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六章：惨烈东满（续一）

张正隆

第六章

惨烈东满（续一）

“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

汉城有个甲子俱乐部，俱乐部董事曹秉相是个亲日派政客。九一八事变后，曹秉相和《每日申报》副社长朴锡胤以及李仁善、金东汉等“民族主义者”，到中国东北鼓吹“间岛韩人自治”。因为延边地区有“朝鲜人民会”“延边自治促进会”“孔教会”等民间组织，曹秉相等人便在其间积极串联，于1932年2月组建了以亲日反共为宗旨的“民生团”。五个月后，“民生团”宣布解散。

前面提到的1932年“抢粮分谷吃大户”春荒斗争中，东满特委曾给“民生团”以坚决揭露和打击。这是正确的。但在反“民生团”时发生的“宋老头事件”，却给组织带来了一场灾难。

宋老头是延吉县老头沟区委秘书。据说，宋老头当时才四十多岁，因为面相老，加上那时的革命者一般都比较年轻，相比之下，他就成了“宋老头”。这年8月，宋老头被老头沟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了回来。对这种情况，组织上是必须审查的——搞清楚是日本人放出来的还是他自己跑出来的，是否存在变节行为。

审查期间，县委抓住个日本宪兵。宪兵供认，宋老头是宪兵队派回来的特务。严刑拷打之下，宋老头说他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20多名部下、同伙。于是，延吉县委开始抓人，并在前线组织开展反“民生团”的斗争。

1933年3月，东满特委组织部部长金圣道来和龙县巡视，认定平岗区农民协会负责人李化春是“民生团”成员，审讯后将其处死。随后成立了一个五人“清算委员会”——这是东满第一个专门负责反“民生团”斗争、有生杀大权的机构。

同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和龙是金圣道去巡视的，去后两三个月内大杀‘民生团数十人。”

就在金圣道在和龙县大杀“民生团”期间，一天，东满特委与汪清游击队的干部一起开会研究反“讨伐”计划。会后，发现敌人已有所准备，开始怀疑游击队内有奸细，于是就缩小了参会人员的范围，重新研究反“讨伐”计划。会后，发现敌人仍有准备，便认定县委军事部部长金明均是暗藏的“民生团”成员，立即将其撤职审查。审查期间，金明均和妻子逃跑了。特委震惊之余，越发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将反“民生团”斗争迅速扩展到东满全境和其他一些地区。

10月7日，《中共东满特委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民生团延吉一县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人的团员。”

1935年3月17日，《胡仁给中共宁安县委、第五军党委的信》中说：“东满‘民生团是一种特殊的产物，在它的组织发展上也是一种特殊情形，其发展形势完全在强迫、威吓、欺骗、造谣、诬蔑、中伤、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中发展的。他们在我党、团、人民革命军中、群众组织中、游击区内以至我们的一切工作计划都起了破坏和反革命的作用，利用我们的组织去发展他们的组织，利用我们的交通关系做他们的交通关系，利用我们的巡视制度，他们来进行检查和布置反革命工作。所以，造成我们的特委是他们的特委，我们的县委、区委、支部是他们的县委、区委、支部。这样是绝对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条件。我们的估计，全东满的‘民生团，不论在党团、人民革命军、各种群众组织是有十分之五至十分之六的。”

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和描述，完全是虚妄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是，这些被打成“民生团”的人全是朝鲜（族）同志。

这是不无历史渊源的。

有较早亡国史和反抗史的朝鲜革命者，派系林立，派争不断。用《抗聯第一路军略史》中的话说，是“在自己内部各团体间无原则地进行了派别斗争，自残骨肉以致遭受屡次的大损失，许许多多的优秀革命分子被敌检举牺牲”。

1926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虽然相继统一了ML派、火曜会派、汉城派、伊尔库茨克派，但派系斗争依然不断，又分裂成ML派满洲总局，火曜会派、伊尔库茨克派满洲总局，以及上海派、汉城派在满朝鲜共产主义者同盟三个派别，争斗不息。1928年，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共产国际撤销了对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承认。此后，部分原朝鲜共产党员于1930年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记录——关于政治、党务、群运、农运、反帝运动及少数民族等问题》中说：“高丽党的问题——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有三派，有的有十年的派别历史。成分多半是贫农，但领导的多半是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从韩国跑来的，南满是ML派占势力。再，火曜派、京上派，他们基础是好的。我们的办法，认他是共产主义的集团，他们加入中国党是个别加入，条件很苛。主要的有：1.要参加中国、韩国的革命。2.不管他们的派别，下层党员只要赞成与执行中国党的政策即可加入，上层分子则有候补期。3.加入后再发现派别则开出（开除——编者注），但不反对派别的斗争。现在火曜派已解散。我们介绍党员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延吉一带有七百多同志，行动是一致的。清原、柳河是ML集中地，群众对于参加中国革命，反帝是很热烈的要求。我们也以这两个条件为加入党的主要条件，满洲工作与韩国工作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一些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东北党的力量一下子壮大起来。但是，多少年来的派争是不可能一下子消除的。反“民生团”的斗争，或多或少存在着派争的影子，特别是初期，而满洲省委则把这种状况进一步引入歧途。

1934年10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为反“民生团”斗争给东满特委与人民革命军及全体同志信》中说：“由于东满日帝奸细‘民生团的积极活动，省委认为反‘民生团奸细的斗争，是东满党目前工作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们在很长久的反对‘民生团斗争中，完全不去加紧地进行反对派争的斗争，这就解除了反对派争的武装，这就是你们没法去彻底反对‘民生团，你们一定要很清楚地了解，必须永远记着这一真理，没有不被侦探所利用了和煽动了的无原则的及一般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的斗争，日本强盗利用派争的活动以致直接间接经过派争分子的关系引进‘民生团到党的组织中来，这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反‘民生团的斗争与反对派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endprint

