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诸城古回鹘语称谓

[日]松井太著杨富学陈爱峰译

吐鲁番诸城古回鹘语称谓

[日]松井太著杨富学陈爱峰译

绪论

欲探讨古吐鲁番社会历史，对吐鲁番多语种文书之地名进行考释实属必要。根据汉籍史乘记载，在640年唐灭麴氏高昌前，吐鲁番盆地有廿二城①《旧唐书》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5页；荒川正晴1986,38。。廿二城之名见于汉文史籍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利用这些材料，研究吐鲁番的学者通过历史地理调查，结合明清时期史料及现代维吾尔语文献，对地名之综合研究业已展开②如岑仲勉1962,705-736；嶋崎昌1977,113-146；荒川正晴1986；王素2000；伯希和2002。。

自9世纪后半叶以来，吐鲁番盆地成为西回鹘王国的统治区域，在回鹘语摩尼教文书中，同样言其疆域为廿二城。13世纪初，高昌回鹘王亦都护归顺蒙古帝国后，变成了廿四城③勒柯克1922,40,No.23；森安孝夫1987,62；森安孝夫1991,164=森安孝夫2004b，197。。在9-14世纪的回鹘语文书中，我们可以发现与现代吐鲁番绿洲接近的地名，如：

汉语高昌＞回鹘语Qočo～Qara-Qočo=Qara-Khoja高昌故城，或作亦都护城（Idikut-Schahri）④希伯和1912。；Turpan=Turpan～Turfan吐鲁番；Lükčüng=Lukčun＞汉语鲁克沁⑤回鹘语Lükčüng来自上古汉语柳中(*li̯ôg-ti̯ông,《古汉语字典》1114l+1007a)之音译。见贝利1982,59；庄垣内正弘1987, 68；吉田丰1994，290。参见伯希和2002，11.；Yar=Yarkhoto交河故城；Toqsïn (～Toqẓïn)=Toqsun＞托克逊⑥回鹘语Toqsïn一词可见于Ch/U 7344 5,7,9、Ch/U 7451 1、U 5941 r8，见茨默1976,248；拉施曼1991,146,148。该词来源于上古汉语笃新(*tuok-si^ĕn,《古汉语字典》1019g+382k)之音译。见嶋崎昌1977,130；荒川正晴1986,130；Pelliot 2002,87-92。参见荣新江2007,36-37。笃新又写作啄进(*t^ȧk-tsi^ĕn,《古汉语字典》1218b+379a)，应非汉语地名。；Čïqtïn=Čiqtim＞齐克塔木～七克台；Bïlayuq=Bulayiq～Buluyuq～葡萄沟⑦茨默1981,90；森安孝夫2002，156。该词和田塞语形式为phalayākä，见哈密顿1958,150。；Tïyoq=Toyoq＞吐峪沟⑧回鹘语Tïyoq来自汉语丁谷(*tieng-i^wok,《古汉语字典》833a+1202a)之音译，现作Toyoq（吐峪沟）。参见山田信夫2,291；松井太2010b,703；嶋崎昌1977,120；伯希和2002，135.。

本文将利用回鹘语和蒙古语文书、汉文史料，并结合现代地名，深入辨析古代吐鲁番之地名⑨此前，我曾考释过部分地名，但主要是用日文和汉文写作的。参见松井太1998b,31-34；松井太2002,107；松井太2010；松井太2011。。

一、Čïqtïn（七克台）和Pučang（蒲昌）

前已提及，回鹘语之Čïqtïn即现代吐鲁番绿洲内的Čiqtim（七克台），起源于唐代的赤亭镇（*tś’i^äk-d’iäng，《古汉语字典》793a+833h)。10世纪80年代早期，宋使王延德称其为泽田（*d^’ɒk-d’ien，《古汉语字典》790o+362a)。回鹘语中，七克台（Čïqtïn）没有后鼻音，现代维吾尔语异化为Čiqtim①茨默1982,266；森安孝夫1992,50-52；森安孝夫2002；松井太2004,7；松井太2010a，57。。

兹需提及另一个回鹘语地名Pučang，在圣彼得堡藏SI O.39号回鹘语文书中，该地名与七克台同时出现。此件官府行政命令文书是由两个残片缀合而成（a、b两残片如下显示）。该文书由奥登堡在七克台发现，后经马洛夫释读②马罗夫1932,140-143。该文书的清晰彩照见土谷舍娃2008,48。。笔者在这里进一步予以修正：

[文书1a]SI O.39a（IOM RAS）

10.birlä üč ygrmi

11.at altï ygrmi äšgäk ulaγ-ta

12.pučang čïqtïn birlä bir at

13.biräšgäk(i)ki ton-luq böz

14.birlä a[t]a buqa qanimdu inäki

15.bačaq(q)ayaγ-ab(il)ä quvraγ

16.ärkägün il-tän bütürüp birzün

[以上]总共有13匹马和16匹驮着邮寄物的驴，一起由Pučang和Čïqtïn（的人众承担）其中1匹马、2匹驮着邮物的驴及2件棉布衣服；Ata、Buqa、Qanimdu、İnäki、Bačaq、Qayaγa这些人，与佛教徒和景教徒人众一起搜集而交付这些物件吧！

[文书1b]SI O.39b(IOM RAS)

2.yilägäy ilči-kä qor

3.qïlmïš kümüš-tä·pučang

4.čïqtïn birlä biš stïr

5.üč b[a]qïr kümüš-ni

6.tümän buqa ata totoq

7.bačaq qayaγ-a olar bütürüp

8.birzün

为Yilägäy使臣祗应银钱，由Pučang和Čïqtïn共支付银钱5两（stïr）3钱（baqïr），这些钱由Atatotoq,Bačaq,Qayaγa交付吧！

