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帖》与周越然的书话

凌夫

1945年4月1日，杨桦编辑、知行出版社发行的《文帖》在上海创刊。三十二开本，每期六十余页。这是沦陷时期上海出版的文学期刊中最后创办的一种。

20世纪40年代在华北沦陷区与上海沦陷区，“散文、随笔的成功是在其他体式之上的”。（楚天阔：《一九四〇年的北方文艺界》）当时，上海的《古今》《风雨谈》《杂志》《万象》《人间》《天地》《小天地》，北平的《中国文艺》《辅仁文苑》，众多刊物都有大量的散文发表，为散文发展推波助澜。

《文帖》是一个“纯粹散文”的月刊。

在第一期《发刊词》中，编者写道：

我国原是一个诗和散文的国度，尤其是散文，在我国有着特殊的发展，周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文章已开其端，到得两汉和六朝，便展开了中国散文在文学上的大道：豪华的，古朴的，绮丽的，柔婉的，冲淡的，纤情的，幽逸的……各展所长，各有特色，合而构成了中国散文在style上种种不同的风格，而且各个独立的在发展着。

新文学运动以后，由于西欧学术思想的输入，我国新文学的领域突然为之扩张，因此其对我国散文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其中出现在最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上的散文，便是周作人先生所提倡的“小品”，鲁迅先生所提倡的“杂文”，以及“速写”与“报告”，“掌故”与“笔记”，“杂考”与“漫谈”等等多方面的样式（Form）的产生。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不过以目前的文坛而论，现在的散文又走上了极其狭窄的道路了，也许是为了时代使然吧？有好些散文作家都踏上了懷古念旧，淳朴清淡的小路上去了。可是目前的时代果真“如此这般”地限制着散文的发展吗？那是决不会的，而且不能！我们为了要把现在这个散文停滞不进的时代打破而使其回复到充分自由发展的大道上，于是我们便决定创办这个小小的纯散文月刊。

编者强调“作品是诚实的发抒，生活实感的绘录，阅读见闻的记述”，提倡“对于民族、社会、国家都是有益的”“纯文学”。同期的《本刊凡例》说明：刊物所揭载的以散文为限。虽则以散文为限，但它的范围却很广，“希望能从此将现代散文的领域更加扩大”。

《编辑后记》中将全期所收的二十一篇散文，除《发刊词》外分为七辑，即“短论”“读书志”“速写”“杂考”“小品”“漫谈”“游记”，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色所在：“‘短论与‘漫谈都是现代散文领域里新兴的产品。‘短论近于评论，但较评论简明有力。‘漫谈则又近于随笔，但比随笔更来得（精）炼化。‘读书志是批评的净化的结晶，它舍弃了批评的‘严肃的外表，而留存着批评的‘神髓，以随意的笔调，述说意见，浅出深入，读者易于明了。‘杂考亦即考证，大至整部巨著，小至一言一字，都可取材，因此便成了‘杂。但‘杂得仍有系统、条理。”

第二期《编后余谈》中编者说：“每期选稿，均以现代的散文为主，而以絮语、短章为附。文笔方面是广杂的，清新温柔者有之，豪放壮峻者亦有之，冲淡隽永者有之，华丽抒情者亦有之。凡现代散文所有的各种样式及其风格，我们都希望能集其大成。”同时申明：《文帖》“既不想附庸‘风雅，拿本刊来作‘小摆设以供雅人的观摩；但更不想以‘大众为标榜，而拼命迎合‘低级趣味”。

编辑杨桦，又名杨之华，广东人。《中华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他在创刊号《编辑后记》中说：“本刊虽非同人杂志，但以‘志同道合的关系，也颇能集中十来二十个人以为本刊撰著的基础。”《文帖》作者大多为沦陷的上海和北平的文化人。前者有周越然、陶晶孙、傅彦长、张资平、柳雨生、文载道、钱公侠、路易士、何若、予且、鲁宾、马博良、洛川、王予、胡金人等，后者有知堂、赵荫棠、南星（林栖）、毕树棠、雷妍、李道静、萧人（朱肇洛）等。

