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探寻曹雪芹身世的田野调查

刘守华

北京香山脚下黄叶村的曹雪芹纪念馆，究竟是不是曹雪芹故居？这一点尽管至今还有争议，但结论毕竟是被部分专家和大众认可的，而确认这一点的时间也并不长，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后话。如果时间从此节点前推10年，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人们对曹雪芹故居和坟茔位置的判断，却还只是猜测。民间传言、只言片语的文献、各家学派的争论，均无法聚焦在能够被众家所公认的同一地点。

曹雪芹（1724-1763），名霈，号雪芹，又号芹溪居士、芹溪处士，因撰写驰名中外的不朽著作《红楼梦》而成为18世纪伟大的文学巨匠。

关于曹雪芹，他的生卒年、籍贯、号，甚至故居、坟茔位置，都一直存在争议。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曹雪芹童年时生活在南京，当时曹家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家道兴旺，他过的是锦衣纨绔的生活。后曹家因被抄家罚没，家道败落，举家回到北京。晚年时，曹雪芹穷困潦倒，隐居在北京西郊一处荒僻之地，创作了不朽之作《红楼梦》。

因为家道衰落，所以曹家回北京以后的情况，文献中绝少记载，这也使得有关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坟茔及后裔的研究，成为红学界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200周年，有关方面准备举办活动纪念这位伟大作家。如若在纪念活动之前，能够将曹雪芹故居、坟茔的位置明确下来，这将是红学研究领域中爆出的最大冷门。于是，为了寻找这匹黑马，北京市文化局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组织力量对曹雪芹故居、坟茔、后裔开展田野调查。

这次调查，形成了两篇详细的调查报告，虽然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用排除法反证，至少可以排除某些民间的讹传。同时，从调查报告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当年学者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学术精神。

锁定“镶黄旗营”

1962年年初，调查组成立。这个3人小组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1人、北京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人、海淀区文教局1人组成。他们的调查线索主要来自坊问传说。

相传曹雪芹晚年大概居住在北京西山一带，死后也葬于此。

关于这一传说，倒还是有些一鳞半爪的依据。其一，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形容他的晚境；其二，曹雪芹生前好友曾赠诗留下这样的诗句：“山村不见人”“日望西山餐暮霞”“寂寞西郊人到罕”“不如著书黄叶村”。显然，这些旁证都表明，当时曹家已是家业凋零、破败不堪，曹雪芹栖身之处一定是人迹罕至的荒僻村野。

但西山之大，哪个“荒僻”的“村野”才是曹雪芹故居？

为了缩小目标范围，调查组又查阅了红学专家吴恩裕教授撰写的《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此书提供了两条新的线索：其一，正蓝旗的德某曾说过，曹雪芹住在“健锐营”之“镶黄旗营”，死后也葬于附近，此地有一小块曹氏的茔地；其二，有人说曹雪芹晚年住在“颐和园后红山口到温泉路上的镶黄旗营”中，并死于该地。

循着蛛丝马迹，调查组锁定“镶黄旗营”，希望通过调查能够进一步“披踪寻迹”。

他们首先来到位于海淀区的镶黄旗营村展开调查，拜访当地“在旗者”满族老住户。几位八九十岁的老人看到有人专程来村里了解尘封旧事，都非常热心。据他们介绍：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都属于上三旗，每营有400名士兵，多是满族人，旗兵每月收入一定的钱粮。营房属于禁地，从不允许外人居住，更不要说是汉人了。镶黄旗营因地势所限，营房比较分散，现在的老住户只剩下40家。此外，碧云寺那边还有28家，因为发大水被淹没了。90岁的于福寿老人是镶黄旗营“根生土养”的老住户，他说：“附近没有比我年龄更大的了，但我从没听说过咱的营子里面住过姓曹的，更不知道曹雪芹还住在这里。”