文书1a第12行、文书1b第3-4行中的pučang čïqtïn birlä很难释读，马洛夫将其释读为bučangčïnatun，认为是人名。但是，后面的词čïnatun应该正确释读为地名Čïqtïn，同样，PWČ’NK=pučang～bučang也应该释读为地名。考虑到上下文，我假定上面提到的几个词，即文书1a之Ata、Buqa、Qanimdu、İnäki、Bačaq、Qayaγa和文书1b之Tümän-Buqa、Ata-totoq、Bačaq、Qayaγ-a均为人名，这些人应为地方头目或政府官员，具体言之，应为Pučang和Čïqtïn（=Čiqtim）这两个村镇的代表。他们有义务提供马、驴和棉布衣服（文书1a）和银钱5两4钱（约合216克）（文书1b）。

以其读音之近似，笔者将Pučang比定为唐代汉语的“蒲昌”（*b’uo-tśi̯ang，《古汉语字典》102n´+ 724a）。其地应对应于王延德笔下的“宝庄”（*pâu-tṣi^ang，《古汉语字典》1059a+727q），亦即925年钢和泰藏卷中于阗语之phūcanä。此古地名对应现代地名Pičan(＞汉语辟展)或鄯善①嶋崎昌1977,129；王素2000,66-67；哈密顿1958,139；伯希和2002，6-8。。

辟展和七克台均位于高昌通哈密的交通线上，二者间距离为50公里。在唐代，蒲昌府的治所位于辟展，该军府管辖着“镇”、“戍”、“烽”等军事机构，包括“赤亭镇”、“赤亭戍”、“赤亭烽”，它们均在现代的七克台周边②如日比野丈夫1963,277-278；王永兴1994,305-306；陈国灿/刘永增1997,10-14、19-22；李方2005,60。。这一军政系统与辟展、七克台皆密切关系，并一直延续到西回鹘乃至蒙古统治时期，前述文书1a可资为证③关于唐代军政系统之为回鹘所继承，参看松井太1998a，松井太2006。。

二、Soim、Qongsïr～Qongḍsïr(＞蒙古语Qongsir)和Limčin

柏林吐鲁番收集品编号为MongHT 070的蒙古语文书是由察合台汗国统治者脱黑鲁帖木儿（Tuγluγ-Temür）于1352年发出的一道行政命令文书。该文书涉及到保护三个村镇－Soim、Qongsir和Limčin－人民的事例。

[文书2a]：MongHT 070(TM 93)④松川节1995,116-118。参见BTXVI,No.70。

5.ene morum saqal qayiči ekiten-i(s)[oim]qongsir limčin

6.ekiten γurban silteged-ün irgen bur-a tar-a odčuγu

在S[oim]、Qongsir和Limčin三个村镇Mormu、Saqal和Qayiči率领下的人民，已经疏散了。

9.soim qongsir limčin-e qariatan aran-i qaruγulǰu silγaγu＜l＞ǰu

搜罗和选择（非法占有）属于Soim、Qongsir和Limčin的人民……

13 ked ber bolǰu soim qongsir limčin ekiten silteged-ün γaǰar usun-

14-ṯur mör yosu ügegü küčü auγ-a kürgeǰü buu darituγai

无论是谁，都不能非法侵占Soim,Qongsir and Limčin三个村镇的耕地，也不可欺压（这里的人民）。

该法令是针对高昌Čingtemür亦都护（qočo-yin čingtemür iduqud）和政府官员Turmiš-Temür、Tükel-Qya和Kerei的，这些人名也出现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书中①克拉克1975b。。他们负责上面提到的三个村镇，由此可知，这些村镇应该归高昌官府所管辖。

上面提到的村镇Qongsir，毫无疑问应该对应汉语中的“横截”（*γwɒng-dz’iet，《古汉语字典》707m+310b），且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国和唐代汉文文书中经常出现。横截Qongsir一词对应于钢和泰藏卷中于阗语的hve’tsverä一词，在此，该词是作为一个村镇而存在的，位处辟展（phūcąnä）和鲁克沁（ḍūkäcū）之间②哈密顿1958，142，但他未将hve’tsverä与横截勘同。该词前半hve’对应汉语河西方言“横”（*xwäi~1），其例证为于阗语之hve’ḍū，对应汉语横堆（哈密顿1958，128；高田时雄1988a，第75页；高田时雄1988b,402）。汉语“截”*dz’iet可以转录为于阗语*tserä，但此处tsverä乃受前缀hve’影响所致。此一观点，笔者感谢吉田丰教授的提醒。。嶋崎比定横截为现代地名Khandu（即汉语之汉都、汉墩），尽管他关于横截（*γwɒng-dz’iet）和汉都（Khandu）发音相似的论据在音韵学上并不十分充分，但迄今为止，此一说法仍被大家普遍接受③嶋崎昌1977，120-122；荒川正晴1986,40；荣新江1987,40；王素2000,61-62；荣新江2007,33-34。。

文书2a与横截一起出现的地名连木沁（Limčin）可以为嶋崎的上述推论提供佐证，表明横截与连木沁是紧临的村镇。毫无疑问，回鹘语Limčin是高昌国和唐代汉语地名临川（*li̯əm-tś’i̯wän，《古汉语字典》669e+462a）演变而来，即今天地名连木沁④嶋崎昌1977,132；王素2000,72-73。回鹘文地名连木沁又见于*U 9014第8行，参见VOHD 13,22#464。。现代地名汉都位于连木沁东北约10公里处，因此回鹘语地名Qongsir是由“横截”演变而来可以作为推测Qongsir地名来历之一的一种推测。

此外，回鹘语地名Qongsïr～Qongḍsïr也可在以下两件文书中得到证明。

[文书2b]K 7717(中国国家博物馆)

18.[…..]y[ir]yaqasï iki sï(γ)üür alp oγul-ta·qongḍsïr-ta(qï)yir

19.[yaqasï.....](,,,)qo singtung-ta

[某地]可种2石（šïγ）粟的土地其租子由Alp-Oγul[支付]。在Qongḍsïr土地的租子[粟或麦]由(….)qo-Singtung支付。

森安发表了该件文书的全文释读，言文书内容为农民向高昌摩尼教寺院交纳的地租，时代为回鹘摩尼教最繁盛时期⑤森安孝夫1991,85-87；森安孝夫2004b,105-108。，最有可能是10世纪上半叶。

我们确信Qongḍsïr(～Qongtsïr)是汉语横截⑥森安孝夫仅以音写XWNKDSYR，但未与横截勘同。较早期的和精确的转录。回鹘文字母DSYR=-ḍsïr(～-TSYR=-tsïr)对应汉语齿音“截”，后期转化了/s/这个音节。⑦庄垣内正弘1987,32-33；庄垣内正弘2003,59。

[文书2c]*U 9196(T III M Kloster 2 Nr.134)①塞尔特卡亚2006a，131-132；VOHD 13,22#306.

