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维权”加剧社会焦虑

支振锋

悲剧总是很突然。一个到健身房锻炼的年轻姑娘，上跑步机仅两分钟后猝死；据说身体不错的中年男子为赢取优惠券，参加商家跳绳活动时突然倒下；精神病人上错公交后失踪，后被发现死在一座废弃工地。这些悲剧触动人心，随之而来的巨额“索赔”或追责，在信息时代传媒的放大效应下，更是成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争议事件。

好端端的家人没了，遗属在悲伤之余，弄明白死因，找到“责任者”，讨个说法，依法索赔，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公民愿意为权利而斗争，本身就是现代法治得以良好运转的必要社会条件。

但正如“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变成了谬误”，过度的“维权”很可能演变为纠缠胡闹，非理性的诉讼很可能变成“滥讼”，没有根据的天价“索赔”也会引起舆论的反弹而得不偿失。这不仅导致宝贵司法资源的浪费，还使得全社会因过度索赔而“过度自保”，甚至陷入人人自危。结果是，维系社会运转的社会信任遭到伤害，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法治共识受到侵蚀，真正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转型期本就相当敏感的社会心理受到冲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社会焦虑感更加剧烈。

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在承受过度“维权”滥讼的恶果。由于担心家长“维权”，有的中小学已经尽可能减少体育课、集体出游与课外活动。结果在今年征兵体检中，体检“不合格率”高得惊人，某地级市征兵体检淘汰率竟然高达56.9%。为了促进突发心脏病急救工作，国家和一些企业在地铁站、公园等公共场所配备傻瓜式“自动体外除颤仪”等心肺功能复苏机，但却遭到不少单位拒绝，因为哪怕用除颤仪将人救活了，也很可能因为采取了电击方式而面临巨额索赔。在社会转型期，“转型中国”也是“忙碌中国”，节奏快、压力大，过度竞争，人世沉浮，部分群体本就存在心理焦虑。而过度“维权”滥讼显然使得社会焦虑感百上加斤。

在法治社会，只要有合法的诉因，法院不会、也不能因索赔额度过高而拒绝受理。无论索赔额度高低，法院都应依照法律确定是否侵权，依法分配责任，裁决是否赔偿以及具体数额，杜绝通过诉讼来牟利和碰瓷的可能。

但在社会转型期，法院也不能被动地充当法律的“自动售货机”，而应以高度的主观能动性，严格依照法律的准绳，准确体察时代的脉动，以符合法治精神的高质量判决，来呼应时代需求和主流价值观，从而在定纷止争的同时，发挥法律对社会的引领功能。转型国家可能给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何尝不也蕴育着产生伟大判决和伟大法官的契机呢？▲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