀闼，耳倦丝竹，口厌肥鲜，忽见葭墙艾席、青羹橡饭者，反觉高致。比欧公把臂入林，一时为之倾动也。诸人不明矫枉之意，盲推眯颂。如：“青苔井畔雀儿斗，乌桕书头鸦舅鸣”；“世事但知开口笑，俗情休要著心行”；及《蟹》诗之“满腹红膏肥似髓，贮盘青壳大于盆”，诚为过朴，亦甚推之。风气既移，当日所为美谈，今时悉成笑柄。

同一文体即使同出一人之手，亦有品格高下之分，即语体雅俗之别。此外，不同文体之间又有雅俗之别。“曲欲其俗，诗欲其雅，词则介乎二者之间。”文体内的雅俗之别提示文体的语体宽度，而文体间的雅俗之别则提示着文体的语体限度与语体的典范类型。

文体的语体由文本外与文本内的双重因素决定，文本外的因素包含言语活动所面对的对象、场合、态度与主题，以及体现在文体流行度上的文体与当下的时间距离。而以上诸种因素对于一切文体有效，也即在语体宽度的可能性上诸类文体大体近似。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曰：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所谓“指出向上一路”即语体的提升，而非技法的例示。词本为歌舞宴乐而生，多写男女情事，语体本俗，但苏轼则以历史兴亡、家国军政等高度公共性的题材入词，提升了词的语体层次，也拓展了词的语体宽度。主题可以提升语体，同样也可拉低语体。

束皙《饼赋》写世人日用常行之物，虽当世已有鄙俗之名，但只是常俗且有谐趣。相较而言，某些主题的书写则为低俗，如：

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轻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

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嫁个男人大马猴；女儿乐，一根XX往里戳。

男女间的性事活动，在文学书写中公共度最低，而私密度最高。以上两段文字，虽遣词有文雅与粗鄙之别，但因主题相近，故同分低俗之目，惟前者艳俗而后者恶俗。话语活动所面对的对象以及话语态度，同样也会影响话语的语体呈现。话语活动中对象的社会身份(阶层与职业身份)的认可度越高，语体则越正式严肃；对象的教育程度越高，语体则越典雅，反之则随便而俗白。话语态度越严肃认真，则正式度、典雅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游戏之作，如打油诗、藏头诗、诗谜、歇后语等，语词一般较为浅近，韵律节奏近于口语，言说双方的关系通常较为亲密，或言说者试图以此拉近距离。

此外，时间的迁移流转也会造成文体的语体移位。语体雅俗因时变而升降，与语言演化的历史趋势相关，其所遵循的基本规则为：文体的流行度古今相照，衰减度高，则雅化的可能性越大；增值度高，则俗化的可能性更大。在影响语体的外在诸因素中，时间迁移需要通过语言的拉距作用加以体现，故而，实可视作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之间的中介体。时代的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生长，对于文本的书写者而言，这种影响更像是难以捕捉的风与影。

“风与影”是决定语体雅俗的深层“轨则”，工拙作为技巧，只有在明了“轨则”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影响文体的语体。“轨则”无体，须依附于语言而呈现，语音与语法作为文本内部的制约因素，将决定着语体实践的实际样态，也即决定着相应文体的语体限度与典范类型。

语音是语体的呈现手段之一，平仄、韵部、节拍以及韵律单位与文章整体的节奏齐整度共同制约着语体的呈现，而尤以齐整度为要。《诗经》颂诗，可以不押韵，且先秦之时去声与入声通押，四声离完备尚远，则韵部与平仄均非影响语体的核心要素。节拍数是齐整度的体现，故而对语体的影响最大。《诗经》颂诗，四字成行，为“二二”节奏的双节拍组合，在形式上最为标准，也最为齐整，从语音的角度而言，代表着语体雅化的最高可能。而通行的诗歌，如五七言，虽然无论古诗还是近体，在整体形式上大体遵循齐整律的形式原则，但组成诗行的两个韵律单位之间却呈现出长短之别，故其雅化的层级较四言为低；而古诗因为可以转韵，平仄对应不及近体严格，其雅化的层级则又较近体为低。这即意味着，节奏越流畅、韵律单位间的落差越大，则越能拉低语体。在诗歌中，三言的形式原则为悬差律，音节数之比为1∶2，落差最大，故三言体为诗歌语体的最低可能。词与曲的齐整度较诗为低，语体的俗化度高于诗，但因两者的构形原则为长短律，其悬差度反不及三言诗。故而从语音的层面而言，三言与四言代表了语体在雅俗两级上的最高可能。以赋与其他文体而言，四六文的齐整度最高，其他文体均遵循长短律的形式原则，其语体的可能性由文体与当下的距离决定，故古文高于时文。语法是呈现语体的另一手段，包含词汇与句法。从语法的角度而言，语体的衡量标准主要包括：词汇的古今、音节的单双、语法的古今以及时空性语法标记的有无。正式体在词汇上偏好双音节词，语法结构上常以“仿古”手法追求“泛时空”效应；庄典体在词汇与语法结构上则崇尚古雅，善用嵌偶词，强调与流行词汇与语法的区分。文体在物质形式上是语音与语法组织而成，语音与语法的历时性以及语音与语法组合的形式规则决定了文体有其难以突破的语体限度，且某一文体有较为典型的语体特征。文学史上的尊体与破体之争，所欲维护的并非文体，而实为语体。

