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渔业资源现状及产业发展对策

陈卫东 生楠 朱法明

摘要 根据2006—2015年太湖捕捞与养殖渔业产量数据及相关资料，分析近10年太湖渔业资源演变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2006—2015年太湖年捕捞量持续上升，但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其中小型鱼类产量比重大，占47%左右；渔获物构成中，湖鲚是产量最高的品种，渔业资源小型化、单一化趋势明显；养殖渔业以围网养蟹为主，面积缩减至3 000 hm2，产量自2008年大幅度下降以来，目前趋于稳定状态。但养殖户小农思想浓厚，养殖规模效益差，缺乏合理的经营制度安排。针对太湖渔业资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制度安排角度，提出实行捕捞限额制度、优化鱼种放流制度以及推进经营制度创新，为实现太湖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渔业；资源现状；制度安排；太湖

中图分类号 S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7）07-0226-03

Lake Taihu Fishery Resource Statu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CHEN Wei-dong1，SHENG Nan2*，ZHU Fa-ming1

（1. Lake Taihu Fishery Management Commission of Jiangsu Province，Suzhou，Jiangsu 215004；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capture and aquaculture production in Lake Taihu during 2006-2015， the evolu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Taihu in recent ten year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nnual catch had been increased continuously in recent years， but the growth rate started to slow down. The proportion of small fishes was large，accounting for 47%. The output of coilia ectenes taihuensis reached the maximum.And the tendency of smaller-scale fishery in Lake Taihu was more obvious.Fence crabs farming has become a main part of aquaculture fishery in Lake Taihu.Farming area has reduced to 3 000 hm2，and there was a steady tendency of crab production since 2008.However， due to peasant ideology，there were low scale merit and a lack of reasonable management institution.Finall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om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to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economy. The fishing quota system should be put into effect，and it should optimize enhancement system and promot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system.

Key words Fishery；Resources status；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Lake Taihu

太湖是我國五大淡水湖之一，为太湖平原的核心，是太湖水系中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兼具有防洪、养殖、灌溉、航运和旅游等多重功能，其中渔业经济是太湖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湖泊面积2 428 km2，总蓄水量44亿m3，平均水深1.89 m，是我国最为典型的也是受人类活动干预和影响最为强烈的长江中下游大型浅水湖泊。太湖地区气候温和，水网稠密，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历史上曾有鱼类记录107种。但自1950年起，太湖沿江沿湖开始大量兴建闸坝、围湖造田，同时大量酷捕性渔具投入使用，导致鱼类资源被过度捕捞，数量急剧减少。针对这种情况，1970年始，开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1982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太湖进行小规模网围养殖试验，取得良好收益，自此太湖由“单一捕捞”的渔业管理制度向“以捕捞为主、捕捞养殖并举”转变，并逐步变迁为“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并举”。2006—2015年太湖渔获物总捕捞量为35 085～56 123 t。笔者根据2006—2015年数据分析了这10年来太湖捕捞渔业与养殖渔业产量及渔获物构成现状、演变情况，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从制度安排角度对未来太湖渔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1 太湖渔业资源现状

1.1 捕捞渔业

1.1.1 产量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看出，2006—2008年太湖年捕捞量持续下降，从35 085 t下降至31 595 t，2008年由于雨雪、冰冻等不利因素的影响，捕捞产量骤减，达到最低点。2009—2015年太湖渔业产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从42 538 t增长至56 123 t，平均年增长1 941 t。其中湖鲚、银鱼等小型鱼类2006—2012年产量总体呈稳定趋势，在21 000 t上下波动。自2012年起捕捞产量总体显著上升，增幅31.8%。而作为太湖最主要的经济鱼类的鲢鳙等中大型鱼类比重较低，渔业资源呈现小型化和生物种单一化趋势，生物多样性下降。同時，由于鲢鳙在太湖无法自然繁殖，是太湖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的主要对象。

1.1.2 渔获物构成变化。

太湖主要的鱼类资源有湖鲚、银鱼、鲢鳙、鲌鱼、鲤鲫、青草鱼及其他小型野杂鱼类等[1]。从图2可以看出，湖鲚是太湖产量最高的品种，占渔获物总量的52.77%左右，鲢鳙鱼是太湖增殖放流的主要品种，占捕捞总量的17.93%；鲤鲫是太湖土著鱼类，占捕捞总量的8.29%。其次是青白虾、杂鱼、河蚬等。湖鲚在太湖捕捞渔获物所占比例呈先急速下降后缓慢上升趋势，但总体仍表现为大幅下降，从2006年占比60.23%下降至2015年45.31%。“太湖三白”中的白虾和银鱼产量也急剧下降。相比2006年，2015年鱼类种群结构趋于合理，湖鲚产量下降20%，鲢鳙、银鱼产量分别增长515%、174%。太湖自大力发展养殖渔业以来，也伴随着严重的富营养化现象，湖水的富营养化导致初级生产力提高，为湖鲚等浮游食性鱼类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生物饵料，促进产量的快速提高[2]。近年来湖鲚产量大幅下降的现状表明，自2007年太湖蓝藻危机爆发以来，政府加强了对湖水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富营养化现象得到有效改善。

