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格非小说欲望批判的叙事伦理

王雪颖

摘 要：格非在小说中对欲望的审视颇具慧眼，从《欲望的旗帜》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他始终对欲望滥觞后人的異化做出深度揭露。尤为体现格非对“欲望异化”批判思考的是，其欲望叙事有着鲜明的伦理导向。在这些小说中，格非针对欲望异化的症候提出“绝对价值尺度拷问欲望原罪”与“重现对纵欲的全景敞视型监控”的当代价值重构方案。尽管，这一矫正欲望异化的方案中也存在着某些过犹不及的吊诡之处。但从长远而言，格非这一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反思体现了作家的洞见。

关键词：格非小说 欲望 批判 叙事伦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当代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在对“欲望”的探讨上。作家格非对“欲望”问题更是有着长期的关注与思考，其作品的欲望叙述更有着独到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学思考放逐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制约，转向从身体的欲望力量中探寻人的价值。出于对身体中欲望本质力量的体认，法国哲学家福柯与巴塔耶都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类对抗并抵消工具理性对思想控制的重要力量，且也是表现个人特质、风格、个性和特殊情感的关键领域，是抗拒政治和社会同一性的重要场所”{1}。欲望因其内蕴“争天抗俗”的潜质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关注个体内在生命舒张的感性现代性的崛起。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的文化转折，当肯定个体生命欲求的感性现代性也随之成为主流的价值取向时，这一新的生存探索却生发出吊诡之处，具有反抗潜能的欲望在膨胀之后反过来操控人的生存。基于对这种境况的认知，格非始终以当代中国现代性的视野审视欲望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欲望的旗帜》到2007年的《山河入梦》，再到2011年的《春尽江南》，对欲望解禁之后人的被操控与异化这一悖论进行了深度揭示。

一、对欲望异化困境的深刻呈现

在作品中，格非选择以“知识分子”的形象来揭示欲望滥觞对人的生存之异化危机的严峻性。《欲望的旗帜》中的贾兰坡是当代知识分子处于留有精神信仰残片与欲望旋涡夹缝的困境中的典型例证。对于精神的力量，他确信道德价值的永恒性，因此，面对学校出于功利的目的要解散哲学系，他怒目而斥。弟子曾山的那篇揭示晦暗时代暗淡的哲学前景的论文，因为缺乏亮色的精神憧憬，也遭到他严厉呵斥。可是，面对曾山的未婚妻张末报考门下研究生的咨询，他却踩张末的脚背暗中引诱。正如学者谢有顺指出的，在贾兰坡这里，“生活与真理发生了分离，以至于神在他们的眼中只是一个词而已”{2}。这也就是韦伯所批判的“知识分子将宗教情绪纳入自己印象与感觉的库存”{3}中的根本局限性，“一切都是从自我出发的，企图通过自我的猜想来达到神或者达到完美的存在”{4}。但是，这种“人为制造的宗教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5}。这亦是精神信仰在这个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中的最大困境与尴尬之处。小说中，在浮华的欲海年代中尚能自持的曾山与张末，他们固然有赖于某种内心秉持的自明，但在欲望的强大攻势面前，他们一一烙下创伤的内痕，回不到婚姻的原处。知识分子面对欲望的孱弱与无力，格非在后续作品《春尽江南》中进行了延续性的批判思考。《春尽江南》中身兼诗人与研究者的谭端午与妻子庞家玉的结合并不是主动承担释放欲望后的道德后果，而是源于多年后的一次命运偶然性的授意。身为知识分子的谭端午对自己的另一半只能给予“性启蒙”，面对妻子在婚外的纵欲与事业中的挣扎，他的无言与避让反而成为放任庞家玉走向死亡的最大幕后黑手。

由此，格非借其在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欲望书写道出了人失去精神信仰的力量后，在消费社会中肆意放纵欲望的深度异化，而这“揭示了一种感性的现代性的异化逻辑”{6}。因而，格非的欲望书写实则是对“欲望”异化的一种反抗与批判。