41.taypidu bačaγ qïz tu

42.šutza-lïq qongsïr-lïγ-

43.-lar-nïng lab biš stïr

44.tört baqïr čao bir

45.ülätü torq¨u

Taypidu和Bačaγ-Qïz-tu(tung)首座所管的横截人民布施：钞5两4钱，1手帕大小的丝绸。②参见克拉克1975a，139-143,164；森安孝夫2004a,229.

这件文书中之回鹘文纸币钞（čao）即蒙元发行的中统元宝交钞（中统宝钞，回鹘文作čungtung paočao），因此这件属于1260年之后。

U 9196号文书提及到的不仅有横截，也有“柳中的人民（lṳkčüng-lüg）”、“新兴的人民（tsingging-lig）”（参见下文文书3d）、“南平(Nampï=Lampu)的人民”（参见下文第5部分）。他们似乎都是佛教信徒，并为特定佛教寺院进行布施。

与横截和连木沁相比，我还找不到在文书2a中三个村镇的第一个村镇Soim(～Suim)的汉语起源。但是，就地理位置而言，我们可以将之与钢和泰藏卷中于阗语地名’īśumä(～yūśumä)相联系。这个地名位于横截和色尔克普之间，并确定为吐鲁番汉文文书中的威神③哈密顿1958，140。只是他以’īśumä～yūśumä比对Üjme-dong是不可接受的；荒川正晴1986,40,68；王素2000,70；荣新江2007,34-35。回鹘语sirkäp见于BT VIII,64；森安孝夫1985,82；茨默1997,49。在敦煌回鹘文书信中出现的回鹘语S(.)R(.) SK’P被森安孝夫确认为同一地名Sirkäp，但我我认为它可能为以-S(.)K’P～-SYK’P=skab～sikab＜藏语skyabs“保护者、防御”结尾的藏族人名。。我怀疑：威神是否转换为’īśumä(～yūśumä)，然后由回鹘语转换成蒙语Soim(～Suim)？

三、Singging＜Singing④这部分基于先前发表的拙作。见松井太1998b,33-34；松井太2010。

吐鲁番盆地地名Singging可见于柏林藏吐鲁番出土编号为MongHT 068(TM 79)的蒙古文令旨，由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Ilyās-Ḫvāǧa(＞蒙古语Ilasqoǰa)于1369年颁布。

[文书3a]MongHT 068(=BT XVI,No.68)

3.merkid senggüm ekiten

4.singging-ün tṳšümed-te

5.en-e tegür-ün s(i)[ngging]-tür nigen köl γaǰar

6.usun aǰiγu

[该令旨]是针对以Merkid和Senggüm为首的Singgging的官员。Tegür这个人保有了在S(i) [ngging]的湿地。

毫无疑问，第5行所缺的文字可以复原为地名Singging，因为湖边的耕地位于Singging官员的管辖范围内。

另一方面，我们在回鹘语文书（SUK WP04）中发现了Siggik这个地名①在USp No.55中，拉德洛夫误作Singrik。。与上引蒙古文文书相比照，我将更正Siggik=SYKKYK为SY(N)KKY(N)K～SYNKKYNK=Si(n)ggi(n)g～Sing-ging，可以指其为同一个地名。请看下引文书：

[文书3b]SUK WP04(本引文有修订)

8.singging-

9.[tä uluγ]köl üzä suvaq-lïγ manga tgir on šïγ yir

用Singging大湖的水灌溉属于我的可种10石种子的田地

20.singging-tä uluγ köl üzä suvaq-

21.-lïγ[…...]manga tägmiš

用Singging大湖的水灌溉属于我的［土地/葡萄园？］

关于蒙语Singging之词源，弗兰克（H.Franke）曾姑且建议释读为汉语地名“圣京”，并联系到亦都护萨里（意为“神圣的城市”），或者是高昌之别名②弗兰克1975,65，在本文中，作者注意到胜金与亦都护城两个现代地名的存在。。策仁索德那木（D.Cerensodnom）和陶贝（M.Taube）仅把Singging当作一个地名，在他们出版的《柏林吐鲁番文书（Berliner Turfan Texte）》XVI,No.68中没有做进一步的注释。

然而，笔者倾向于将Singging对应为高昌王国和唐代汉语地名新兴（意为“新设立的城市”），即现代村镇Sänggim（汉语作“胜金”），位于高昌故城北13公里③嶋崎昌1977,123-127；荒川正晴1986,40。。尽管弗兰克之前拒绝将Singging对应为Sänggim④弗兰克1975,65。，但新兴（*si^ǝˇn-χi^ǝng，《古汉语字典》382k+889a)的发音实在和回鹘语和蒙语中的Singging无实质冲突（见下文）。

我的推定是基于文书3a与3b中所涉及的地理条件。在3b中，我们可以得知Singging有一“大湖”，通过3a可知Tegür拥有“一块湖边耕地（köl γaǰar）”在Singging，两个文书均提示我们Singging应该与“湖”有关联。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湖——Čïqqanköl（＞七康湖，周围约3.2公里）⑤勒柯克1913,11；勒柯克1926,79。参见嶋崎昌1977,127。，该湖位处现代地名胜金（Sänggim）的西边。在高昌国和唐代，新兴周边有许多“潢泽”⑥关尾史郎1984,5-12；荒川正晴1997,53。顺便附加一句，新兴有一种特产为“苇”，生长在湖边，可用于建筑或器具。见森安孝夫1991,92；森安孝夫2004b,114。。是故，可以推定3b中“Singging大湖”实即今胜金附近的七康湖①我们还在K 7717（参见上引文书2b）摩尼教寺院文书第16行中见过uluγ köl-nüng suv satï[γï(?)]一语，意为“大湖水[灌溉？]的价格”。这一“大湖(uluγ köl)”或许与胜金有关。见松井太2011,157-158。。同样，3a中Singging“湖边耕地（köl γaǰar）”即指由湖或潢灌溉的土地，或者说“像湖一样的土地、有丰富水的土地、湿地、沼泽地”，这与新兴附近的“泽”是有密切联系的。②由地理位置以观，笔者不同意王素2000,69,71将新兴与胜金口勘同的见解。