周作人（署名“知堂”）的《关于宽容》，写于1945年1月。《再谈禽言》文末注“乙酉，夏至节”，应是1945年6月22日。十年之前，1935年9月，知堂曾有《关于禽言》，“再谈”即由此而来。两篇文章中大段典籍野史的引文及点睛式的评说，心绪与学识杂糅，自是知堂文体特色。

文载道的《癌》，由风“唤起乱世的漂泊畸零之感”，慨叹“生命于我们恍如一个‘癌，静静的慢慢的等待着灭亡与腐蚀”。柳雨生《杨坊之流》，从左宗棠清同治初年奏折中写浙江“田土荒芜”“炊烟断绝”的惨景，引起“我们发生相同的忧戚和悲愁”，说到发国难财的“杨坊之流”。

燕雯《独语》，启开记忆的小扉，“‘人生一个梦。这一句简单的话却是很准确的。以往是一个已破碎了的梦，未来是一个没有捉摸的梦，而现在是处在一个未完的梦中”。儁子《梦游帖》：“每一个春宵都做了心灵的梦游人”“在屋内天天温读古旧的书卷，嗯，这些都是古旧的：槐花的清芬，蔷薇和丁香的颜色，鸽哨，歌唱，一切一切，不都是昔日的梦寐吗”！

一庭悲雨，半帘风絮，怀古念旧依然是《文帖》的主调。国家民族遭受异族蹂躏，自己却苟安一时，难以剥离的现实困境，决定了《文帖》作者文字的忧郁和哀伤。

《梁山伯与祝英台》和《释“背”及其他》，落笔于文献掌故：一考东晋时实有梁祝此事，并非无根据的传说；一从元曲一个词的起始意义考释，兼及其他。

萧人的《文坛登龙新术》和罗樾的《登龙三术》意在讥刺文坛时弊。

路易士的《释诗及其他》是对张爱玲品评的回应。张在《诗与胡说》中评论路易士的诗作，认为《散步的鱼》“太做作了一点”。她很欣赏路易士的《傍晚的家》：“傍晚的家有了乌云的颜色，风来小小的院子里，数完了天上的归鸦，孩子们的眼睛遂寂寞了。晚饭时妻的琐碎的话——几年前的旧事已如烟了，而在青菜汤的淡味里，我觉出了一些生的凄凉。”也喜欢《二月之雪》和《窗下吟》，说：“路易士的最好的句子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因为读到了这首诗，她“就连这人一切幼稚恶劣的做作也应当被容忍了”。路易士并不认同张爱玲的意见。路易士认为《二月之雪》写得不如《傍晚的家》自然，《窗下吟》自己并不满意。他说，《散步的鱼》“是我的好诗之一”“一字不可增损”“是一个经验的完成”。

四

《文帖》每期都有周越然的文章。

周越然（1885-1962），原名周之彦。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早年曾在江苏高等学堂、安徽高等学校和上海中国公学等校执教。1915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至1932年，编译各类英语教科书和参考辅助读物三十余种。

20世纪上半叶，周越然是读书界无人不知的大藏书家。他因编著的英语读本常年畅销，获得巨额版税，购置大量图书。1943年杨桦编辑《文坛史料》一书，汇集有关新文学著名作家、刊物和社团流派的“文坛掌故”，内有希平的《记周越然》。作者以为令周越然“足以自豪”的有四件事，列举了“门下有三位高徒”“酒量大”“不愿做官”三件之外，第四件就是“藏书之富”了。文中说：“拿书的形式来分类，一是直竖本的外国书，一是横捆本的线装书。拿书的内容来分，有天命之谓性的庄严书与食色之谓性的诙谐书两种。拿书的版本来说，有外国古本，中国宋元明版，中外绝版三种。廿一年闸北大火，损失不知多少，但是现在到过他的藏书室里的人，还是叹为观止，尤其是经史子集里的单页宋版和明本的《金瓶梅》一类的伟大收藏。”

