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方法研究的三重进路

吴育林+赵悦彤

摘 要：实践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近年来对实践教育方法的研究呈现为三重进路，即由经验总结到系统整合的定性研究进路，体现为从经验性、形式性界定向过程性、目的性界定的转向；由纵深发展到横向拓展的合理性研究进路，体现为从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与支撑向积极借鉴国外实践教育理论方法的扩展；由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的应用性研究进路，体现为注重效用、扩展领域、创新机制、搭建基地四个向度。三重进路体现出当前实践教育方法研究的热点与重点，为实践教育方法延展奠定了系统化、科学化与精细化的发展动向。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方法；三重进路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3.026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3-0136-05

实践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中重要一维。自教育部思政司提出“深入推进实践育人工作”以来，实践教育方法的地位不断提升，2015年启动实施的“高校实践育人共同体建设计划”将实践教育方法引入具体的应用性研究层次，实践教育方法更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从学术史视角回溯总结实践教育方法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特点，有助于把脉实践教育方法提升发展的努力方向，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理论基础，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由经验总结到系统整合的定性研究进路

早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研究较为分散，隐见于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中。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设立，需要从理论层次探讨系统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1985年王玄武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出版，开启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学术研究进程。书中，王玄武教授明确将实践教育方法确定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为以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以20世纪末为时间分界，从定性维度来审视实践教育方法理论研究的规律性特点，可以将其归结为由经验总结向系统整合的发展进路。经验总结是指实践教育方法以具体实践活动为出发点，在总结反思活动经验中获得理论知识，并在实际操作中逐步从一般实践教育方法中区分出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方法内涵的研究方式，包含实践教育方法的经验性界定和形式性界定两种倾向。系统整合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某种统一的研究范式对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方法的概念进行界定，包含侧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育人目标的目的性界定和侧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规律的程式性界定两种倾向。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至世纪末的二十年左右的經验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侧重个案的经验分析与总结，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开始由与一般的社会实践活动等同到二者的逐步分离。就第一点而言，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思想政治工作中产生的具体方法以及艺术技巧，形成了诸多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案例解析、工作艺术方法汇编类的著作，这些著作多为对工作经验的简单收集和整理，缺乏方法论高度的理论层次。1988年邱伟光发表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概论》论及了实践锻炼法，认为该方法“是组织引导人们积极参加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使他们在实践中接受锻炼和教育的方法。”[1]，1991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思政司出版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一书中，将实践锻炼法界定为“通过参加、访问、社会调查和义务劳动等社会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的方法。这种方法丰富具体、生动活泼，可以使群众从大量的感性认识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好方法。”[2]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实践教育方法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中的一项具体方法被提及，因此它基本上是经验性意义的，表现为从具体的实践活动出发论述实践活动在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教育者的主导地位，注重具体实践活动的总结与反思并从中获得知识性经验。在邱伟光的著作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与一般的社会实践活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基本上是从一般认识论视角来解读实践方法论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意义，而在国家教委思政司编写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实践锻炼法的定义虽总体上仍属于经验性层次的界定，但这一定义已初步表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开始与一般的社会实践活动相区别的倾向。1992年陈秉公所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对实践教育方法做出了形式性界定，书中指出实践教育方法的具体形式包括“组织参观访问和社会调查活动”、“开展有教育意义的社会公益劳动”、“开展向社会学习活动”、“开展文明街道、文明单位、文明教室、文明寝室、文明家庭等活动”、“开展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丰富人们的生活，陶冶人的思想情操”[3]，强调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的特殊性。

20世纪末至新世纪初，实践教育方法的界定更为强调受教育者的中心地位，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人思想品德形成过程规律，形成了侧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规律的程式性界定和侧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育人目标的目的性界定，实践教育方法的定性研究由早期零散的经验总结式向借鉴系统学理论进行整合式研究的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方法从一般的实践教育中分化出来，其概念界定上更为强调“思想政治性”。1999年郑永廷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一书中首先按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理路对实践教育方法做出界定，他将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具体包括思想信息的获取与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评估与提高三个主要步骤，其中，实践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基本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组织、引导人们积极参加多种实践活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的方法，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方法”[4]。该定义特别强调受教育者在一定的指引下积极在实践活动中内化教育信息以获得理论知识、提升精神境界，并在实践中完成知识的外化、检验认识真理性的这一系列动态程式，它为后来实践教育方法的界定奠定了基调。2016年郑永廷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又对实践教育方法的内涵加以补充，主要在于强调实践教育方法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系统的基础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实践化、大众化的动向。2010年陈华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从目的性角度对实践教育方法进行界定，指出“实践教育法又称为实践锻炼法，是组织、引导教育对象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提高其思想认识，培养优良品德和良好习惯的教育方法。它与理论灌输相对应，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的实施方法之一，其实质是帮助教育对象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达到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目的。”[5]这一界定强调实践教育方法的组织性计划性和目的性，说明实践教育方法要通过参观考察、劳动锻炼和社会服务培养教育对象的优良品德和良好习惯，并帮助教育对象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达到改造主观世界的目的，从而丰富了实践教育方法的内涵。