此外，我们认定Singing是Singging的变体，而Singging可以与汉语地名新兴（*si^ǝˇn-χi^ǝng）的发音更好的对应起来。

[文书3c]Ot.Ry.2720+2795(京都龙谷大学)③参见森安孝夫2011,55,69。

7.bu’kün bir otuz-qa

8.tangta-sïnta a¨mraq tu[rurm]än ädgü avrta birlä

9.qočodïn ünüp yor[ï……]r munta bizintä täginür

10.a¨mtï bu qïz singingkä[mütäginür](a)zu lṳkčüngkä mü

11.täginür

直到今天，（即）二十一日黎明，我一直很愉快。和一个保姆（av(ï)rta,[一个女孩]）在一块，然后在高昌分离，出发（旅行？），[……这个女孩]和我们一起到达这里。现在，这个女孩应该去向Singing还是Lükčüng？

这封信用半楷体书写，时代属于10-12世纪的西回鹘国时期④参见森安孝夫2004a，228；森安孝夫2011,55。。因此，我们推测新兴在回鹘早期被读为Singing，晚期转化为Singging：第一个音节sin-鼻音化后变成sing-。而-ging则异化为-gim，最后形成现代地名Sänggim＝胜金。

除了文书3a和3b外，在柏林吐鲁番搜集品U5309中也出现了Singging(～Sing’ging)，该文书为回鹘语行政命令文书：

6.sing’ging-lig

7.(..)W(..)L(.)Y

Singging的(..)W(..)L(.)Y⑤松井太1998b,31,33，只是我先前所读oγlï应更正为(..)W(..)L(.)Y，为一人名。

此外，我们可能增加一个地名Tsingging的认定。

[文书3d]*U 9196(参见之上2c)之背面有如下文字：

r19.tsingging-lig il turmïš

r20.ačari

来自Tsingging的İl-Turmïš阿阇梨。

r35.turmïš qaysidu šutza

r36.lïq nampï-lïγ-lar-nïng

r37.tsingging-lig-lär-ning

r38.lab

来自Turmïš(和？)Qaysidu首座管辖下的Nampï和Tsingging两地人民的布施。

这里的Tsingging显然源自汉语地名，并且除了新兴（＞Singing～Singging）外，我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地名与之相对应。因此，我认为Tsingging为Singging的变体，即由初始的s-变为ts-而引起的①对回鹘语s-变作ts-的问题，见吉田丰1988,173-174；吉田丰1994,318；吉田丰2004,18。。

四、Nižüng～Nišüng～Lišüng②这一部分基于先前本人论文松井太2011。

柏孜克里克石窟是吐鲁番盆地回鹘佛教信徒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如所周知，现代维吾尔语中，柏孜克里克（Bezeklik）意思为“有壁画的（地方），装饰（地方）”，虽然古代回鹘语中柏孜克里克石窟称谓不明。迄今为止，我们仅在U 338的小册子中发现bäzäklig～bäzäk-lig一词，可惜这不是一个地名③U 338第16页第6行bäṣäk-ligtä qïz-lar qïrqïn bärtär-lärmü köngülin“女孩和少女伤其心？”阿拉特将这里的bäṣäk-lig解释作“闺房”，冯加班释作“荣耀”。见ETŞ,251-253,421；GABAIN 1964,216-217。。

另一方面，我们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回鹘文壁画题记中发现了地名NYSWNK或LYSWNK，可与该石窟名相对应④石窟编号，本文采用吐鲁番市文物局的编号。。兹移录如下：

[文书4a]MIK III 8453(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8窟；参见BT XIII,No.59)

3.ona bu ṄYSWNK aryadan qïsïl-ta on küčlüg burxan bolγu-qa

在ṄYSWNK这个寺院谷地里，为了成就佛的十愿力。

[文书4b]IB 6892(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1窟空行母壁画题记；参见BT XIII,No.60a;Verluste, 125)

1.sašïmsïz ko¨ngül öriḍip

2.sačuq ko¨ngül yoqaḍïp

3.sar[v]arḍsdi tigin täg qaḍïγlanïp

4.säri[l]ip olurzun-lar bu NYSWNK-T’tip

5.我达摩实罗弟子写矣

醒来心中激动，灭掉激动的心火，像悉达多王子一样修行。[他们]将耐心地呆在NYSWNK这个地方[得到修炼]。我达摩实罗（＜回鹘语Darmašila或Darmaširi）①第5行汉文至为笨拙，表明书手并非汉人，而是回鹘人。文本本身可还原为回鹘语*män darmašila titsi bitidim。其名达摩实罗来自回鹘语Darmaširi(〈Skt.Dharmaśrī)。达摩实罗似乎被勒柯克读作达摩密罗，他在《高昌》图版34的解说中将其还原为Dhar-ma-mit-ra。考虑到文书4c中出现的D(a)rm-a-širi有可能与4b中的Darmašila（达摩实罗）为同一人，故而我建议读作“实”而非“密”。见松井太2011,146-148。弟子写矣。

[文书4c]TU-532(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21窟；茨默2013，185)

1 taypodu drm-a širi quluḍ-[lar](..)[…]

2 NYSWNK a¨ran-yadan orun-(t)a[…]

Taypodu,D(a)rm-a-širi，（我们）佛之奴仆[....]在NYSWNK阿兰若之地[...]

[文书4d]IB 6905(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5窟)②这一壁画原属德国收集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运往苏联，今藏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编号为VD-813。见Verluste,127；PTB,pl.332。

1 bir ygrminč ay bir yangïqa LYSWNK-kä ärtintimiz bükün altï yangïqa(..)十一月初一日，我们来到了LYSWNK；今天初六日[...]