那么，碧云寺的28家中会不会有曹家呢？调查组又找到了碧云寺的老向导和久居这里的老住户，大家还是纷纷摇头，提供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断了，调查组只能返回来从第二条线索重新入手，即曹雪芹住在“颐和园后红山口到温泉路上的镶黄旗营”。他们找到该村80多岁的满族老人苏金波。据老人介绍：村子的北边归圆明园八旗护军营所辖，圆明园八旗护军营是保卫圆明园的军队，大多数是满人。各营都建有营墙，绝不允许汉人进入，民国以前，从未有汉人在营内住过，更没听说过有姓曹的一户。圆明园东南角还驻扎过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包衣三旗，不过他们也都是满族人。这地方因被清华大学占用，居民都迁到海淀那边去了。调查组马上又赶到海淀杨家大院调查，迁过来的三旗满族住户中，正白旗住户主要是“那”姓，正黄旗主要是“潘”姓，镶黄旗主要是“洪”姓，其余还有“傅”“李”“赵”“谢”等姓，但唯独没有“曹”姓。

调查至此，曹雪芹居住在“镶黄旗营”的头绪暂时中断。

排除“健锐营”附近

调查陷入困境，调查组不得不重新审视线索。有人提出，线索中提到的红山口，会不会是红石山的误写？因为《大清会典》中提到的“健锐营”驻地，就是红石山，而位于香山东南的红山头，恰好坐落于正黄旗营的中间，红山头很有可能就是红石山。

随后，调查组以此为中心展开访查，先后走访了附近的正黄旗南北营、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杰王府等村，与八九十岁的原住村民进行多次座谈，但大家都没有提出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情况。调查组无奈，突然想起了正蓝旗村的“德某”，因为正是这位满族人首先提出“曹雪芹住在健锐营之镶黄旗营，死后也葬于附近”的说法。但是调查组到了正蓝旗村一打听，这里根本没有姓“德”的。一位叫高德全的老人说：旗人是以名为姓的，我们村如今只有郭、韩、张、白、金、高6姓老户，从来没有姓“德”的，名字中挂“德”的，也只有我和张德圃，但我们都是汉人。

线索再一次中断。有人又提出新的思路：据文献记载，曹雪芹家是正白包衣，如此，他会不会落户在正白旗村一带？于是，调查组又来到正白旗、镶白旗村附近走访，找到了熟悉当地掌故、喜欢碑碣墓志的老教师白君亭和民间曲艺艺人韩永等人。但大家都说不知道曹氏之事，只有韓永提供了一条新线索：听老辈人说，曹雪芹曾住在位于蓝靛厂的火器营附近。调查组马上赶到火器营，访问一位祖居蓝靛厂的老住户，但他却说“从未听说过”。

调查工作再度陷入困境，一时真的找不到突破口再向前迈进一步了。这时，有人拿出了乾隆年间王冈绘制的曹雪芹画像《独坐幽篁图》。调查组成员仔细查看，想从中找出蛛丝马迹，把中断的线索再接上。画像是以山石和翠竹为背景的，这是不是意味着曹雪芹晚年的住所中有竹、有山石？走访中他们发现，一位叫赵隆坤的老太太家院内种有茂盛的翠竹。但老太太说，这些竹子都是四五十年前才种下的，而且他们村是正黄旗营区，一直是满族赵氏的世居地，从没听说与曹姓有过什么关系。

第一阶段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月，调查组走访了15个单位80余人次，走遍了健锐营附近的20多个村庄，但由于都是间接线索且多为道听途说，调查无果而终，始终未获得实质性突破。不过，用排除法，这次调查倒是还可以得出曹雪芹没有住在健锐营附近的结论。

理由之一，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前，正是健锐营建营不久，营房整齐，管理严密，外人特别是汉人难以进入；理由之二，乾隆中叶，健锐营一带有3360户在旗士兵，加上附近苗子营的80户，寺庙僧人数千，总人口万人以上，这种热闹场面与“寂寞西郊人到罕”不符；理由之三，香山一带的名胜古迹很多，但友人赠予曹雪芹的诗句中，一处也没有提到过。可见，诗中见到的“黄叶村”“山村”，描述的绝不是香山健锐营附近的情形。

寻找曹雪芹后裔

故居调查陷入瓶颈，调查组转而又开始寻找曹雪芹的后裔。如果能找到曹氏后代，也许他们对寻找曹雪芹故居和坟茔，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帮助。

在有关方面协助下，调查组得到了全市在旗曹姓的名单和住址。从市区到远郊，调查组按照名单挨门逐户进行访问，共走访了240余户，但其中大部分人对自己祖上的情况说不清楚，至多也只能上溯到祖父一辈。个别存有族谱的家庭对祖上情况还能稍微多知道一些。