综上，对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方法的定性研究虽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以下三点：首先，实践教育方法以一定的教育目标为指导，体现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其次，实践教育方法以一定的活动为载体，尊重受教育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最后，实践教育方法以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养和培育良好行为习惯为目标，重视教育者与受教育之间的交往互动。

二、由纵深发展到横向拓展的合理性研究进路

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实践教育方法的探究呈现出科学化发展趋向，表现在实践教育方法的合理性研究及其理论渊源等问题受到了学界的重视。同时，实践教育方法的研究也更为注重借鉴国外实践教育理论方法的优秀成果，使实践教育方法的研究呈现出横向扩展的特点。

实践教育方法的合理性问题与实践方法的理论渊源问题具有很强的问题相关性。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厘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的理论指导所在的内接点和逻辑脉络，才能澄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的合理性基质，并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研究的纵深发展。这是实践教育方法研究的重要趋向。

具体来说，纵深发展研究有两种线索走向：其一，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宏观指导。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础，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性、能动性的活动，既体现着客观世界变化的内在规律也反映着主体的能动的活动规律，同时还表征着实践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内嵌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所以，实践教育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着内在的契合。从科学实践观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来看，科学的实践观“‘缝合了‘社会哲学本体论和‘人学本体论范式的缺陷”[6]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范式发展的新取向。实践教育方法是沟通理论与现实的桥梁，是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践经验升化为理论知识的重要环节，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对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方法的思想理论指导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和应然性。其二，实践教育方法在贯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不断发展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方法理论思想。民主革命时期，针对党内的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提出要贯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7]的思想认识路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践观，着重强调了实践的评价功能，将实践作为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基础和标准。进入新世纪后，胡锦涛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强调理论灌输也要创新实践教育的方式和途径，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方法的原则、目标、内容、形式等做了全面部署。2012年颁布《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实践育人机制走向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强调要“将实践教学作为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丰富实践育人有效载体，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科技发明和勤工助学等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学生对书本知识的认识”[8]。实践教育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一以贯之的理论方法，是当前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的工作重点之一，实践教育方法在中国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支撑。

紧随着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国际化也推动着方法论研究在与东西方的比较中展开横向的理论探寻。这一比较视域下的方法论研究成果丰富，如艾政文探索了韩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中国借鑒，李海红指出澳大利亚的思想教育是隐含在大量的具体日常社会服务中而完成的，[9]冯益谦则对中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总之，这一视域要求实践教育方法转变传统理论灌输模式的强制性特征而增强实践性和生活化，并在继承的基础上寻求国外实践教育理论方法的优秀成果以为借鉴。目前对思想政治教育视域内的国外实践教育方法研究可分为宏观的社会核心价值教育与微观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层面。在社会核心价值教育上，刘正峰将社会核心价值的实践教育二分为实践认知教育和实践养成教育，提出：“核心价值显性课程实践认知教育、核心价值实践养成显性课程、核心价值实践养成隐性课程（即专业实践）、法德两国大学的校园民主政治实践养成正式文化活动、日本大学的校园环境卫生实践养成非正式文化活动、美国大学的校外社会责任实践养成非正式文化活动等是国外大学富有特色的并值得借鉴的核心价值实践教育途径。”[10]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上，当前关于国外大学的实践教育模式研究可归纳为“课堂—认识”实践和“课外—操作”实践两大方面，具体包括课堂教学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心理咨询模式、志愿服务研究以及多方联动式实践等。

三、由理论探讨到实际操作的应用性研究进路

思想上认识到实践在人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一方面，但如何真正有效地将这种思想理念付诸实施需要不断地探索和试验。立足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跨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方法的研究和探索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伴而进，至今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强调注重实践教育方法实际效用、扩展实践教育方法作用领域、创新实践教育方法运行机制、搭建实践教育方法实施基地四个方面。

