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述评与展望*

董 霞，高 燕，马建峰

(1.兰州文理学院 旅游学院，兰州 730000；2.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厦门 361005)

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述评与展望*

董 霞1，高 燕1，马建峰2

(1.兰州文理学院 旅游学院，兰州 730000；2.厦门大学 管理学院，厦门 361005)

旅游“真实性”不仅与游客出行动机、体验质量等息息相关，更与目的地文化变迁、资源保护、社会结构变化等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此对于旅游“真实性”的研究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进行系统分类整理，首先对“真实性”与旅游“真实性”进行概述，然后从旅游“真实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指出现有的不足之处，并进一步展望了旅游“真实性”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国内此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旅游“真实性”；评价指标体系；文化资源保护；旅游规划开发；社会结构

引言

学术界普遍认为，旅游“真实性”研究初露端倪于1961年，其标志便是Boorstin的著作《镜像：美国伪事件导览》一书的出版[1]。在书中，Boorstin指出旅游业向游客提供的产品是“虚假的”，旅游活动因此被贴上“伪事件”的标签。此后的1973年，MacCannell将“真实性”引入到游客出行动机与旅游体验等多个方面的研究，并提出“舞台化的真实性”理论[2]。在1976年出版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中对其进行详细阐述，随之便引起学术界关于旅游“真实性”的热议[3]。从此，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便正式拉开序幕而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虽然，Boorstin(1961)与MacCannell(1973，1976)在游客真实性体验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对“真实性是旅游客体固有的一种特性，可采用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进行衡量”表现得极为一致[1]。与此不同，Eco(1986)与Ritzer&Liskas(1997)认为，对于后现代主义游客而言，现代技术的应用能够达到“仿真”或“以假乱真”的程度，而且这些游客所追求的往往是“超真实(hyper reality)”，对于旅游客体的真实性与否则毫不在意[4][5]。进而，有学者提出了比较折中的观点，认为真实性包含了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如Bruner(1994)则认为，游客追求的是“象征意义的真实性”，也只有旅游客体被投射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才能被游客感知到、体验到，因此不同类型的游客对于同一旅游客体感知到的真实性会存在较大差异[6]。更加彻底地，Wang(1999)立足哲学层面，完全摒弃旅游客体，认为游客苦苦追寻的仅是自身的主观感受、主观体验，而与客观事物的真实性与否毫无关系[7]。这四种典型的观点被后来的学者归纳为“客观主义真实性”“后现代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和“存在主义真实性”[7]。这种清晰的分类体系促进了旅游真实性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也为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提供良好的参考框架。

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虽起步较晚，但经过近些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重要进展。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从理论研究(如旅游真实性理论深化与发展及评价指标体系开发)，实践应用(如旅游真实性与文化资源保护、旅游真实性与旅游规划、开发及旅游真实性与旅游产品开发)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发掘已有研究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未来研究方向，为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提供参考。

一、“真实性”与旅游“真实性”

(一)“真实性”

“真实性”(Authenticity)一词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是从希腊语“Authents”演化而来[1]。“Authenticity”在词典中的中文含义是“真实性”“可靠性”及“确实性”，英文含义是“A quality of being authentic”，而“Authentic”的英文解释为“Known to be true or genuine，trustworthy or reliable”，即“真实的”“真正的”“可信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真实性”既强调公认的客观层面的评价标准，也包含主观层面的认知。

“真实性”概念最早出现在《威尼斯宪章》(Venice Charter，1964)中，之后在欧洲社会逐步得到广泛认可，在当时主要适用于欧洲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修复[8]。因此随后的“真实性”概念的扩展及“真实性”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展开，“真实性”的表述也大多见于这方面的文件或文献。对“真实性”进行明确界定最早出现在1977年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行动指南》，比较详细的解释则见于1994年的《奈良文件》(Nara Document，1994)中[1]。《奈良文件》第13款明确指出，想要多方位地评价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其先决条件是认识和理解遗产产生之初及其随后形成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意义和信息来源。“真实性”包括，遗产的形式与设计，材料与实质，利用与作用，传统与技术，位置与环境，精神与感受等。有关“真实性”详实信息的获得和利用，需充分了解某项具体文化遗产独特的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层面的价值。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保持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都包含着特定的形式和手段，它们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构成了某项遗产”。

(二)旅游“真实性”