今人躲斋在《一位饱受非议的藏书家——周越然》文中，将周氏藏書特点概括为广涉西书，有所侧重（性学），不囿于一，唯善唯罕，关怀当代。这里约略转述：

周氏锐意穷搜性学著作及其相关的词曲小说，如《金瓶梅》的版本即有十数种。同时中西并蓄，国的性学著作，尤其是18、19世纪欧洲的性书和以性描写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也搜罗庋藏。

周氏搜求图籍大多出于兴趣，常取人所不取，或人所不知而他认为有价值的奇书僻书。

周氏重视版本，但并不唯宋元是尊，即使是宣统刊本，只要所刻精良，亦列入善本，一反陈见。

周氏注目当代，目光不仅着眼国内，也延展于域外。当时一般藏书家视之如草芥的清末民初的小说，我国最早出版的“科学小说”，他都有收藏。这些著作为世稀见，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料。

躲斋认为，周越然因藏书而横遭非议的缘由，主要是他的藏书理念得时代风气之先，而与传统观念多所抵牾，已不为世人所理解。加上他对性学著作的竭力搜求，更不能为传统藏家以至学界所容忍。他还喜欢选择某些性学著作，或介绍，或译述，公诸报端。这类短文，后集为一部《性知性识》出版。周越然的这类举措，在20世纪30年代，自然招致抨击，横遭物议，饱受讥讽。

周越然的散文取材庞杂，但与中外书籍有关的为多。《文帖》所刊全是藏书家的书话，谈古书版本流变及伪赝“古书”的识别，自具特色。《谈<上林春>》说明《上林春》没有刻本，写本也很少很少，简介稀有的明剧抄本并家藏写本状况。《<中东大战演义>》指出全书半虚半实，非历史而是小说。文中特别介绍了“四本头”，清光绪年间一种小石印本的版本形态。《谈<游仙窟>》评《游仙窟》三种版本之中，海宁陈氏慎初堂校印本“卷首题要，虽只四百余字，实开后来研讨之门”。《关于<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根据书目，将所藏的《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与日本帝国图书馆和内阁文库两种藏本比较，或行格或分类不同。著者的原序日本已失，作者特意录出。《<白雪遗音>》一书作者收藏的是玉庆堂写刊本，言“此书最不易得，各收藏家及嗜歌曲者，总以未见为憾”，“我同时购获两部，一白纸，一黄纸。前者自己留用，后者让与郑君（振铎）”。《谈（游仙窟>》刊出之后，北平读者朽木有关于《游仙窟》又一版本的补充，编者将补充文字和周越然的回复一并在《文帖》的《作者通讯》栏刊出，足见编者对作者和读者交流互动的重视。

周越然的文章举证周详，论列精细，半文半白，亦庄亦谐。读者的反应是“既明白，又可靠”。希平说：“周氏的中文，根底很深。早年考取秀才，吴兴人目其为神童，几篇策论，着实出色。当时人佩服他的策论，正如现在人崇拜他的文章一样。由于在外国文上享了大名，反而把本国文掩住了。”（《记周越然》）

1949年后，周越然在上海水产学院任教，1955年辞归，七年后病逝。著作主要有《书书书》《版本与书籍》《六十回忆》等。

五

《文帖》第一期4月出版，每本定价二百五十元，当时相当于一包香烟的价钱。但随着印刷工本大涨，5月出版的第二期就涨价至四百元。7月，第四期又增至六百元。百物昂贵，印刷成本很难收回。编者慨叹：“倘若以大饼为单位，则本刊一册，仅仅两个大饼而已，‘不亦悲乎？”（第四期《编辑室随笔》）第五期出版，编者在《编后记》中说：“现在已是本刊第五期编毕付印的时候了，再出一期，第一卷便可告一段落。”但这个愿望也成泡影，第六期胎死腹中，8月《文帖》即告停刊。预目中知堂的《失去的原稿》和周越然的《绝对与续对》未能刊出；南星的《丁香雨》第五期只登了一半，有始无终；计划每期刊载的现代作家书简或日记，施蛰存的《致望舒》成了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