1.2 养殖渔业产量及构成情况

长期以来，捕捞渔业一直是大中型湖泊传统作业方式，但是，随着我国对大水面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太湖水生生物资源和水环境资源，提高湖泊的渔业生产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太湖就探索大水面养殖渔业，主要集中在草型湖湾的东太湖。从图3可以看出，2006—2016年太湖养殖渔业总产量呈“倒V”状，2008年产量达到最大值8 745 t，2009年急剧减少，同比下降61.8%，2009年以后总体产量持稳定状态。围网养蟹产量与养殖总产量走向基本一致。草食性鱼类产量较低，占养殖总产量的10%左右。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起，太湖大水面养殖结构由单养草食性鱼类转向投饵单养河蟹，河蟹养殖的高利润使得养殖活动过度发展；另一方面，围网养蟹的过度发展，加快太湖水质恶化，2007年暴发蓝藻危机，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将西太湖超过13 333 hm2围网养殖区域全部清除，东太湖围网面积也被大幅度压减到3 000 hm2。

2 太湖渔业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捕捞强度过大，鱼类资源呈小型化趋势

目前太湖投入使用的渔具主要有高踏网、鱼簖、飞机网、地笼网、丝网等，不同类型渔具的捕捞对象不同以及对鱼类资源的杀伤力也有差异[3]。总的来说，近年来太湖高强度捕捞致使捕捞产量连年增加、鱼类资源衰竭是不争的事实。一直以来，高踏网作为太湖最大的捕捞渔具，生产作业机械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其捕捞强度和捕捞效率也不断提高。虽然江苏省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审议明确规定高踏网捕捞时间为9月6—30日，捕捞时间大大缩短，但短时间的捕捞量也十分惊人，致使大量优质鱼虾类资源被当作饲料利用而造成严重浪费，短短25 d内，渔获物总量占全湖的60%。鱼簖与高踏网不同，是太湖的主要定置渔具，又称“迷魂阵”，由墙网、身网和囊网3部分组成，鱼簖主要设置在湖泊边缘水道港湾进出口的鱼类洄游通道上，拦截迫诱鱼类入囊。虽单个鱼簖的总产量远不及高踏网，但网目较小的鱼簖对优质小型鱼类资源的伤害程度与高踏网是等同的。渔业资源的无选择性捕捞，遏制了部分底层鱼类的种群发展，导致太湖生物多樣性降低。

2.2 湖鲚产量占比过重，鱼类群落结构不尽合理

从2006—2015年太湖鱼类渔获量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湖鲚产量在总捕捞量中占绝对优势，虽然占比从60.23%下降到45.31%，但仍然占近半数。湖鲚在太湖鱼类群落中的高占比严重影响了太湖其他生物种群的变化。影响湖鲚产量变化的因素很多，比如水体富营养化[4]、捕捞强度[5]以及与翘嘴红鲌、银鱼等主要鱼类之间的食物竞争等[4，6]。所以说，湖鲚产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太湖水环境的演变过程。一方面，自提出太湖治理的10项要求以来，太湖的综合治理受到了极大重视，但水质指标仍没有达到显著变化，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另一方面，增殖放流的鲢鳙与湖鲚共同食用浮游生物，存在食物竞争关系，由于放样量不足或捕捞强度过大或其他原因导致鲢鳙鱼渔获量不足，湖鲚失去抑制，产量居高不下。

2.3 加重湖泊局部水域污染，缺乏合理制度安排

20世纪末以来，水产养殖渔业对水域的污染程度受到社会关注，太湖围网养殖对太湖湖区水质富营养化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也成为研究热点。有学者提出，投饵区养蟹比未投饵区平均每公顷净输出N、P多86.53和19.98 kg，投饵养蟹明显增加湖区N、P的营养负荷，饵料的转化率低，未能充分利用便沉至湖底分解参与湖水物质循环，影响湖泊水域环境[7]。20世纪80年代太湖开始大面积围网养殖，并随着养殖面积不断扩大，不仅湖泊水生植物种群发生了变化，而且易引起养殖污染的叠加效益。目前，东太湖设立了3 000 hm2标准化养殖基地，每家每户一张养殖许可证限定养殖面积1 hm2，但由于自然灾害、养殖疾病等因素影响，渔民养殖收益不稳定，同时水面租用流通情况较少，小农意识强烈，以家庭經营制为主，规模效益差。