当上上下下把反“民生团”、反派争搞得热火朝天，同时大肆宣传“高丽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高丽共产党”时，且听日本鬼子说了什么：在此项工作中，最成功的是宣传“共产党内已潜入民生团员”，引起在共产党内部的异常动摇，使其清党。

中了鬼子的离间计。

追查“民生团分子”造成的大损失

“民生团”是日寇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这应该是对“民生团”的定义。金圣道捕杀李化春，是符合这个定义的，虽然仅仅是怀疑。对金明均也是由怀疑而认定其为“民生团”奸细，而他带着妻子逃跑，这种认定就变成了进一步确认。珲春游击队三大队政委朴斗南，起初被以“派争”为由开除党籍，但就在准备再定其为“民生团分子”时，他用步枪打死了省委巡视员潘庆友，带着妻子逃跑了，后来又投敌了，这顶帽子就是板上钉钉了。

由怀疑而认定，认定而不招认就严刑拷打。无论如何就是不承认的，有的就打死了，有的就处死了。有的因受刑不过认了是“民生团”的，就追问：“不可能就你孤零零一个人，你就说吧，上级、同级、部下都是谁。”这就像摘葡萄一样，摸到一粒，差不多就能揪出一串。

1933年10月25日，《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工作报告》中说：“对于‘民生团抓住即拷问、打杀。拷问时乱咬旁人，也是杀的，死者不尽是‘民生团，有的是最好的同志！结果群众大恐怖，谁也不知道明天死活。党团游击队越发厉害，一举一动皆加万分谨慎，杀者不知几百人。也许我今天执刑或审问别人，明天也许被另外一个人执刑杀我！”

比较典型的是金圣道。

由于被抓捕的“民生团”乱咬一气，他被供出“是民生团大领袖”。这还了得！东满特委未轻易动他，而是暗中监视，先把这个“民生团头子”稳住。抓捕起来后，“他是一万个不承认错误，但是不能相信”，结果被处死。

接替金圣道任特委组织部部长的李相默到珲春县巡视工作，把包括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在内的六十多人一律打成“民生团”，后来他自己也被打成“民生团”。

有些人积极捕杀“民生团”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民生团”。

对于创造红军、苏维埃失败，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或是发点儿牢骚，就被说成是“民生团”。这是最初的情形。后来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了——炊事员把饭做夹生了，或是饭里有沙子，就成了“民生团”；有的队员病了，不能行军打仗，是“民生团”；有人叹口气，说不知道俺家什么样了，是“民生团”；几个人聚在一起唠会儿嗑，是“民生团”；给领导提意见的，是“民生团”；吵架、偷东西的，犯了男女关系错误的，也是“民生团”；至于平时枪走火，偷袭敌人时弄出响动了，那就是给敌人通风报信了，当然更是“民生团”了。

马鞍山后方基地还关押了几十名儿童团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因为被怀疑是“民生团”，他们像大人一样被审讯、拷打。

和龙县委一个外号叫“高跳”的干部，被敌人捉去。敌人行刑时，可能是刀钝了，没砍死，验尸时黑灯瞎火的也没被看清楚。不知昏迷了多长时间，他醒过来后，连滚带爬了30多公里山路，回到渔郎村根据地，结果又被拖到刑场，说他是“民生团”——脑袋没被砍掉，是敌人使的苦肉计，以便在革命队伍中隐藏得更深。

1935年6月17日，在《中共东满党团特委关于反民生团的报告》中说：“我们一直到现在没发现‘民生团的文件。”

不断有被怀疑为“民生团”成员的人跑到其他根据地和游击队去。东满的跑到吉东找周保中，汤原的跑到哈东找赵尚志，经过审查，这些人都被保护、收留下来。

在1935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我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

东满是“民生团”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省委自然非常重视，不断派人巡视，反“民生团”斗争也就不断加码。直到省委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给东满特委写了这封信，并在金日成等人的坚决反对、抵制下，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才有所收敛，并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没有人认为反“民生团”斗争搞错了，而只是说“扩大化”了。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记录》（第二份）中说：“若无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的极坚决地展开了反‘民生团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极阴险的‘恶毒素，经过‘民生团的反革命作用，终于把东满党和人民革命军侵蚀崩溃，像AB团一样，企图断送中国红四军团那样相同的危险性。”

东北被捕杀的“民生团分子”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东满捕杀的，有人认为应不少于1500人。

1933年年末统计，东北共有党员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这不到1000人并不都是党员，被捕杀的“民生团”也不都是党员。显然，“2000人左右”是個什么概念，在东北抗战中会发挥多大的作用，就是再不识数的人也不难理解。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例如许多的义勇军需要我们派人而无人可派去，许多地方党部（如吉东局这样重要的组织）仅仅是个人包办，现在从省委一直到地方党部的组织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干部的缺乏，由于满洲过去工作没有大的开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干部不能源源产生。现在比较负责的同志大多数是从外面去的，当地有经验的坚强干部确实非常之少，大胆地提拔干部虽然在积极进行，但是仍然无法解决目前的困难，不能应付目前的紧急需要。”

当一批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共时，正赶上“立三路线”。失败的血，倾轧的泪，令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惨烈得令人不忍睹视。

“二军作战英勇，在联军中要算‘首屈一指。”这种评价，当然不是来自抗联二军。

如果没有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被捕杀，后来骁勇善战的抗联二军又该是何等成色？须知，东北抗联的11个军，各军成立之初也就千把人左右，有的军最兴盛时也未超过千人。

反“民生团”斗争，几乎把东满党和游击队折腾得失去元气。只是由于东满党人多、基数大，所以还能撑得起个抗联二军。 （待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