很明显，从上引文书4a-4c表明：NYSWNK是拥有这些石窟题记的某个地点，应为柏孜克里克石窟的称谓。这说明ṄYSWNK aryadan qïsïl作为一个寺院谷地（见于文书4a。并参见下文文书4e）和NYSWNK a¨ran-yadan orun作为一个寺院的地方（见于文书4c）被习称。因此，我们可以将Nišüng作为一个地名比定为汉语之“宁戎（*nieng-ńźi̯ung，《古汉语字典》837a+1013d）”③茨默教授在前引文书4a和4b中NYSWNK误写作’YSWNK～NYST’，现在他也得出了同样结论，即应修正为NYSWNK= nišüng〈汉语宁戎。见松井太2011,142。，即“宁戎窟寺”。该寺名为唐代柏孜克里克石窟的汉语称谓④柳洪亮1986,58；百济康义1992,4。。在“回鹘字音”（用回鹘字母拼写的汉语）体系中，汉语“宁”作NY=ni(ne)⑤庄垣内正弘1987,30,54,130。，汉语“戎”对应于回鹘语之*žüng⑥庄垣内正弘1987,36-37,50；庄垣内正弘2003,61-62,94-95。需提请注意的是汉语绒锦在借入回鹘语后写作ZWYNKYM= žüngim～žünkim(〈*žüng-kim)：绒是戎的同音字。见森安孝夫1991,91=森安孝夫2004b,112-113。，10-12世纪的西回鹘时期文书写宁戎为NYZWNK=Nižüng(下述文书4g=上述文书2b；下述文书5a第7行)，但是在13-14世纪，外来/ž/音转化为回鹘固有的/š/音⑦吉田丰1994,320,309；吉田丰2000,6-7；ERDAL 2004,83；桥本贵子2004,32-33；吉田丰2009,58-59。另外，庄垣内正弘曾经表示过/ž/同化/š/，尽管他最近声称回鹘语Z¨,S,Š为汉语日母的起首，保持/ž/之读音。见庄垣内正弘1987,37；庄垣内正弘2003,61-62；SHŌGAITO 2011,8。。

根据文书4d，宁戎作为一个地名在题记中也被写如LYSWNK，因此LYSWNK确指柏孜克里克石窟无疑。这里，我们转写的LYSWNK，即对应Nišüng的变体Lišüng：如所周知的现象，外语地名词头N-音被回鹘语L-音所取代⑧例如粟特语*Nop-čik＞汉语纳职*nập-tśi^ək＞回鹘语Napčik＞*Lapčïq～*Lapčuq＞汉语腊竺～现代维吾尔语Lapčuq(＞汉语拉布楚喀)；粟特语*Nop＞藏语Nob～回鹘语Nop＞回鹘语Lop＞汉语罗卜/罗不。见森安孝夫1990,79-80；森安孝夫2008,20。参见安部健夫1955,550-551；哈密顿1958,140和伯希和2002,4-5。至于罗护(《古汉语字典》6a+784k,*lȃ-γuo)来自于纳库～纳呼。。

除了石窟题记外，我们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书中，也发现Nižüng＞Nišüng～Lišüng。

[文书4e]Ch/U 6245v(T III M 117)①全文见松井太2011,Text G。

1.qlïmdu aqam-qa šulaydu aqam-qa’äčim-kä bašlap’äv-ḍäki-

2.-lär-kä män buyan qulï nišüng qïsïl-tïn tälim tälim buyan

3.ayïḍtïm

致我的兄长Q(a)lïmdu，致我的兄长Šulaydu，致我的兄长和全家。我，Buyan-Qulï，由宁戎谷谨致诸多福德。

[文书4f]*U 9053②松井太2011,Text I。参见VOHD 13,22#575。

1.ča-γan yïl altïnč ay bir yangïqa

2.{(.)WY(.)WP}

3.lišüng-tä turup

4.namo budy-a nmo ṭarmy-a

在白色的年（即庚……年）六月初一日，在Lišüng停泊，南无佛，南无法……

[文书4g]K 7717(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见上引文书2b) 13.bayïq-tïn niž¨üngdäki örü tam ya(qasï)(..)[]

由Bayïq（支付）在Niž¨üng的Örü-Tam（田地）的租赁。

[文书4h]U 5288(T M 77,D 51)③松井太1998b,Text 4，这里将其中的lisung修正为lišüng。

13.lišüng vaxar-lïγ b(o)[rluq]

Lišüng寺的带有葡萄园

无疑，文书4e中的“宁戎谷”是指该谷中的修道寺院，有可能是柏孜克里克石窟。该石窟开凿在胜金河谷两岸的崖壁上。这件文书的正面是汉文佛经，背面为回鹘文，其中第4行以后的回鹘文是随意涂鸦之作。此外，在原件上未见折线痕迹。故而可定这应该是一个草稿，后来就被留在书写的原地——宁戎谷，抑或即今柏孜克里克石窟。

值得注意的是，文书4e的原始编号为T III M 117，这表明该文书是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时在木头沟获得。德国探险队所说的木头沟遗址包括柏孜克里克石窟（对应斯坦因所指柏孜克里克寺院遗址）和木头沟遗址。后者被斯坦因称作Ujan-Bulaq（乌江不拉克）遗址，位处柏孜克里克石窟北4公里处④西村洋子/北本朝展2010,224-240。。

文书4f显然是一位回鹘佛教徒回忆宁戎停留时而写①该文书不可能是法律文书的草稿，参见塞尔特卡亚2006b,198。回鹘语ča-γan〈蒙古语čaγan（白色）应该对应于汉语“庚”（天干第七位），参见松井太2011,169。。如上壁画题记（文书4a-4d）所示，回鹘佛教徒到石窟寺朝圣或苦行时，习惯在墙上和纸上记录下所感所想。因此，文书4f虽无原始编号以明出土地，但出自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可能性很大。