旅游“真实性”的研究始于MacCannell(1973)提出的“舞台真实性”(Staged Authenticity)理论[1]。在社会戏剧论者Golfman(1959)提出的“前—后台”二分法基础之上[9]，MacCannell(1973)将“真实性”概念引入到旅游动机、旅游体验研究中，认为现代旅游开发过程中，东道主将他们的文化当作商品展示给游客，从而导致目的地社会生活真实性的舞台化[2]。通过“前台”“后台”的有效区隔，虽然能够保护目的地“脆弱”的文化生态和满足游客“求异”“求新”的旅游需求，但是，这种“前台”式的舞台化阻碍了游客对目的地真实性的体验。游客到达“后台”，体验真实性和他者真实生活的目标难以实现。

MacCannell(1973)的“舞台真实性”理论打开了旅游“真实性”研究的先河，促使旅游“真实性”成为近几十年以来旅游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后续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并被归纳为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后现代主义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四个最具代表性研究类别[7]。

客观主义真实性从旅游客体层面，认为真实性是旅游客体自身固有的一种特性，可采用一个绝对的评价标准进行衡量，衡量标准便是博物馆情境下的对旅游客体真实性的判断[2][10]。后现代主义真实性同样从旅游客体层面出发，指出后现代游客更加追求享受及娱乐所带来的快感，强调独特性、唯一性、排他性，追求超真实(hyper reality)成为出行的主要目的，而对于真与假则毫不在意[5]。后现代主义真实性代表了一种比客观主义真实性更加激进的观点。建构主义真实性在审视旅游客体的同时，更加注重旅游主体的观念意识，强调真实性是游客自身观念、信念、偏好等对参观对象的投射，在参观文化事物时更是如此。建构主义者寻求的真实性不再是静止的、固定的客观真实性，而是一种相对的、动态变化的符号或象征意义的真实，是社会建构的结果[11]。旅游企业可以根据游客的期望、偏好、想象等来对旅游吸引物进行构建和组织相关活动，来达到真实性的目的[6]。更加深入地，Wang(1999)从存在主义的哲学层面出发提出存在主义真实性，认为存在主义真实性是游客主观性的真实性体验，强调主体自身的感觉，与旅游客体的真实性与否无必然联系[7]。对存在主义旅游者而言，旅游是一个表现自我、塑造自我、寻求自我本真的机会。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图1 旅游真实性类型对比

基于不同的研究层面，四种不同的真实性类型对旅游真实性进行多方位的解读，这为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提供十分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框架。近些年以来，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在理论深化、发展及实践应用方面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因此，通过对近些年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进行系统回顾，认真梳理，厘清整体的研究脉络，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这对于国内旅游真实性理论的深入发展与实践方面的有效指导便显得十分有意义。

二、旅游“真实性”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对真实性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国外已有理论的借鉴与完善。具有代表性的，如Wang(1999)厘清了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与后现代主义真实性的内涵[7]，并相应提出存在主义真实性，这种清晰的分类框架为国内真实性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文献回顾发现，国内真实性理论研究可以分为真实性理论的深化与发展，真实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开发两个方面。

(一)“真实性”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学者们主要从主体(如游客，当地居民及二者综合视角)、客体(旅游吸引物)及其他学科视角(遗产学，数学)对真实性内涵、特征进行研究。游客作为旅游业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其真实性体验质量直接关系到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真实性便与旅游体验紧密相联，所以从游客角度对真实性进行探究便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如，于岚(2003)认为文化旅游真实性研究的重点应在于游客真实性体验而非本体意义的真实性[12]。

然而，由于当地居民对于族群文化、自身身份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主—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文化的、经济的)等多种因素，使得目的地居民难以将真实的文化进行展示，从目的地居民文化观念、身份认同等角度出发则更能够探明真实性的本质特征。游客(民族文化旅游尤其如此)往往对目的地持有建立于感官体验的、保守的地方感，对真实性的理解与前现代、原始、贫穷有关。目的地居民一方面创造舞台化的真实性以供游客审视、消费，另一方面也批判游客将地方真实性与原始、贫穷、落后等负面形象相联系。魏雷等(2015)认为，目的地居民在地方变化的过程中对自我身份进行不断反思，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不断调适[13]，他们所理解的真实性是依附于自身族群身份之上的文化实践与地方实践，是一种动态的、进步的文化与地方观点。