3 太湖渔业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

3.1 实行捕捞限额制度，加快渔民转产转业

太湖渔业资源作为典型的公有私益性池塘资源，具有高竞争性和弱排他性，与海洋渔业资源同样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而制度安排的前提是清晰的产权制度，制度安排通过定义产权，对资源的分配和使用行为进行规范[8]。太湖现行的投入管理制度，是通过控制渔船、渔具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对太湖渔业资源的保护，但现实情况是目前太湖的捕捞产量已经达到3.6万t，而相关研究指出太湖年捕捞渔业产量应该控制在2.8万t左右[2]。渔获物低龄化、小型化，捕捞效益持续下降这一系列问题表明，投入管理制度并不是太湖渔业资源高效率利用的最佳制度安排。因此，应学习海洋渔业资源捕捞配额制度，从投入管理制度向产出管理制度转变。以捕捞品种的比例进行配额，同时参照不同渔具的历史捕捞产量给予捕捞量限制。针对实现捕捞配额制后剩余的专业渔民劳动力，积极引导实现转产转业，加快太湖渔业产业升级，大力发展太湖休闲渔业经济。

3.2 优化鱼种养护和放流制度

国内外关于湖泊鱼种群落结构演变、湖泊渔业与富营养化关系有大量研究，鱼类作为湖泊食物网结构的顶级消费者，种群结构会随着人类在湖泊中放鱼种类、数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并且对饵料浮游生物群落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整个湖泊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有记录表明，太湖曾有103种鱼，但近年统计已不足50种，鱼类种类的空缺为放流提供了很好的生态条件。针对不合理的渔获物构成现状，为减少湖鲚产量，可增加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鲢鳙及肉食性鱼类放养量，调节鱼类种群结构。其次，控制合理放养数量和适宜规格，在捕捞强度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渔获量的多少往往取决于当年放养量，放养鱼种规格越大，回捕率越高，成本越大，捕捞渔业实际收益率越低。

3.3 加强推进经营制度创新和养殖技术培训

家庭经营承包制度是太湖养殖渔业的主要形式，小面积养殖发挥着维持家庭生计、稳定社会等多方面作用。但家庭经营承包制面临着诸多弊端：养殖渔民对养殖水域仅有使用权、部分收益权和处置权，却限制通过出让、租赁等方式流转使用权；对市场不敏感，容易造成生产决策的盲目性、收益不稳定、风险加大等[9]。由此出现了水域出租流转现象，由小规模家庭经营向较大规模雇工经营转变，水域流转出租能够促进新型合作經营体制的形成。合作经营制能够克服家庭经营难以适应市场的缺陷，专业化分工程度更高，进一步自然形成“养殖+生产+营销”的经营体制，在应对市场变化、承担风险和资源分配方面具有优势。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已经证明，通过合作方式解决争端与矛盾，总是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10]。同时，重视对养殖渔民的技术培训，增强他们防治渔业病害等方面的知识，提高养殖户的生态养殖技术和质量安全意识，对保护太湖渔业资源和促进太湖渔业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谷孝鸿，朱松泉，吴林坤，等.太湖自然渔业及其发展策略[J].湖泊科学，2009，21（1）：94-100.

[2] 何俊，谷孝鸿，白秀玲.太湖渔业产量和结构变化及其对水环境的影响[J].海洋湖沼通报，2009（2）：143-150.

[3] 沈振华，杨建忠，毛志刚，等.太湖渔获物资源分析及渔业管理[J].安徽农业科学，2014，42（1）：117-120，127.

[4] 刘恩生，刘正文，陈伟民，等.太湖鱼类产量、组成的变动规律及与环境的相互关系[J].湖泊科学，2005，17（3）：251- 254.

[5] 唐渝.太湖湖鲚种群数量变动及合理利用的研究[J].水产学报，1987，11（1）：61-73.

[6] 刘恩生，刘正文，陈伟民，等.太湖湖鲚鱼渔获量变化与生物环境间相互关系[J].湖泊科学，2005，17（4）：340-345.

[7] 吴庆龙，陈开宁，胡耀輝，等.东太湖河蟹网围养殖的环境效应[J].农业环境保护，2001，20（6）：432-434，442.

[8] 毛振鹏，慕永通.地方政府关于海水养殖产业制度安排的比较研究：以山东青岛与广东汕头为例[J].青岛：中国渔业经济，2012，30（5）：18-24.

[9] 陈明宝.沿海滩涂养殖经营制度演化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1.

[10] 韩立民，陈明宝.渔业：靠什么发展——兼论渔业基本经营制度[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1）：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