文书4g属于西回鹘国时期（参见文书2b），并且Niž¨üng显示汉语“宁戎”的古老音译形式②森安孝夫1991,85将其转写为’YZ¨WNK，后来修改为ṄYZ¨WNK（森安孝夫2004b,106），但是他没将其与宁戎联系起来。。但是，此处的Niž¨üng并不能立判为是柏孜克里克石窟，因为宁戎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名字（高昌国为县，唐西州为乡）。学界普遍认为，宁戎的政府所在地在今胜金口（Sänggim-Aghiz）③荒川正晴1986,68；荣新江1987,40。。文书4g中Niž¨üng涉及租借土地，文书2b中的横截（汉都）也都存在同样问题。以现在地理环境判断，柏孜克里克周围并无大量可供租借的耕地存在。

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判定“宁戎寺（Lišüngvaxar）”的所在地。今一般将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比定为唐代的宁戎窟寺，但无法排除其为今胜金口某佛教寺院的可能，胜金口附近现有佛寺遗址12座④参见勒柯克1913,Tafn.72,73；勒柯克1926,69-70&Taf.16。。我们在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中也发现了“宁[戎]寺”，该寺也可与我们的“宁戎寺（Lišüngvaxar）”勘同，尽管其位置尚不清楚⑤柳洪亮1997,123,363-365,471；乜小红2006,214-215。该文书《西州乘牛帖》的彩色图版见李肖、侯世新、张永兵：《吐鲁番出土文物精粹》，上海，2006年，第148页。。

简言之，Nižüng～Nišüng～Lišüng是“宁戎”，但如果无任何证据证明就是柏孜克里克，我们不得不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即今日胜金口。

五、Nampi～Lampi

在一件回鹘文的收养合同（圣彼得堡藏SI O/70＝SUK Ad01）第13行中出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地名，梅村坦释读Ambï balïq为“俺鼻城市”，比定为明代汉文文献中的俺鼻城儿⑥梅村坦1977,013。以前该地名被读作ordu～amti～yangi，但均与其字面不符。。他的解释被山田信夫和《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SUK）》采纳。但笔者仍存疑问：在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汉文文书中，与回鹘语Ambi、汉语“俺鼻”相似的地名均未出现。

回鹘文字母A和N是难以区分的，我建议将’’MPY=Ambï读如N’MPY=Nampï，这样就可以与高昌国和唐西州时期的南平（*ná.m-b’i̯wɒng，《古汉语字典》650a+825a）同定起来，在“回鹘字音”中我们发现了证据，其中汉文“南”对应于回鹘文字母N’M=nam，汉文“平”对应回鹘文字母PY=pi～pe⑦庄垣内正弘1987,138,130。参庄垣内正弘2003,131。回鹘文T’M=tam～dam与其他用回鹘字母拼写之汉语中的“南”对应。。第一个音节nam-可以将第二个音节-pi～-pe同化为pï，此亦可借由上述文书3d正面36行的Nampï-lïγ=N’MPY-LYX得到明证。此外，也可在下列文书中的Nampï-lïγ和Nampï-qa得到证明。

[文书5a]Ot.Ry.1696(京都龙谷大学)①羽田明/山田信夫1961,204&pl.19。这里有修正。

1.nampï-lγ taydu ačari·kimqoču toyïn·ala

2.küz ačari·qotao ačari·qontsi toyïn·T(.)[]MYŠ

3.sangun·bitkči tiräk·buyruq il igälä[]

4.bašlaγči[]KYNK·biz munta biš(t)oyïn kiši

5.bašlap il bodun balïk qapiγda suv sayï

6.sözläšür ärtmz yna bodun-nung(…)[mï]š

7.quanpu-uγ nižüng buyruq alïp tngri YW(….)

Nampï的Taydu阿阇梨、Kimqoču道人、Ala-Küz阿阇梨、Qotao阿阇梨、Qontsi道人、T(.)[…]myš将军、书记Tiräk、长官Il-igälä[…]、首领[……]，我们这些人和五位僧人就城门处的平地和水进行谈判。现在，宁戎长官(buyruq)向带着quanpu的人们做了[....]，圣洁的[.....]

该件文书的年代属于西回鹘时期（约10-12世纪）。此可由以下几点判断：（1）该文书的字体为半楷体；（2）第7行术语“官布（quanpu）”；（3）第3、7行的buyruq和第5行balïq中的q仍然保持长尾写法，第1行-l(ï)γ和第7行-uγ的γ用短尾写法②参见森安孝夫2004a,228。。

我们注意到，该文书第1行Nampï-l(ï)γ=N’MPY-LX③该词被羽田明和山田信夫读作imki(?)-lar，现在的修改是可信的。的第一个字母N与第1、2行ačari=’’Č’RY和第7行alïp=’’LYP的初始字母相比，前者具有一略微圆滑的弧度，后者呈锐角，这是较早时期的书写特点。

[文书5b]SI Uig 14(IOM RAS。参见USp 53.2,本引文有修订)

1.qoyn yïl säizinč ay yiti yngïqa

2.toqsïn-taqïyiti ilaγi baγ[ï?]

3.käpäz alγali barγuči yägänčük-

4.-kä turmïš-qa nampï-

5.-qa barγu iki at-ta

6.bačaq-a tarqan yṳz-intä

7.bolmïš taz bir at ulaγ

8.birip üč baqïr kümüš

9.qupčïr-qa tutzun

羊年八月初七日。因为Yägänčük和Turmïš去托克逊，从Yiti-ïlaγï-baγ[ï?]那里收缴棉花，他们要向Nampï缴两匹驿马；属于Bačaqa-Tarqan百戸的Bolmïš-Taz，应该交付（即出租）一匹马（使用两天），费用为3钱银子，换算于忽普楚儿（qupčïr）税吧！

文书5b是一件行政命令文书，记述了一匹驿马的忽普楚儿税和3钱（约12克）银子①参见松井太1998a，第35-38页。关于蒙元统治时期的忽普楚儿（qupčir）税收体系，参见松井太2005，第74-76页。。第9行的忽普楚儿（qupčïr，蒙古语）是一种人头税，由此推断该文书当属蒙元时期之物②克拉克1975a，151-152。现在，我打算撰文考订该文书中的羊年应为1259年。。