进一步地，彭兆荣(2004)强调，由于旅游活动是交互的、动态的、复杂的，因此，基于主—客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出发代表了一种综合性更强的观点[14]。并认为，若要深入地理解真实性内涵，需立足于游客、目的地居民及其二者所建立的动态关系三个层面对旅游活动进行分析，从整体与局部对真实性进行探究。从游客视角到居民视角，再到游客、居民协同视角，这种层层递进、综合性更强的研究方式大大促进了对于真实性的理解。使得学者们认识到真实性不仅仅与游客体验有关，其与目的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族群归属有更紧密的联系。

李旭东和张金岭(2005)对国外真实性研究进行总结，指出“真实性”这一概念体系在西方学界主要经历了4次转变：客观主义的真实性—建构主义的真实性—后现代主义的“超真实”—存在主义的本真性[15]，这与Wang(1999)提出的观点极为相似。作者认为，真实性应是我者与他者、这里与那里、现在与过去、熟悉与陌生、变化与静止、破碎与完整、世俗与神圣等二元概念的逻辑辩证。这种形而上的诠释虽加深了对于真实性概念的理解，对于具体的实践操作却极不便利。与此相对，陈岗(2012)借鉴罗兰·巴特提出的语言符号的双层表意结构，指出不同形式的能指和所指共同构成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系统，并将不同类型的旅游吸引物归纳为“主题文本”真实性、“文化附会”真实性、“行为模式”真实性、“享乐主义”真实性、“客观主义”真实性及“主客一体”真实性六个主要类别[16]，大大拓展了真实性的概念范畴。

再如，陈享尔和蔡建明(2012)基于数学集合思想，构建文化遗产旅游过程中的主体真实性与客体真实性之间的集合式关系，认为二者之间的集合式关系存在相离、相交、客体真实包含主体真实、重合及主体真实包含客体真实五种类型[17]。并以故宫为例，证实了运用数学集合式思想的合理性。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真实性的概念内涵，同时也在真实性与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之间建立联系，为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提供理论支持。张朝枝(2008)从旅游和遗产保护两个视角比较了这两个领域对“原真性”的不同理解，并认为“原真性”是一个动态、多元和复杂的问题。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强调客体本身衡量标准，讨论建构公认的遗产保护标准体系与技术指标，而旅游研究则强调主体的实地体验，讨论主体对客体“真”“假”的辨别及其体验效果[18]。旅游与遗产保护是一个互动演进与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中要从互动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原真性。从其他学科角度切入代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理清真实性的概念特征，增强对真实性本质的理解，这为真实性指标体系开发与实践层面的应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化，国内学者对不同的真实性有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结合国内旅游发展的新趋势提出了新的观点。如杨振之和胡海霞(2011)在事实的、认识的、信念的三个层面来考察“真实性”，从逻辑层面构建了从客观真实性、相对真实性到绝对真实性的概念体系[19]。作者认为只有在信仰的层面上，才会有绝对的真实性，而对客观真实性和相对真实性的讨论，在本质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又如，赵红梅和董培海(2012)提出了与此类似的观点，指出当学者放弃对“客观真实性”的无谓抽象，而留意到主体体验的真实性时，则是真实性研究的转折点[20]，缺乏人类主体的参与，客体的真实性便毫无意义。

(二)“真实性”评价指标体系开发

真实性感知质量与游客真实性体验质量及游客满意度、忠诚度息息相关[17]。识别出影响真实性感知的各种要素，能够指导目的地旅游经营者开发出与之相适应的产品，进而实施有效的产品整合与市场推广，这也为目的地文化资源的精准式的保护与重点开发奠定理论基础。与真实性理论研究视角类似，学者们主要从游客/居民感知角度与客观化的评价标准两个方面对指标体系进行开发。对前者而言，识别影响游客真实性体验、真实性感知的因素的研究方法占据主流。但是，随着“真实性是动态的、复杂的、交互的”这种观点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18]，一种兼顾游客体验与居民身份认同的游客&居民二元视角的指标开发模式正逐步变得更具影响力。

1. 游客/当地居民感知视角

游客是目的地真实性最重要的感受者，“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促使游客迫切希望看到与日常生活迥然不同的异地文化风情[2][3]。目的地居民是真实性最重要的构建者、提供者，出于目的地文化生态保护、自身身份认同的考虑，东道主不会提供“原滋原味”的真实性。这种主—客间天然的二元“对立”性为真实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开发提供优越条件。因此，从游客/当地居民的感知视角出发成为探究真实性指标体系最主要的研究方式之一。