语体并不排斥“功能”概念，甚至语体本身即功能性概念，但语体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功能”概念，在于语体兼顾了文本内外的双重视角，并能够体现历时与共时的不同平面。传统的“功能”概念只能做简单的类型划分，如雅与俗，但却无法指称雅俗两极的中间地带。相较而言，语体更像是由共时轴(正式/非正式)与历时轴(庄典/便俗)交叉而成的一个平面，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有无数变化交叉的可能。由于语体是话语交际的伴随标记，语体类型即人类生活之可能性的体现，而语体完形则是人类对于作为生活之条件的可能性的话语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语体完形同样是文体存在与演化最为根本的动力。

文体在理论的可能性上能够回应所有的语体要求，但因语音与语法的制约，文体又必然有语体限度与典型语体。此种对立，让文体的语体完形形成了两条互有交叉的演进脉络。其脉络之一为，语体的完形由具有不同典型语体的文体来共同完成。徐大椿《乐府传声》论元曲曰：

至其体制与诗词各别，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取显而不取隐。盖此乃述古人之言语，使愚夫愚妇共闻共见，非文人学士自吟自咏之作也。若必铺叙故事，点染词华，何不竟作诗文，而立此体邪。譬之朝服游山，艳妆玩月，不但不雅，反伤俗矣。但直必有至味，俚必有实情，显必有深义，随听者之智愚高下，而各与其所能知，斯为至境。

诗、词与曲以雅俗相别，乃是文学批评传统中的基本共识。诗雅、词俗，而曲则更等而下之，新文体的产生由之成为语体完形的基本途径。若再顾及经史子集的分类传统，中国文学的演化过程或语体完形过程，即一个由雅而俗的语体代降的过程。语体完形以文体新变的方式达成，意味着新文体对语体空位的填充，但新文体所面临的语体空位，也有可能来自于旧文体的语体移位。旧文体的语体移位只能发生在较为漫长的时段中，其语体可能自俗而雅，亦可能自雅而俗。以后者而言，自雅而俗，既可能源于世俗元素的渗入，也可能因为使用的频次过高而造成熟俗。语体因熟而俗，其表层是文体的语言学手段已大体耗尽，而其深层则是语体限度使然。如若将新文体对语体空位的填充称作外向型完形，文体内部的语体拓展则可称为内向型完形，这也即语体完形的第二条脉络。

语体的外向型完形通过不同文体的语体分担来完成，而内向型完形则试图在一种文体之内实现多种语体甚至一切语体的可能性。虽然在可能性上，文、赋、诗、词的语体可雅可俗，但难以雅俗混杂，而只能是或雅或俗，且其雅俗的弹性受语音与语法的高度制约，故而，以上文体难以通过内向型的手段达成语体完形。传统文体至曲的兴起，始真正开启了内向型的完形历程。曲与词的根本区别不在于雅俗，而在于曲对语体的容纳度远高于词。及至明清小说兴起，纳多种语体于一种文体渐成可能。谢肇淛对于《金瓶梅》的称誉，也正是源于《金瓶梅》在语体上的多样性。相比于诗、赋、词、曲文体特征较为清晰而言，小说更似以“无体”为体，故而能纳众体。语体的内向型完形自不同文体发展的先后视之，能够看出俗文学对于雅文学的包容性；而自小说文体的自我演化观之，其结论亦如之。

四、余论：“一代与一代之文学”与文学史书写的进化论偏好

20世纪是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大发展期，在百年的时间内，不但成果数量惊人，且经历了数次书写范式的转换。“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影响，也在此过程中逐步扩大，并最终成一家独大之势。20世纪的多部文学史，在逻辑结构与叙事框架上基本沿用此说。虽然在此观念影响提升的过程中王国维、胡适等一流学者的倡导厥功甚伟，然而，王、胡诸人的努力之所以能够在文学研究领域产生长久且具有全局性的影响，进化论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影响才是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20世纪的文学史书写有着明显的“进化论”影响痕迹，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却是：进化论并非文学史书写已然成熟后的某种可供选择的观念，而是文学史能够成熟的最具基础性的观念。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具有明晰的“进化论”偏好，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与“进化论”偏好的关系上，不是前者体现了后者的存在，而是后者发现并定位了前者。