找不到有价值的线索，调查组只能进一步筛查，将与曹雪芹家同属于正白旗的住户找出来分析。总共有7家，虽然他们祖上有做官的，有做买卖的，有外迁过来的，但似乎都找不出与曹雪芹家有蛛丝马迹的瓜葛。

不过，在通州富豪村调查时，该村曹文华倒是向调查组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其祖先原来居住在沈阳浑河东柳官屯，原来是汉人，后归正白旗。清初时远祖曹世隆携弟曹世口，随顺治入关到北京。曹世隆被赐为皇粮庄庄头，定居富豪村，其弟曹世口在京为官，住在德胜门附近。

这段经历与曹雪芹家世很相似，而且曹雪芹先祖曹世选与曹世隆名字只差一字，且均为“世”字辈。那么，曹世隆之弟曹世口，会不会就是曹世选呢？为了进一步找到相关证据，调查组又赶赴传说中的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等地探寻，均未有所获。

发现疑似“曹家坟”

调查工作再次折戟，调查组继而又想从探查曹雪芹墓地寻求突破。

香山一带一直被认为是风水宝地，所以，香山脚下的新旧茔地，数量可观。调查组采取沿村访问、实地探寻的方式，踏查了1200多座坟茔，了解了大致情况，但始终没有发现曹姓墓地，只是得到一些有待证实的线索。

据一位大队干部说，好像听说万安公墓附近有曹雪芹的石碑。香山一位职员也说，有一次坐车，同车的一位部队排长在聊天中提到，李大钊墓在万安公墓，怎么曹雪芹墓也在这里？这一线索让调查组如获至宝，赶紧前往万安公墓，找到一位老刻石工访查。但他却摇头摆手，表示不知此情。调查组又来到香山派出所，希望派出所能够帮忙找到部队的那位排长，求证一下他的说法，但寻人未果。

有人又提出建议，曹雪芹逝世后，很有可能葬入祖茔，调查工作可以从寻找曹氏祖坟入手。于是，调查组又回到文献之中爬梳线索。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月十八日，李熙奏折中称：“奴才谨拟曹频于本月内择日将曹颐灵柩出暂厝祖茔之侧……”“俟秋冬之际再同伊母将曹寅灵柩扶归安葬。使其父子九泉之下，得以瞑目”。

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曹频在奏折中写道：“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

由此可以看出，曹家在北京郊外确有祖茔，而且在京东的通州有“典地”和“当铺”等产业。按照清代的习俗，祖茔往往建在自家产业地附近，且当时官方规定，正白旗的坟地多半划在位于东部的朝阳门外、东直门外附近。如果将这两条线索放在一起推测就对接上了，曹家祖茔很有可能就在东郊一带。

此后的20多天里，调查组走访了位于东郊的双桥、来广营、中德友好等8个公社的20余个大队，与近百人面谈，最后终于在双桥公社的司幸庄生产队，找到了一个疑似的“曹家坟”。

双桥公社在朝阳区辖区内，区文化馆一位同志提供线索：双桥公社以西、管庄以东，有正白旗的坟地。调查组在司幸庄生产队找到了76岁的陈义凤老人。他介绍说：村西口确实有一座规模颇大的曹姓坟墓，距今已有三百年左右了，听说曹姓坟主在内务府当差，祖上有当过尚书的。庚子年之前，还经常有人来这里看顾修葺。庚子年年初来了一位叫曹润浦的年轻人，把墓地周围的大树一气儿全卖了。紧接着八国联军就来了，烧了坟前的祠堂。从此，曹家坟再也无人照顾，逐渐荒芜下来，周围也让农民侵占耕种，成了平地。

调查组从老人的讲述中推测，这座曹家坟，确与曹雪芹家有类同之处：其一，年代相近，推算曹雪芹祖茔，也该有三百多年历史；其二，家世相同，曹雪芹家也是内务府的；其三，曹雪芹曾祖父曹玺，曾做过尚书；其四，司幸庄过去曾隶属通州管辖，而曹家在通州有“典地”和“当铺”等产业；其五，这座坟茔占地近百亩，地面上有虎皮墙、山字墙、殿堂等建筑，如此规模与曹家地位相称。

但推测毕竟只是推测，要想真正确认这里就是曹家祖茔，还需要找到能够立得住、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于是，调查组大胆地做出决定，通过墓葬挖掘来寻找佐证。