田美蓉(2005)从游客角度，以西双版纳傣族歌舞为例，研究游客对歌舞旅游产品真实性的心理认识及各要素对游客真实性体验的影响[21]。研究表明，表演人员的妆扮、歌舞表演的主要内容、伴奏时所使用的乐器、表演的气氛、舞蹈的基本动作、表演人员的精神面貌，主持人的解说等对歌舞真实性影响最大，其次为表演人员所属的民族、年龄、表演场地、歌舞培养方式、音乐的节奏旋律、演唱时所使用的语言、演出服装采用日常生活服装。而表演人员的性别、表演时间、节目表演的先后顺序对歌舞旅游产品的真实性没有影响。

此外，有学者指出，不同的游客类型对不同旅游产品的真实性感知存在显著差别。如高燕，凌常荣(2007)认为，游客对民族文化真实性的感知存在着3种差异：游客感知同一种民族文化的真实性程度的差异，游客对民族文化真实性的感知与期望之间的差异，游客对民族文化真实性的感知与实际情形的差异[22]。这3种差异对游客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又如，冯淑华和沙润(2007)以江西婺源为案例，将游客对古村落旅游真实性的感知与旅游满意度结合起来进行评价，构建游客“真实感—满意度”测评模型[23]。研究结果显示，古村落真实性主要包含古建筑真实性、生活文化真实感及古村落真实度三个维度，它们会对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也有学者从目的地居民角度出发，探讨真实性感知。如卢天玲(2007)以九寨沟为例，探讨了社区居民对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24]。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表演真实性并无一个客观标准，主观认识仍然是判断真实性的重要依据。其中，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是左右认知态度和真实性评判的关键影响因素。

由于目的地旅游真实性的展现与感知是一个双向的、互动的、动态的过程，并且不同类型的游客对真实性的关注程度存在显著差别[22,25]，因此仅从游客或目的地居民单一角度对真实性评价指标进行研究不免有失偏颇。于是，从“主—客”二元视角同时切入的研究方法，越来越被学者们所接受。如高燕和郑焱(2010)通过对湖南凤凰古城的研究，证明在古城景观真实性感知研究中引入双视角的必要性[26]。作者认为，古城景观的真实性与当地居民生活的现代性是以一种相互消长态势存在，居民和旅游者作为古城旅游发展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存在对真实性与现代性需求的博弈沟通过程。更进一步，张明(2005)认为影响旅游目的地真实性的主要因素包括了游客体验、居民参与以及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运作[27]。

2. 客观化的评价标准

此外，也有学者从旅游吸引物(主要指物态性的旅游商品)自身特质出发探究真实性的评价标准[28][29]，这种研究方法与特定的旅游类型密不可分，如民族文化旅游，遗产旅游等。评价标准主要是指旅游文化产品(如工艺品、仪式、建筑、服饰等)是否具有原生态的文化属性，这与客观主义真实性不谋而合，这种指标体系开发模式为民族地区文化属性定位、居民身份认同等提供理论依据。

如高芳和欧阳佳佳(2007)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选取《云南映象》为研究对象，对其真实性内容进行要素分解，探寻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的旅游真实性内涵和表现规律[28]。研究发现，判断旅游文化产品，如工艺品，节庆，仪式，服饰，建筑等是否具有真实性的标准是：这些产品是否是在原生态的文化基础之上创造出来的。又如，林龙飞和黄光辉等(2010)采用专家打分法采集相关数据，运用SPSS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从而构建了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真实性评价模型[29]。该模型显示，影响民族文化旅游产品真实性的主要因素为建筑及遗迹、服饰、饮食、语言及口承文化、节庆及礼俗信仰、工具及工艺品，这为有效解决民族文化旅游过程中的文化生态保护与产品开发之间的对立矛盾与冲突提供理论借鉴。

另外，也有学者对古村落的真实性进行研究。如徐伟，李耀(2012)以皖南古村落为例，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建构古村落真实性评价指标[30]。利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将古村落真实性指标归纳为原真性、建构真实性、超真实性和主体本真性四类真实性维度。并从明确古村落原真性的主体地位，多途径设计和开发真实性资源要素等角度提出保护与开发的建议。虽然大多数学者主要基于游客/当地居民角度对真实性评价指标进行探索，但是，这种基于旅游产品特征、减少了主观判断干扰的客观化指标体系开发模式无疑对此方面的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三、旅游“真实性”实践应用