文书显示两位官员或驿马的使用者最终目的地为第2行的Toqsïn（即今托克逊），而第4行的南平是路过的中间城市，在南平，官员更换了驿马。文书5b是1898年以V.I.罗波洛夫斯基和D.A.克列门兹为首的俄国探险家在高昌故城获得，因此，Nampï应该位于高昌和托克逊之间。

高昌国与唐代（西州）的南平，故址即今吐鲁番市以南15公里、高昌故城以西26公里、托克逊以东48公里的Lampu遗址（汉语译为勒木丕、拉木拍，或让布工尚），即相符上件文书5b的Nampï。古代南平和现代Lampu的差异在于初始辅音N与L的不同，即用辅音L替换了辅音N③黄文弼1954,11,遗址示意图见于第16-17页之间。岑仲勉1962,723-724；嶋崎昌1977,133-134；王素2000,62-64。笔者无法遵从伯希和的观点，他将南平和无半都归于吐鲁番，见伯希和2002,92。至于无半，请见岑仲勉1962,724；嶋崎昌1977,133；王素2000,79-81。，这样的例子还有Nišüng＞Lišüng或Napčik＞Lapčuq.

值得注意的是回鹘语中也常出现Lampi一词，是为Nampi的变体。

[5c]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藏17号文书④文书由哈伦编订（HALÉN 1991,164），由森安孝夫做了部分修正（森安孝夫1998,19,n.2）。尽管我无缘亲睹原件，仍提出本人的修改意见：第1行[q]uḍluγ＜adlïγ；第6行[b](i)z üčä[gü](t)äng＜[]/z或a[]ning；第6行yi[tmiš]＜yi[]；第7行[qï]lmïš＜[]lmiš；第7行qu[ḍluγ]＜qu[]；第10行qavla(l)ïq＜yayin[]；第12行qay-a-nïng oq＜sanga äng uz。对文书10-13行北、南、西、北边界序列的复原，可参见松井太2006,44。

1.[yangï](q)-a[bizkä q]uḍluγ

2.[äšgäkči sïsïraqa]ini-lär-k[äy](u)nglaq-lïq

3.[kärgäk bolup q](y)-a-tïn il-tä yorïr yitmiš

4.[b](i)z üčä[gü](t)äng tüz ülüš-lüg

5.[]ng[]yïngaq tüz qavlal[ïq]

6.[sat]tïmz(bu)’äv-ning saḍïγï yi[tmiš]

7.[-n]i[bu bitig qï]lmïškün üzä biz äšgäkči qu[ḍluγ]

8.sïsïrüčägü bir ägsük-siz(t)ükäl s[ana]p[altïmïz man]

9.qy-a yim-ä tükäl sanap birdim bu’ä(v)[-ning sïčï-sï]

10.öngḍün y bu oq’äv-ning qavla(l)ïq[adïrar]

11.lampï-lïγ älgüz-ning qavla[lïq adïrar]

12.qay-a-nïng oq[’ä]v(ad)[ïrar]

13.äv adïrar bu t[ört sïčï-lïγ äv üzä ming yïl tümän]

14.kün-kä täginčä[qy-a ärklig bolzun]

15.(..)[]

（后缺）

[某年某月]初某日，我们弟兄三个Quḍluγ、[Äšgäkči、Sïsïr]因需要使用的[……],从[…]-Qaya[收到了]通行国内的70[…],将我们弟兄三个均等保有的……边一面菜园旁的房子卖给。该房子之卖价70[…]，签合同的那天，我们Äšgäkči、Quḍluγ、Sïsïr三个人，没有任何缺少，全部[收讫。我…]-Qaya也全部付清了。这个房子[的四至为]：东边临这个房子的菜园子，[南边]临Lampï出身Älgüz的菜园，[西边]临[…]-Qaya自己的房子，[北边]临……的房子。[有这个四至的房子],直到[千年万]天后，[归…-Qaya所有。………]

[文书5d]U 5288(参见上述文书4h)①松井太1998b,Text 4，有修订。

15.lampï töläk tämür[….]

16.ö(n)gdün älik bilä bir saba

17.araqï bilä birṣün

Lampï（的）Tökäk-Tämü……和（城）东的Älik，将共同交付1升(saba)酒。

[文书5e]U 5510②松井太1998b,Text 15，有修订。

14.[l]ampï angguy

15.[üč tämbin]ara[qï]saba-sï

16.bilä[….]üč tämbin araqï

17.[saba-sï bilä]lampï ögrünč

18.[üč tämbin]araqï saba-

19.[sï bilä birzü](n)

Lampï的Angguy[将交纳]3坛（tämbin）酒……[将交纳]3坛（tämbin）酒。Lampï的Ögrünč[将交纳]3坛（tämbin）酒。

文书5c第11行的Lampï-lïγ清楚地表明Lampi是一个地名，所以我订正我以前即将文书5d和5e中Lampï(～Lambï)作为人名看待的解释。若无后缀-lïγ，可视作人名（Töläk-Tämür、Angguy、Ögrünč）构成之一部分。回鹘语Nampï＞Lampï填补了古代汉语南平和现代维吾尔语Lampu在时间上的缺环③荣新江2007,35-36认为汉语柳婆(上古汉语*li^ôg-b’wâ～中古汉语*li^cmu-b’uâ，《古汉语字典》1114l+25q（对应于今地勒木丕，为胡语音译，在高昌国时代被称作南平，也可能会在吐鲁番民间继续使用下去。然而，言胡语地名为现代地名勒木丕的直接起源似乎不太可能。从语音相似性来看，我们有一定把握言今地Lampu直接来源于回鹘语Lampi（＜Nampi＜南平）。。

六、Yimši(~Yemši)