注重实践教育方法实际效用。第一，在教育目标研究上，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以提高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养为目标定位，实际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忽视，由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学生自律意识，提高自我管理水平，从根本上提升学生自觉坚定理想信念、驾驭外部世界的能力”[11]的工作宗旨。第二，在教育对象研究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纳入实践教育方法视域的对象同样具有复杂性，按教育对象受教育程度可以分为高校实践教育方法研究和中学实践教育方法研究；按照学科性质的标准分类，则形成了针对文史类学生和针对理工科类学生的实践教育方法。此外实践教育方法对象研究还包括对特定群体的研究，例如国防生、高职院校学生以及学生社团的实践教育方法研究等。这些研究反映出共同的逻辑是受教育者中心转向，即实践教育方法结合教育者的指导和受教者主体性的发挥，促使受教育者更多地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第三，在教育内容研究上，因实践教育方法的内容难以表达教育目标而使实践教育方法陷入形式主义范式是传统实践教育方法运行的根本弊端，对此，当前实践教育方法内容创新更加注重引导受教育者自己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由此也引出关于实践教育方法评价机制的创新研究，推动评价标准更为注重内化效果，使考评方式走向多样化。

扩展实践教育方法作用空间。近年关于实践教育方法作用空间的研究发生了下述三个转向。第一，“大”课堂空间转向。实践教育方法与理论教育方法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所交叉的，这一特点使得实践教育方法向“大”课堂空间拓展成为可能。这一转向指实践教育方法要结合校园实践活动以及校外社会实践活动，以增强实践教育方法的辐射范围。第二，生活空间转向。长期以来对实践教育方法的宣传造势虽引发了广泛关注，但由此也使得对实践教育方法这一形式的关注高于对其内容和具体操作的关注，造成仅从宏观层面推动和督导实践教育方法，而忽视了受教育者的内在需求，这一弊端促使研究将焦点对准实践教育方法发挥作用的生活空间。第三，虚拟空间转向。科学技术的发展使虚拟空间日益成为人类开展实践活动的重要场域，实践教育方法也积极向虚拟空间拓展。虚拟实践平台搭建的着力点之一在于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如虚拟现实（VR，Virtual Reality）系统创设高度仿真的虚拟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教育方法由于对技术条件要求较高，现有研究并不多见，但VR技术的发展也必将引起实践教育方法的新变革；着力点之二在于以网络为实践教育活动载体，在网络中进行普遍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徐建军将结合网络新媒体的实践称之为“第三课堂”，并从信息对接、活动形式、人员分工、通讯工具以情感效能五個方面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方法做出初步分析。[12]

创新实践教育方法运行机制。实践教育方法注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确立以及主客体互动模式的开发。在其运行机制创新研究中，一方面沿着理论建构路径，不断反思实践教育方法的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实践育人机制体制，推动实践教育方法路径选择的合理化。具体来说，在教育教学模式研究上，杨增岽从四个方面规划了强化实践教育教学的科学系统的方法，[13]王春英认为“转变教学理念和完善实践操作规”是实践教学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14]在创新实践育人机制体制上，王忠指出要从引领型实践育人机制、教学型实践育人机制、服务型实践育人机制、自治型实践育人机制四个方面入手，推动建立全方位、立体化、动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型运行机制。[15]在路径选择上，吴春莺、倪宪章提出实践教学要遵循系统性、多样性、支撑性、可操作性的原则开展教育活动。[16]另一方面，为回应传统实践教育对人能动性的忽视，实践教育方法运行机制建设在遵循人思想政治素质形成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贯彻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目标导向，着力推进实践教育方法运行机制建设的科学化。骆郁廷沿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将实践育人活动分为社会实践的观察教育、社会实践的参与教育、社会实践的磨砺教育。[17]

搭建实践教育方法实施基地。培育实践教育基地应以满足受教育者需要为导向，坚持共享共建的模式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在遵循一定的宏观指导的基础上，创建各类实践教育基地，为实践教育方法提供具体案例，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育基地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两种思路。第一，“校本”式基地建设。实践教育方法要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以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对象等为依托，进行有针对性地建构校园实践教育平台的尝试。如华南理工大学以“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为契机，在“行业指导、校企合作、分类实施、形式多样”的原则的指导下，实施了“创立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机制”、“建设高水平工程教育师资队伍”、“大力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形式”等重要举措，推动了实践教育教学的纵深发展。第二，“校园+”式基地建设，主要表现为“校园+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以及“校园+企业”实践基地建设。“校园+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如东华大学将经济帮扶与实践育人相结合，在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帮助的同时引导受资助的学生在校园内开展“学雷锋·公益行”等活动，并在社会上创立阳光服务基地，形成了“知识服务社区”、“关注弱势群体”、“阳光安老助学”等特色品牌。“校园+企业”实践基地建设，目前这种校企合作模式的实践教育平台搭建更多以就业型人才培养为价值目标，其思路大致包括学校与企业联合制定培养目标与计划、学校与企业分工合作，共同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考评体系，对学生的实践活动作出反馈与调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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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春莺，倪宪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路径选择原则[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5）：71-73.

[17] 骆郁廷，史姗姗.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育人的德育思想及其现实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136-145.

[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