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者：他的即兴曲》中的幻灭与文化定位

申丽敏

摘 要：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在《孙行者：他的即兴曲》中就主人公阿新在确认自身美国人身份过程中，对文化身份建构的困惑与幻灭后的定位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本文将以《孙行者：他的即兴曲》为文本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旨在探讨主人公希望幻灭后的文化定位问题，为身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建构开拓一条新的途径。

关键词：《孙行者：他的即兴曲》 身份建构 幻灭 文化定位

汤亭亭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孙行者：他的即兴曲》是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小说塑造了惠特曼·阿新这个第五代华裔美国人形象。这部作品引起了国内外不少的批评声音。学者分别从戏仿、互文性、“他者” 以及叙事策略的角度对《孙行者》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但是，鲜有结合具体的文学文本从文化身份研究角度来探析小说中体现的幻灭与文化定位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探讨华裔美国人在追寻自身身份过程中所遭遇的幻灭以及幻灭之后的重新定位，希望能为少数族裔群体的身份归属问题提供参考。

一、幻灭与思考

惠特曼·阿新一直以“垮掉派”自居，他曾经视美国垮掉派代表人物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为自己的文化偶像，并在生活中践行垮掉派的生活方式。然而，阿新发现凯鲁亚克在作品中称华裔为“双目闪烁的小华人”（汤亭亭，1998：73），对于这种种族主义情结，阿新感到震怒。“你知道什么，凯鲁亚克？你知道什么？你屁也不知道。在这儿，我是美国人。我是行走在这里的美国人。凯鲁亚克和他的美国之路滚一边去。”（汤亭亭，1998：73）阿新奉为精神王国和学习楷模的凯鲁亚克也不过是一个刻板化华裔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偶像的破灭动摇了阿新对白人文化包容性的幻想。另一方面，南希的困境和朱迪的负面评价促使阿新开始审视白人文化对华裔形象的扭曲和固化，开始转向寻找华裔文化的真正出路，建设属于华裔文化家园的思想开始萌芽。此刻，他对白人文化开始从模拟转向怀疑和否定。（詹作琼，2006：118）所以，阿新决定创作属于自己的剧本来彰显族裔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话语权，树立华人正面形象。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认为移民与生俱来的文化异质性和双重文化视角决定他们能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强权文化，并最终动摇霸权文化统治地位。小说主人公惠特曼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惠特曼要把那关于新英格兰西部的故事搞糟，把比尔、布鲁克和安妮描写成黑色和黄色皮肤。想象的新规则是：人普遍长得都像中国人。从现在起，每当你读到没有姓氏的人名时，就把他们当成黑皮肤或黄皮肤。写剧本，他不需要讲述任何人的种姓。只要演员一上台，他的外貌就是一目了然的。”（汤亭亭，1998：36）

阿新在创作自己的剧本时，对于美国社会表达自己的不满。通过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挑战美国传统及白人对黄种人的成见和漠视。同时在剧本中他认同的是无论肤色与种族都一律平等，不需要讲述任何人的种姓。正如小说第二章惠特曼的描述。“我准备组建剧团。我把它命名为美国梨园戏社。梨园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地球上戏剧开始的地方……作为剧作家、制作人和导演，我将闭上眼挑选角色。就是说，演员可以是任何种族的……我将包括被抛弃的一切，包括所有没地位的人。我的民权运动主张是，我们在就业、上学、乘车、住房、午餐方面平等，对了，我们也要在剧院和晚会上平等。”（汤亭亭，1998：55）

由此可知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华裔美国人在受教育及工作方面也会受到歧视甚至不公平对待。作为华裔群体代表的阿新，他要求美国社会能公平地对待一切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美国人，而不仅限于白色。

《独角戏》中，惠特曼述说了他在读大学时应召去参加了一项针对“美籍华人”做的一个试验。在一张对折的纸上，一面写上“华人”，另一面写上“美国人”。惠特曼说：“我本该把我的纸和其他人的纸都撕掉，停止测试，但我还是照办了。发自内心地，我在中国人一边写了‘勇敢‘嬉笑‘自然‘易处等一些明显特征。但我勇敢的回答与标准答案相差太远，被作为标准偏差摒除了。”（汤亭亭，1998：363）显而易见，阿新不赞同美国主流社会对美籍华人的偏见和歧视，他甚至对于美国人一边的褒义评价感到“好笑”。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的核心之一就是主宰他种文化，而这种主宰力量来自于想象，来自于将非西方文化看成是软弱的、女性化的东西。（爱德华·赛义德，1978：207）当美籍华裔处于失语与被操控状态，阿新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对待我们不比对实验室的动物更好……在实验室里，有许多纳粹式的东西。千万别落入他们那阉割人性的手里。”（汤亭亭，1998：364）阿新不再对美国主流社会寄存希望，他也意识到华裔美国人真正成为美国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只是个幻想。

惠特曼·阿新从小说第一章中看不惯甚至讨厌新来华裔，认为他们“土里土气，不可救药”的，到在救济站和华人老太婆两个像亲戚一样同吃着一个橘子，再到最后不允许他人笑话自己的民族，“你们不要再开什么玩笑了。别让我再撞见你们笑话我们的民族”，这个过程呈现了阿新对自身民族文化态度的转变。不可否认，一开始阿新以正宗美国人自居而看不起新来的华裔美国人，但是当他不得不面对主流社会对于包括他在内的华裔美国人的不公平对待之后，他怀有的些许希望渐渐幻灭。“我们的猴子发现自己哭了。别哭了。看，把自己和受排斥的中国佬看成同类了。”幻灭触及他的内心深处，他开始了自己的剧本创作，并着手在剧本中塑造自己理想中的社会。阿新的理想是“要成为这个国家日常爱情生活的组成部分，要不断地被播出，被爱，直到我们不再是不可思议时为止”。可以说，幻灭后的阿新对美国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由此也有了更深入的独立思考，这为他的文化定位奠定了基础。