二、批判化的叙事伦理：制衡欲望症候的价值重构与其悖论

格非借由《欲望的旗帜》中的贾兰坡、宋子衿，《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谭端午等知识分子的惨痛生存经历，道出了试图以知识分子单纯的“知识”来引渡欲望时代的生存困境是一种枉然。这正如学者韦伯揭示的：“学术一方面帮助人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相对于既定目的提供手段的考量；另一方面则帮助人理解自己的实践抉择如何与终极价值立场保持一贯，也就是让人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有所自觉和交代。可是针对生命的根本问题——个人应该选择、信奉什么终极价值立场——学术是无法提供答案的。”{7}

而终极性价值的解构，也使得对人们的道德评判都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旋涡，正如阿多尔诺所说：“相对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个人主义把个人意识当作终极目的，使一切个人的意见都获得了平等权利。”{8}社会学家泰勒也将这种个体本位的道德相对主义称之为“道德主观主义”，即“道德立场绝非基于理性或事物的本性，而最终只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根据这种观点，理性不能判定道德争端。当然，真实性的批评者可以指出每个人寻求自我实现的可能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但是，如果你的对话者仍想要坚持他原来的立场，那么你就无法进一步反驳他”{9}。从每个个体出发，他们各自的欲望都获得了平等的拥护。因此，在这种价值尺度中，人们无从评判《欲望的旗帜》中的贾兰坡、唐彼得与宋子衿{10}，也无法评价《山河入梦》中的谭功达、《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以及他们带着各自不同诉求进行的欲望索取。但是，面对欲望带来的人性异化与道德溃败，格非开始思索如何在文学中抵抗欲望的异化症候。

（一）引入绝对价值尺度拷问欲望原罪

正是为了制衡这种欲望症候，在《欲望的旗帜》《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作品中，格非对沉溺欲望中的人物进行了绝对价值尺度的审判。《欲望的旗帜》中贾兰坡教授的跳楼、宋子衿的发疯，《山河入梦》中谭功达的入狱而亡，《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得绝症而终，基本上体现了格非对纵欲的警世伦理态度。必须注意的是，在此对纵欲的警世伦理尺度的引入，与某些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充当宣扬教化的粗陋意识形态的文以载道有着本质的不同。格非的欲望批判叙事伦理有着当下生存亟须的对涣散价值进行价值重构的积极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由个体本位的道德相对主义价值观纵容下造成的欲望异化进行的有力反拨。

不论是在《欲望的旗帜》，还是在《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因其善恶而因欲望本能付出沉重的代价。作者意图表明，在放纵欲望的地方，良善邪恶一同玉石俱焚。《山河入梦》中，阴鸷狡黠的省委书记金玉以滥用权力作为放纵自己情欲的筹码，其死自是咎由自取；而一心为政的原县长谭功达因最终屈服于自己的欲望本能亦不得善终。最严厉的道德审判来自于对姚佩佩的命运安排。姚佩佩不屈服于金玉阴险的暗算及对自己身体的亵渎而在悲愤中将其杀害。在这里，格非深有用意地瓦解了20世纪80年代诸如莫言《红高粱家族》里“我奶奶”式的以生命欲望对抗礼教化道德的诘问与质疑。这种有意为之的瓦解，正是针对感性现代性对个体欲望的过分强调而滋生出个体生命僭越的自我扩展所带来的精神症候而做出的反拨与制衡。在此，不仅“我奶奶”式的诘问苍天完全失效，而且姚佩佩本人亦要因此承担罪过，且在劫难逃。姚佩佩所要承担的杀人者偿命的罪责，并不会因金玉等人对她的陷害而获得一丝的宽恕。在作者看来，在杀人有罪的绝对准则面前，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其当时的放纵与愤恨豁免罪责，尽管小说中清楚地言明姚佩佩的杀人动机是来自深层次的心灵诉求——對于“爱情”的执着与守望。这样的情节设置，亦是针对感性现代性过度强化个人欲求的正当性带来的局限性的深层制约。作品中最让人肝肠寸断的细节出现于姚佩佩逃亡的尾声，即她相约谭功达于普济见最后一面的场景。在他们今生最后一面的契机出现的一瞬间，这一希望又毫无生息地陨落了，且在陨落之际投射下残酷的阴霾，这阴霾里构筑了谭功达出卖姚佩佩的假象，而这将彻底粉碎姚佩佩内心的最后一丝慰藉。作者为贯彻反拨性的绝对道德原则，不得不以掐灭个人情感追求的微光作为代价。