文学史是书写者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体现，无论书写者于此是否有明确的认识，也无论书写者的观念在文本中是明晰还是隐晦，书写者均须处理“何为文学”以及“文学的历史性何在”等类问题。文学史的价值不在于展现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与罗列历史流程中所谓中性的文学事实。甚至，在文学史的眼光考量之前，“文学现象”以及“文学事件”并不是一个边界与轮廓已然清晰的存在物。文学史家需要为混沌的“现象”赋形并给予意义，赋形依赖于“形式”，意义则依赖于“历史”。“形式”的上行概念为“文学”，下行概念为“文体”，“历史”的上行概念为“历程与脉络”，下行概念则包含动力、路径、方式与价值等。进化论之所以是文学史的偏好，而非文学史家的偏好，乃是因为在与循环论、退化论等史观的角力中，进化论最能协调形式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书写最为流行的逻辑结构与叙述框架，其原因也在于对于“形式”与“历史”两重因素的容受。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出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而其源头则可上溯至蒙元。虞集曰：“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乐府，亦开于气数韵律之盛。”以“戏曲”为蒙元文学成就之代表，是虞集、也是王国维论述的焦点之一。与倡言“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章”依然是在旧文体的传统内立论不同，“一代之兴有一代之绝艺”则以新文体的成立为立论之前提。新兴的文体在被视为一代之典型时需要完成自我身份的合法化，由此，后者首先涉及对于“文学”概念的考辨。其论证的思路，或标识文本的语体功能与传统文体的同异，或阐明“文学”之性质，而尤以言志缘情为基本思路。由之而下推，又必然涉及对于情欲以及人性的理解。因为新文体的产生而生发对于“文学”的考辨，由此又下推而及情欲与人性，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述的另一焦点为：文学谱系的构建。谱系即文学史的基本脉络，虽然“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章”同样有其谱系，但此谱系涉及的文体过少且因难逃“文体代降”的囿限，单薄而封闭，极易为文学外的因素所影响，他律特点明显。相较之下，虞、王之论所构建的谱系，主谱与副谱相互支撑且能保持对于未来可能的开放，文学的自律特征也更为凸显。唐诗、宋词、元曲的谱系，隐含诗、词、曲不同文体间的连续与变化以及雅俗关系的定位等问题。谱系明确了过渡的节点，也自然会引发过渡的动力与途径等，在此问题之下，“文体代兴”何以可能与必要即会成为必须回应的问题。而诗、词、曲雅俗之间的转换又必然涉及文体价值的定位，包括文体内与文体外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批评而言，不只是、或者说其文学史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种关于文学事实的描述，而在于其最具突破效应的文学史的大判断。因其系统而开放，故最易为进化论所接受，遂于百年间大放异彩。

注释：

①参见钱钟书：《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04页。

②参见欧明俊：《词为宋代“一代之文学”说质疑》，《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4期，第1-9页。

③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④“汉语的韵律规则：A：音步最小而必双分；B：轻重相依而必足；C：虚字最轻而实词重。”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0页。

⑤成伯玙：《毛诗指说》，《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七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⑥参见冯胜利：《韵律系统的改变与二言诗体的消亡》，载氏著《汉语韵律诗体学论稿》，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5-143页。

⑦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光绪丙申师伏堂刊本，第16页。

⑧关于“音高下倾”的分析，参见邓丹：《汉语韵律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页。

⑨参见王云路：《中古诗歌语言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45页。

⑩“据上述分析及当时的语言实际，我认为：先秦的三音节和汉以后的三音节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亦然。首先，先秦没有三言诗体，公认的三言诗到汉朝才出现。其次，先秦没有三言复合词，构词法上的三言复合词到东汉才开始出现，即如：养性书、马下卒、偃月钩、丧家狗、两头蛇、东南方、五音术、岁月神、工伎家——这种类型的词汇，在先秦是看不到的。三言复合词是三音节音步独立的标志；因此三言复合词法的出现可以作为验证三音节音步独立时代的下限标准(亦即东汉)。”冯胜利：《汉语韵律诗体学论稿》，第173页。

(责任编辑：陈 吉)

On Language Evolution, Style Gestalt and “Each Dynasty Has its Own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LIU Shun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The statement that “each dynasty has its representative literature”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theory of literature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 researchers often ignore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stylistic evolution when they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ups and downs of stylistic evolution. Therefore, the literature history writing lacks the sense of history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The evolution of rhythmic unit,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 which is the main presentation mode of literary language development,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ossibility of “literary forms change with the times”. Style indicates distance in th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which not only presents differences in time, but also explain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genre formation. Depend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of “literary forms change with the times”, style is more convincing than function and form. Style gestalt is not only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the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but also the internal motivation of stylistic evolution.

literary forms change with the times, language evolution, style gestalt, the preference of theory of evolution

2016-11-0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初盛唐的儒学与文学”(16xzw00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诗学研究”(12&ZD156)；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汉语演化与中古文学研究”(IZU20172W003)

刘 顺，安徽定远人，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与文学研究。

I0-05

A

1004-8634(2017)03-0104-(12)

10.13852/J.CNKI.JSHNU.2017.0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