挖掘“曹家坟”

挖掘墓葬不是調查组本身能够决定的事。为了慎重起见，调查组又邀请有关专家召开现场会进行论证，确认是否有挖掘的必要，并报请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审核批准。

9月21日，各项工作准备完毕，曹家祖茔挖掘工作开始。按照调查组的设想，最理想的是通过挖掘能够获取一些有价值的文字。如果能确认这里就是曹雪芹家族的祖茔，则可以依其辈分次序，推出曹雪芹墓地的位置。

但事与愿违，挖掘工作持续了5天，在墓中没有发现丝毫带有文字的材料，更不要说墓志铭、买地券等有关坟主身世的材料，且墓葬有多次被盗的痕迹。调查组不甘心就此结束，紧接着，又开始挖掘临近的第二座坟茔，还是所获寥寥。此时，已经是9月29日，临近国庆节，挖掘工作不便继续进行。随后，调查组宣布，此次挖掘工作暂告结束。

不过，通过此次挖掘，可以从四个方面看出这里与曹雪芹家还是有相近之处的。其一，坟茔规模很大，与曹家地位相称；其二，据出土随葬品推断该墓葬年代是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正好是曹玺到曹雪芹的时代；其三，埋藏习俗既有汉人习俗，也有满人习俗，这种满汉葬俗并存的情况，很有可能死者原为汉人，后被编入旗，而曹雪芹先辈恰恰原为汉人，后被编入正白旗包衣；其四，后下葬者在棺木、随葬品方面都要比先下葬者差一些，由此推断，坟主家世逐渐衰败，而这一点也与曹家由兴旺转衰落的状况极为相似。

但由于没有任何文字材料，调查组既没有充分证据确定这里就是曹雪芹的祖茔，也未能找出证据反证这里绝非曹家祖茔。历时一年的调查工作结束了，结论不了了之。不过，留在档案馆密集架上的两份调查报告，至少断绝了坊问的某些讹传。

确认香山“黄叶村”

尽管有了两份官方的田野调查报告，但曹雪芹北京故居的研究依旧没有结论。直到1971年，一位香山老住户在自家寓所中的偶然发现，才使位于香山植物园中的黄叶村，被官方开辟为曹雪芹纪念馆。

退休教师舒成勋一直居住在香山地区正白旗村39号。那年春天，他在修房时发现，自家西屋西墙墙皮后面，还有一层墙皮，上面写有诗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但无论是专家还是老住户都感到很纳闷：正白旗村早年是清朝正白旗的兵营，当时清政府规定，八旗子弟只能习武，严禁舞文弄墨。而舒成勋的祖辈一直在旗营中做武官，只会骑马射箭，别说写诗，连汉话都说不好。那么，是谁题写下了满墙的诗？这些诗又表达了怎样的意义？

舒成勋是红学爱好者，对《红楼梦》和曹雪芹都有所了解。他仔细阅读题壁诗的内容，惊奇地发现，在墙壁中心位置，有一副排成菱形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这让他回想起1963年的一段往事。当年，红学专家吴世昌、吴恩裕等人到香山了解曹雪芹身世时，走访过一位在香山地区生活了一辈子名叫张永海的老人。据他介绍：曹雪芹按八旗归营的惯例来到香山后，与一位名叫鄂比的朋友交往甚密。鄂比曾赠送曹雪芹一副对联，正是“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舒成勋恍然大悟，大胆地猜想，自家的老屋会不会就是曹雪芹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得知这一消息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专门派人对老屋进行了考察。经过几番考证，这座位于北京植物园内原正白旗村39号的老房子，被部分专家确认为就是曹雪芹晚年“著书黄叶村”，撰写《红楼梦》的地方。不过，这里究竟是不是曹雪芹的故居，至今仍有争议。

1983年，有关部门在这里辟地8公顷恢复重建，“正白旗39号”也按照正白旗营房原有的规制，用老料整修完毕，而且还把铲掉的字，按照原来的大小位置重新复原。为这栋建筑题名时，能否将其题写为“曹雪芹故居”，各方始终没有达成共识，但将此视为“曹雪芹纪念馆”，大家却都没有意见。