在作者看来，谭功达也好，姚佩佩也罢，他们所受的惩罚不仅在于他们的社会性罪责，且更在于对他们逾矩的欲望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谭功达付出的是屈服于情欲本能的代价，而姚佩佩付出的是欲望僭越的代价。《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的毁灭，亦是作者严格遵循某种超越化的价值理念的必然结果。因为庞家玉婚后的出轨，对世俗欲望的贪婪攫取，小说中，前有代表绝对道德理念的西藏喇嘛早就对她的命运下了批注，后有象征死神的春霞对庞家玉下了恶毒的诅咒。至此，作者同样对这个欲望的越界者做出了严酷的审判。

然而，制衡欲望异化的吊诡之处又恰恰在此呈现。就以《山河入梦》中解构谭姚二人的“爱情”希冀为代价来说，以某种绝对价值尺度的引入而泯灭与其相左的个人内心微光又是否有些让人难以承受之重？

（二）重现对膨胀欲望的“全景敞式”型监控

除了引入这一绝对的价值尺度评判，格非对于遏制欲望膨胀的具体思考，在《山河入梦》里，从谭功达在郭从年打造的花家舍的经历中可见出一斑。小说中，谭功达在花家舍的经历不仅折射出作者对郭从年在花家舍打造僭越的“乌托邦”的批判，更反映了作者试图站在欲望制衡的角度提出这一实验性的方案。小说中，郭从年针对人的欲望的不可餍足的根本性症结，试图恢复对欲望的“全景敞视”型监控来对其进行深入制衡。通过分析这一制衡策略，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欲望制衡的实验性方案中会出现的一些吊诡之处。

对此，我们先从《山河入梦》中的小韶兄妹说起。小韶是谭功达在花家舍最为亲近的朋友。与村里其他人的晦暗呆滞不同，小韶活泼、开朗、明艳。而在年夜饭之后，小韶突然消失。在郭从年最后为谭功达释疑的时候，我们找到了令人惊骇的答案。花家舍无所不在101机构，早就见微知著地发觉小韶潜在的危险，将其送入了学习班改造。而什么是小韶有着潜在危险的证据？小说中提到，小韶有着一些在异性面前有失端庄的展示欲。她与谭功达夜游湖心的越界举动早被101一览无余。根据人性的好奇窥视欲望打造的101负责举报人性种种不轨的欲望企图，它的存在早将花家舍变成一个“全景敞视建筑”，谭功达陷于其中，一举一动早被人监视，却不知窥视自己的目光来自于何方。

可以说，谭功达与郭从年在对话中所说的以心灵规训制衡欲望方案的思考，不由得让人联想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相关思考。所不同的是，郭从年在花家舍的欲望规训实践中给出了与福柯在该书中截然相反的回答。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揭示了国家权力机器对身体的打造是由人的肉体控制往心灵的操控发展，貌似越来越文明与人道，实则更加可怕，在最初经由肉体的酷刑到全景敞视权力的监禁中，权力的力量在毫无觉察中对人进行了心灵的禁锢。福柯指出，在全景敞视权力视野下，它对人的强大控制仅仅在于对被囚者不可知的简单窥视。{11}在福柯看来，心灵规训通过“居心叵测的怜悯”“不可公开的残酷伎俩”“精心计算的方法”来“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12}。小说中，郭从年引入以恶抗恶的101全景敞视型欲望监控机制对人造成了新的心灵规训创伤，小韶兄妹的结局将是最充分的证明。小韶的哥哥是村里的足球运动员，因为不能控制住球场自我表现的展现欲望而受到残酷的心灵规训。村里既无组织性的责罚，也无人提起他的过错，但没有人再记得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的身份。这一惩罚貌似文明，但是，对现存之人的漠视与遗忘正是最大的心灵惩罚。小韶的哥哥被村里无形的规训力量封杀了青春活力，最终得了精神分裂。而小韶被送进学习班改造，其改造的结果可想而知，她将彻底丧失天真明丽的个性，沦为晦暗无光的花家舍村民。学者汪民安在分析心灵规训时从文化隐喻的角度出发，认为心灵规训比肉体酷刑可怕千百倍，因为酷刑针对肉体，却保留灵魂的活力{13}，而心灵规训“在某种意义上使原始的身体能量、使那种游牧般的放荡不羁的灵魂被禁锢住了”{14}。正是在此意义上，“暴力比人道主义时代的心灵改造的平静和平面化的透明主体更为道德”{15}。但小说中，郭从年言之凿凿地认为，膨胀起来的欲望是不可控的，而面对欲望的不可控，哪怕再次启用“罪在诛心”的心灵规训也在所不辞：

