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岭三章

据统计，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国家如今正经历着快速的城市化，平均每天消失20个村庄。在记录城市化进程的同时，郭国柱试图勾连起画面之外的对抗：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古老中国——因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的传统格局，正在与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等现代性所主导的当下进行一场历史性的角力。

项目《城岭》是摄影师郭国柱作为亲历者对当代中国城市化现象的思考，以反思现代性为基础，截取城市化过程中消失的乡村作为切片，通过《流园》、《堂前间》和《遗物》三个部分来贯穿整个《城岭》项目。

《遗物》所拍摄的是一群被拆迁的村民在离开祖屋时所没有带走的东西。作为私人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它们不仅让我们得以拼凑曾经构成村民日常主体的生产生活内容，也让我们窥见村民们的内心世界，乡村惯常的习俗、礼仪以及敬畏神明的信仰。人与土地的关系，因为外力的介入戛然而止。

《堂前间》这组影像拍摄于迁村期间，这里是张挂招贴、平日接待乡里亲朋、年终团聚的重要场所，作为乡村私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维系家族尊卑长幼秩序以及熟人社会里人情往来的重要纽带。镜头帮助郭国柱对这种乡村伦理空间进行一种类型的审视，不同家庭遗留的生活痕迹却重塑了我们对往日生活的想象。

作品《流园》站在城市的对立面，通过记录被遗弃的村庄景观，对农村的边缘性进行探讨，用可见或不可见的，与都市经验、消费主义完全对立的观看方式，折射出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角力。城市化中农民所遗弃的村落，随着时间推移将被自然所消化并重新归还给大地，乡村与城镇在急速城市化的当下此消彼长。这个部分目前尚处于开始的状态，截至于2016年只拍摄了福建和浙江两个省份的部分荒村，接下来几年会拍摄其他省份的荒村，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采样以期保证这个作品的纪实性与文献性。

FOTO：《城岭》项目源起背景是什么？

郭：我出生在农村，上大学之前都在农村成长，近二十年的学习和工作都是在城市里面，从适应城市生活转变到依赖城市生活。我吸收着农村的养分并受用着城市的便捷，起初并没有对城市化议题有深入的关注和思考，直到“要不要在城里买房子”的议题频繁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我才开始思考和关注城市化现象。

2012年我到绍兴参与当地两本乡镇杂志采编，这两本杂志广泛讨论乡镇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问题，使我得以站在农村思考城市化的议题，于是开始筹划拍摄关于城市化的作品，随后在2013年我找到机会拍摄了《堂前间》和《遗物》，与 2014年开始拍摄的《流园》共同组成关于城市化的摄影作品《城岭》。

FOTO：关于整个项目的架构组成是怎样设置的？

郭：《流园》是《城岭》的主体部分，通过对因城市化因素所废弃的村庄，进行大范围田野调查采样拍摄，奠定作品的纪实性基础；《堂前间》通过类型化拍摄乡村熟人社会所特有的空间，由熟人社会瞬间崩塌的景观现实，指向人们的心理场域；《遗物》对村民所背离的原有生活场所、物品进行肖像式拍摄，窥探他们的内在记忆与体验。由上面三个部分共同组成《城岭》，对农业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进行观察探讨，因此三个部分相互独立，但分别从不同方面讨论同一个议题。

FOTO：《遺物》、《堂前间》、《流园》这三个部分是如何串联起来的？这样的设置是从项目开始就计划好的吗？

郭：《流园》、《堂前间》和《遗物》，叙述结构是从城市化的大历史背景（《流园》），进入转化时期人际关系（《堂前间》），再详细到个人内心（《遗物》）的一个渐入过程，也是作品的内在结构。

因为这个项目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必然会消耗我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非常谨慎对待，因此我在启动之前就做了比较详尽的计划，拍摄过程只是对细节做一些结构内允许偏差的微调，当然也有随着时间推移，对这个事件本身认识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些微调。

FOTO：你是如何发现这些拍摄地点并最终确定下来的？

郭：弃村在统计数据上是非常多的，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每天有80～100个自然村被废弃，但是这个数据也包含了只是行政机构被合并到行政村的数量。要找到那些实际已经被废弃，并且可以得知具体位置，能够进入拍摄的村子，大都需要熟悉当地环境的人们带我进去寻找，很多村子距离通车的道路，步行还需要几十分钟、一两个小时的路程。有些村子并非因城市化的原因被废弃，而是因地质灾害、资源枯竭等因素荒废，这类村庄不在我的拍摄之列。

FOTO：在我看来项目中很多画面的呈现都蕴含着一丝“冷暖相撞”的矛盾情绪，这其中你夹杂着刻意的成分多一些还是仅仅是客观的表达？

郭：我主观上没有对城市化带有主观情绪，因此我尽量平实地面对我所进入的弃村，平实地观看和记录。绿色是客观存在，然而当色彩被用来承载情感方面的内容时，就有可能和人们日常的记忆相互作用，与观看者发生情感上的互动，互动的结果我不干预。

FOTO：从第一部作品《洗洗睡吧》到《城岭》，你的很多作品都使用纪实手法进行创作，为何钟情这一拍摄手法？

郭：摄影的纪实性在摄影史初期就被发现和运用，直至今天纪实性仍然是摄影最基本的特性，而具有纪实性的摄影作品就是广义纪实性摄影：真实场合以真实的摄影手法进行拍摄，并不通过后期人为修改的一类照片。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定义了“社会纪实摄影”，它除了具有纪实性，还加入拍摄者的价值判断以及企图以此影响社会并且改良社会的宏大愿望，具有强烈的社会立场，这是我们通常所讨论的狭义纪实摄影，也是我们通常所讨论的纪实摄影。基于对上世纪六十年代对于“社会风景”纪实摄影的深化，所发展出来的新地形摄影，也是客观中立的摄影态度，保持了摄影纪实性，在当下的摄影创作中仍然具有广泛影響。《城岭》关注的是当下中国快速城市化这一现象，我认为保持它的纪实性、文献性，是非常重要的。

FOTO：最早开始接触摄影是在什么时候？都拍些什么？

郭：2001年我离开家乡到南昌上大学的时候，母亲奖励我一台傻瓜相机，我主要用来拍摄家乡的亲人和风景，用于缓和初次远离家乡的孤单，也拍摄一些南昌的学习生活寄回去与家人和高中时期的朋友分享大学的生活。2002年我喜欢上了摄影，开始在图书馆借阅摄影书籍自学摄影。我刚开始学摄影的时候主要拍摄风光，用于与未能亲临现场的朋友分享；2005年到厦门工作以后开始接触纪实摄影，整日里背着相机遛在街头巷尾，用这种扫街式的拍摄满足对陌生城市的新奇感；2008年是我摄影上的转折点，我开始用摄影表述我的思考，或者说用摄影关注我关心的事。

FOTO：何种契机让你开始专心从事摄影创作？

郭：我大学的专业是机械设计，2005年我毕业的时候梦想找一份关于摄影的工作，未能如愿，直到2009年才开始了摄影方面的工作——担任杂志的摄影师兼图片编辑，2013年开始成为独立摄影师，专心从事摄影创作。

FOTO：接下来是否有新的拍摄计划？

郭：近期计划开启一个新的项目，讨论空间与生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