二、定位与超越

华裔作家赵健秀和陈耀光指出：“自卑心理正表明了对于白人的审美、价值判断、行为举止以及成功等標准的认同，证明一个人已经承认他不是白人的事实。他自卑是因为他永远达不到白人所说的标准。”（赵健秀，1972：67）当阿新说他常洗澡整饰打扮一番，比大多数人干净，可他得到的评价却是“傻种”时，他明白了这一切和长相有关。“他们可以把‘白人和‘美国人换用。”（汤亭亭，1998：364）陈爱敏说：“华裔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永远别想与真正的美国人画等号。”（陈爱敏，2007：145）在主流话语中，处于边缘的有色人种，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创作剧本就是阿新的战斗资本。所以，他以自己的笔为武器来颠覆西方主流社会强加给东方人特别是华裔的刻板印象并寄托自己的理想。

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统治、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西方的风格或方式。”（爱德华·赛义德，1978：3）虽然赛义德指的是欧洲对阿拉伯等近东的主宰与操控，但是同理适用于美国对华裔美国人的态度。美国主流社会不承认华裔美国人是真正的美国人，大多数美国人持有这样的偏见：中国人是迷信的、非理性的、愚昧的“他者”。他们借助文学和电影将华人移民“制作”成与白人完全相异的“他者”，从而将华裔合法地排除在外。正如小说中惠特曼演说的那样：“如果黄种人对一个白人姑娘怀有欲念，他就必须自杀——这就是他们为我们编造的传统……不要自杀。你们要自杀了就是被他们玩弄了。”惠特曼·阿新看出了美国人把肆意编造的想象施加在华裔身上，从而劝阻人们不要中计。在每隔几天上映的电影中，华裔总是做白人的奴隶，感激不尽地服侍白人。“我们是阉人，是老外，我们没有一般水平的自然的爱欲，指白种人的一般水平。”（汤亭亭，1998：355）在电影中，中国人不改变白人，是白人改变中国人。伊莱恩·基姆也指出：“亚洲男人被描写成性无能者，而亚洲女人除了性之外，什么本事也没有……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在白人男性气质的定义中生存。”（伊莱恩·基姆，1990：63）由此可见，华裔美国人不受主流社会承认，他们特殊的身份使其处于尴尬的境地。华裔在电影中是被“阉割”的他者。

自从民权运动以来，尽管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相互了解似乎更深，尽管好莱坞给亚洲人更多的角色，但是亚洲人的形象并没有多大的改变。（M.S.詹姆斯，1993）阿新深深地看穿了这些，所以一开始就因南希不公平的演艺之路而决定给她写剧本，而且阿新的剧本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的塑造。华人男子无论是在美国的大众媒体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是窝囊的角色，是女性化的、被“阉割”的男性。但是阿新的剧本超越了传统的既定形象，他描述了一百零八将的英雄气概，他们敢拼、敢杀，是真正的男子汉。通过张扬中国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阿新重塑了华人形象，有力地驳斥了大众媒体对华人男子的污蔑。在他的剧本中没有民族、种族之分，他超越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狭隘主义，也走出了对自我民族文化身份定位的困惑。就像阿新所说，他是扎根在美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华裔美国人，不是逗留者，没有人能赶得走，因为他是那儿的人。（汤亭亭，1998：362-363）从“我们说到底是美国人”到此处的“在美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华裔美国人”，阿新超越了先前的认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不再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人或是美国人，而是有其自身特殊性的华裔美国人，这种身份是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混杂的、多元的。

在小说结尾，惠特曼对他的白人妻子说：“你可以不做家庭主妇。我要做主妇的一半工作，但是你不能称我为你的妻子。你也可以不是妻子。”（汤亭亭，1998：376）至此，阿新不仅超越了种族偏见，致力于追求民族平等，他还超越了性别偏见，追求两性之间的平等和谐。从阿新的成功自我定位中可以看出，一味地强调回归本源的民族认同、偏执的民族主义不可取，但是以疏离甚至歪曲本民族文化为代价而迎合主流文化的做法更不可行。

三、结语

华裔美国人的身份是混杂的，所以不能固守单一而应提倡建构斯图亚特·霍尔所强调的“差异化的”“新民族认同”（斯图亚特·霍尔，1991：20）。阿新的经历给华裔美国人，包括处于边缘文化的其他少数族裔带来了较大的启发，即接受自己的双重民族身份是走出文化身份困顿的有效途径，既不迎合白人文化，也不敌视它；既不故意疏离华裔文化，也不抛弃它，而是有效地扬弃，实现一种混合的认同与差异。

参考文献：

[1] 汤亭亭.孙行者[M].赵文书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2] 詹作琼.霍米·巴巴“第三空间”视域下《孙行者：他的即兴曲》的文化身份构建.[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5（11）.

[3] 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M].纽约：潘神图书，1978.

[4] 赵健秀，陈耀光.种族主义之爱[M].纽约：巴伦泰出版社，1972.

[5] 陈爱敏.认同与疏离：美国华裔流散文學批评的东方主义视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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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S.詹姆斯.边缘风景：在美国舞台演中国人[M].爱荷华州：爱荷华大学出版社，1993.

[8] 斯图亚特·霍尔.族性身份差异[J].激进美国，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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