在《天方夜谭》的故事中，每一个人尽管都受到严厉的警告，但最后却无一例外地都打开了那扇门。无一例外，你懂吗？恰恰就是这一点，让我感到伤心和绝望。人的欲望和好奇心是永远不会餍足的，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无法约束的。因为我知道，那扇被神上了符咒的门最终还是要被打开，所罗门瓶子里的魔鬼，也会像《水浒传》里面的天罡地煞，纷纷出笼。三四十年后的社会，所有的界限都将被拆除；即便是最为肮脏、卑下的行为都会畅行无阻。{16}

面对现下的欲望横流、世风日下与人心不古，即使是存在矫枉过正那也是一个必需的过程，这就如同借郭从年之口，作者自己所体认的那样：

人是个什么东西？欲望又是个什么东西？除非世界末日来临，人的欲望是不会有节制的。要么太少，要么太滥；要么匮乏，要么过剩；要么死于营养不良，要么死于过度肥胖。不多也不少的状况，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呢。我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毫无办法。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我们宁要不公正，不要无秩序；宁要正而不足，不要邪而有余。{17}

三、结语

尽管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学发展而言，或许对膨胀化欲望的制衡方案可以更为完善，对欲望的正面能量保有一种回望，力避极端地从一方跳往另外一方；但是，不论是对小说中的人物欲望原罪的诘问，还是对膨胀欲望进行监控的实验性方案，格非旨在以引入某种新的价值尺度来重新聚合守卫精神的力量，借此来制衡欲望带来的精神症候。这对于反思现代性的复杂文化语境而言，意义深远。

解构思想将欲望的理解引向某些歧途。如波德里亚指出的，当下欲望的诱惑，源自于本体上的“空与无”，“与传统欲望对象的匮乏形成的诱惑不同，今天的诱惑生成于本体论上的‘无，即人们想象域和象征域中的欲望对象作为一种永远的空白产生的巨大诱惑”{18}。这在欲望本体论的理解上，以空白与无意义的导向背离了对欲望形而上的探寻，使对欲望的探索走向形而下。这就是为何会出现新千年的沈浩波们公开打着剔除精神维度的“下半身写作”的旗号进行创作。而且，这更在价值取向上引发了潜在隐匿的生存危机。既然意义“虚空”，不附着意义评判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各种欲望的尽情释放也找到了其价值依附点。所以，当下文坛中才充斥着如此之多摒弃意义、只沉溺于欲海中的欲望狂欢小说。

但是，欲望狂欢带来的意义虚空“并不意味着新的意义永不再来，更不意味着意义本身不存在了”{19}。格非对价值尺度的强调重新唤回了对失落的价值意义的重构，注入伦理价值导向来反拨这一欲望滥觞症候。所以，此时的道德价值尺度的引入，就绝非是对专制化绝对道德的简单挪用与复返，而是基于现代性反思视野下制衡欲望膨胀的价值重构。在此意义上，格非在小说中制衡欲望的叙事伦理尽管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长远来看则是深谋远虑的高屋建瓴之见。

{1}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②{4}{10} 谢有顺：《最后一个浪漫时代——我读〈欲望的旗帜〉》，《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第11-20页。

{3}{5} 〔美〕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页，第39页。

{6} 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1页。

{7} 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9页。

{8} 〔德〕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9} 〔加〕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译编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1}{12}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6-227页，第353-354页。

{13}{14} 汪民安：《福柯的界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第87页。

{15} 〔英〕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王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页。

{16}{17} 格非：《山河入梦》，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374頁，第373-374页。

{18} 〔法〕波德里亚：《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5页。

{19} 王治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导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