1984年4月22日，曹雪芹纪念馆开馆，几乎当时所有的红学专家都到场，参加了这座特殊纪念馆的开馆典礼。

“蒜市口十七间半”的境遇

其实，在1982年，关于曹雪芹在北京的住所又有了新发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通过馆藏档案发现了另外一条线索。

2006年，张书才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回忆了当年查档的情况。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代内务府档案中，张先生发现了一件雍正七年（1729年）的“刑部移会”，其中载明：江宁织造隋赫德曾将抄没曹家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由此可以确定，曹氏在蒜市口地区有十七间半老宅，而这里应该是曹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第一居址。根据推测，这里也应该是曹雪芹最初构思《红楼梦》、完成初稿的地方。同时，张先生还发现，据乾隆《京城全图》所标示，在蒜市口地区仅有一处院落是十七间半房，即广渠门大街207号院。经过实地考证，这处院落格局保存完整，而且它与档案记载、地图所绘完全吻合，基本可以确认这里就是曹氏故居。

在随后的实地调查中，专家们还发现了尚存在207号院的“端方正直”四扇屏门，这四个字在《红楼梦》里曾经出现过，极有可能就是曹氏家训。由此专家得出结论，这处四合院是国内唯一的一处有清代档案可据、有《京城全图》可证、有遗迹遗物可寻的曹雪芹故居遗址。

1991年，张书才在《红楼梦学刊》上首次披露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甚至包括一些海外媒体都相继对此进行报道，表现出极大关注。这一成果也逐步得到红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北京市政协委员及崇文区政协委员先后写过提案，呼吁要保护该处曹氏故居。

1999年，北京进行城市改建，这里要修建两广大街。道路建设与保护遗址发生了矛盾，207号院是保留还是拆除，意见双方争执激烈。最后协商结果：遗址要为道路建设让行。但与此同时，崇文区委、区政府也承诺，待两广大街建成后，要在附近按照故居原貌复建，并开辟为曹雪芹故居纪念馆。

拆除遗址已经成为事实，可以说，这是一次无可奈何的选择，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但拆除过程中的考古发掘，也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挖出的207号院老地基，最底层的部分正是明末清初建造的，而地基的布局恰好就是“十七间半”，由此可见，这里是曹氏故居更加确定无疑。

2003年9月5日，在有关方面举办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学术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正式透露，经过文献档案考证及考古发掘证实，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已能确认为就是“蒜市口十七间半”。待两广大街完工后，崇文区委、区政府将在距离原址向北300米处，复建故居，并辟为曹雪芹故居纪念馆。

复建工程总体思路将以乾隆《京城全图》为蓝本，以原207号院“十七间半”的房屋占地面积为参考，建筑面积定为500平方米。房屋间数和布局将依据《京城全图》所标示，突出康熙、雍正时期北京南城民居的建筑風格，恢复曹氏故居旧貌。复建方案已经通过专家认定，平面图的初稿也已设计完毕，待地铁5号线完工、地面清理完毕后，复建工程就正式动工。

新闻发布会后，张书才先生接受了笔者采访。他说，这次在曹氏故居的发现、复建过程中，档案的作用是不可漠视的。而在自己多年的研究生涯中，依据档案研究出成果，而成果又受到政府如此关注，这种情况还是不多见的。

虽然复建方案甚至故居纪念馆的展陈方案都早已完成，但复建工程却一拖再拖，迟迟没有开工。在北京市每年召开的“两会”上，总是会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加速复建曹雪芹故居”，并提出议案和提案。有关方面的回复是，由于复建工程所在地块用地规划审批等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导致复建工程始终不能启动。曹雪芹故居何日才能够复建，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

2016年，随着北京城市加速发展，在建设“四个中心”、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气污染、行政副中心建设稳步前进的大背景下，复建工作似乎更加迫在眉睫。假如没有抓住眼前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今后的复建将会更加渺茫。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如果复建故居，就可以将其与黄叶村等曹雪芹在北京留有足迹和印记的地方串联起来，加之大观园和恭王府，这就构成了北京曹雪芹与红学文化的经典文化景区。所以，复建“十七间半”已远远不够，应该建立一个集“十七间半”故居原型复建，和《红楼梦》典籍收藏、展示及红学研究、国际会议于一体的博物馆综合体。

读到此条新闻时，笔者恰巧正在翻看1962年田野调查的那两份报告。串联起来，由此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