吐鲁番出土的汉文文书中“盐城”被认为是现在的Yemši（＞汉语雅木什～也木什），位于交河故城以南数公里处，或者吐鲁番市区西南约11公里处①岑仲勉1962,720；嶋崎昌1977，134；王素2000，78-79。。这是基于盐城（*i^äm-źi^äng，《古汉语字典》609n+818e）和Yemši之间语音相似性的判断，现在我们参考“回鹘字音”来重构回鹘语YYMŠY=yimši～yemši和汉语盐城的对应关系②用回鹘字母拼写的汉语閻(*i^äm,《古汉语字典》672m)是鹽的同音字，写作YYM=yim(yem)，成(*źi^äng,《古汉语字典》818a)是城的同音字，写作ŠY=ši(še)。见庄垣内正弘2003，131，135。又见庄垣内正弘1987,19,n.5，其中建议将回鹘语*KY-ŠY= *ki-ši复原为汉语京城。。

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回鹘语文书中YYMSY=Yimši是一个地名。该文书第21行的ṭaruγa(＜Mong.daruγa)表明其为蒙古时期的文书。

[文书6a]Ch/U 8175(T II 742。参见VOHD 13,21#202)

23 tört ot[uz-qa….]

24 ilči-kä yimši-kä barγu üč[at-ta]

25 qodiγ-a bir sävig bir iš(täm)[ür bir]

26 at alti otuz-qa sombuz ilči-(k)[ä]

27 yimši-kä barγu üč at-taT[....]

28 bir altmiš bir sävinč toyin[bir at]

［某月］二十四日，为使臣某某去Yimši准备了三匹马，Qodïγa[交了]一匹[马],Sävig[交了]一匹，İš-Tämür[交了]一匹马。二十六日，为使者Sombuz去Yimši准备了三匹马，T[….][交了]一匹[马]，Altmïš[交了]一匹，Sävinč-toyïn[交了一匹马]。

看起来，该文书是一件记载当地回鹘人为官府交纳驿马的账簿。作为驿马所去之目的地，该文书第2、4、8-9、16行也记载了高昌的这一地名。

结语

本文研究的结论，见于下表的1-6，此外，我们还有如下的研究结论：

首先，汉语地名在演变为回鹘语地名时，有所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回鹘字音”的一个平行系统：宁戎＞Nižüng＞Nišüng～Lišüng，南平＞Nampï～Lampï，盐城＞Yimši(～Yemši)，以及著名的地名如Qočo(＜高昌)和Tïyoq（＜丁谷）。另一方面，另一个系统保持汉语发音比前一个系统的更古老，如柳中（上古汉语*li̯ôg-ti̯ông)＞回鹘语Lükčüng，横截＞Qongḍsïr和蒲昌＞Pučang①在用回鹘字母拼写的汉语中，横被写作XW=qo，昌被写作ČW=čo。见庄垣内正弘2003,92-93,135；庄垣内正弘1987,51, 128。。前一系统的特征是鼻音脱落，后一系统则保持鼻音。

一般认为，“回鹘字音”体系的建立是在10世纪末回鹘人接受汉传佛教并在河西方言的强烈影响下产生的。作为“回鹘字音”之直接来源，高田时雄提出了汉语的吐鲁番方言，而吉田丰则认为10世纪西回鹘王国和敦煌之间佛教徒的密切往来，从而在敦煌方言的基础上产生了用回鹘字母拼写的汉语②高田时雄1985,137；高田时雄1990,337-338；高田时雄2004,339；吉田丰1994,esp.311-310；吉田丰2004,15-18。。

无论何种情况，回鹘语地名翻译的前一个系统揭示了西回鹘国时期吐鲁番盆地的语言情况。回鹘人在吐鲁番统治的开始时期，由于官方的需要，必须借用汉语地名。事实上，回鹘语地名主要来自平行系统的用回鹘文书写之汉语，特别是在K 7717(=文书2b和4g)文书中的Nižüng和Qočo，可以充分表明，在西回鹘王国早期，“回鹘字音”或者河西方言的特征对吐鲁番汉语方言有影响。

表1-6

另一方面，不清楚的是后者的借用系统何以未遵循“回鹘字音”规则，而是保持了古汉语的特征，如Lükčüng（柳中）、Pučang（蒲昌）和Qongḍsïr（横截）。如果它们直接借自汉语，我们或许应该考虑，这些城市或村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使他们在早期回鹘社会中已经知名并被固定下来，这些地名比“回鹘字音”要早，或许要早到9世纪中叶回鹘由漠北西迁以前。柳中（Lükčüng）是吐鲁番盆地最大的城市之一，蒲昌（Pučang）是唐代通往天山北部游牧民族的一个军事重镇①编定于982年的《世界境域志（Ḥudūd al-‘ālam）》提到(.)Ḥ(.)K-art曾经为高昌回鹘的领土，参见米诺斯基1970,95。如果哈密顿1958,139的解读正确，怎么*PČNK=Pičang即可推定为蒲昌，意味着地名蒲昌甚至已为穆斯林世界所知晓，尽管哈密顿本人并没有确认这一点。。尽管横截（Qongḍsïr）尚不能确切地辨明其位置。

同时，我们需要随时考虑诸如粟特语或吐火罗语等媒介语借用汉语地名然后又转化为回鹘语地名的可能性。媒介语可能已根据汉语自身的发音系统（近似于河西方言或“回鹘字音”）进行改变，或者继续保持回鹘语所采用的汉语古读音。

除了借用过程中的问题，古回鹘语地名研究普遍加强古今地名之间的认同：现在我们可以确定，许多汉语地名被转录于古回鹘语中，进而演变为现代维吾尔语。易言之，对吐鲁番居民利用城市或村庄的居住空间，古往今来，从高昌王国（4–7世纪）和唐朝（7-9世纪），经由西回鹘国（9-12世纪）和蒙古时代（13-14世纪），直到现代。这应该是在吐鲁番盆地干旱环境限制了当地人特定居住区域的结果。

译按：本文原以英文刊于《智慧之书——劳特六十大寿纪念文集（Kutadgu Nom Bitig.Festschrift für JENS PETER LAUT zum 60.Geburtstag）》，威斯巴登，2015年，第275～303页。松井太，1969年生，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副教授，主要从事回鹘文研究。本文的翻译曾得到作者的允准，而且还审阅了全文并修正，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缩写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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