国内学者在引入西方真实性理论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将其与本土旅游实践相结合。相关文献回顾表明，真实性与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真实性在旅游规划开发中的作用及真实性与旅游产品开发的关系是三个主要的类别。具体而言：

(一)“真实性”与旅游文化资源保护

此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民族文化旅游为主。符号消费成为民族文化旅游最显著的特征之一。MacCannell(1973)认为，对于现代旅游业而言，东道主将他们的文化当作商品展示给游客，从而导致东道主社会生活真实性的舞台化，并进一步引起目的地的“真实性”遭到破坏。另一方面舞台化阻碍了游客对真实性的体验，游客难以到达后台体验真实的、他者(Others)的“原始”生活，游客更不能获得预期的真实性的体验[2][3]。因此真实性对于目的地的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弊大于利。MacCannell(1973)提出的这种观点对于后来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在真实性研究早期，这种“弊大于利”的观点占据主流。

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目的地居民文化保护意识的提高，政府方面文化保护力度的加强及旅游经营模式的完善等多种因素，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够促进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繁荣发展。如，吴忠才(2002)从文化的舞台化对旅游者与社区居民的影响角度出发，对旅游活动中的舞台表演性与真实性进行了研究，指出由于游客存在寻求“他者”真实文化的心理需求，因此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前台文化表演的形式不仅可以满足游客“求异”的心理诉求，而且也为保护当地“脆弱”的文化资源提供支持[31]。再者，陈心林(2013)认为，民族地区村落旅游的文化表述受到权力地位、知识背景、旅游资源禀赋等的综合影响。在此过程中，文化的真实性表现出多义性、模糊性的特征，这种文化表述满足了目的地社会符号借用的诉求，也迎合了游客符号消费的需要[32]。不可避免地，这种民族文化的再生产会对东道主的社会文化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进一步地，有学者认为目的地的舞台真实性十分有利于目的地文化的保护。如张晓萍(2003)通过系统地介绍西方的“舞台真实性”理论，指出了舞台真实与原生态文化之间的区别，强调“舞台真实性”不一定会给当地的文化真实性带来破坏，反而有可能促进地方文化的繁荣发展[8]。又如张军(2005)认为，专家学者、游客与当地居民对于本真性存在不同的认识[33]。专家学者关注的重点在于文化资源真实性的保护，而当地居民更加关心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对自己的生活所产生的变化，游客更加强调旅游体验所引起的真实性感受。只有从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同时出发，才能够在民俗旅游开发过程中实现资源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

真实性对文化资源保护的“弊大于利”到“利大于弊”，再到“动态的、复杂的”，这种观点的转变，说明学者们对于真实性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积极，也更加全面，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真实性对于目的地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建设性作用。

(二)“真实性”与旅游规划、开发

国内学者认为，将不同类型的旅游吸引物与不同的真实性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对旅游资源进行规划、开发、利用，营造特点突出并与游客期望相符的真实性。在有效保护当地旅游资源的基础之上来对目的地进行综合管理，不仅可以提高游客体验质量及满意度、忠诚度，也能够促进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34][35][36]。

周亚庆等(2007)对旅游研究中的真实性理论流派进行比较研究，指出旅游规划、开发过程中需兼顾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和旅游主体的差异性，把握好旅游真实性和商品化之间的度，以便更好地指导旅游资源开发，进而满足目标游客群体的体验需求[34]。也有学者从利益相关者角度进行探讨，如王晓晓和张朝枝(2007)提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遗产旅游真实性的理解存在差异，游客、居民和旅游经营者对遗产旅游真实性理解差异较大，而“引导媒介真实性的构建”“重视解说系统的建设”及“增强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是增强旅游目的地真实性的有效举措[35]。再者，贾鸿雁和王金池(2009)对比了真实性的4种不同类型(即客观主义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后现代主义真实性与存在主义真实性)，认为兼顾旅游客体和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符合文学资源亦真亦幻的特点，适宜作为文学资源旅游开发的基础，并以高邮界首镇汪曾祺水乡风俗园项目为例，提出基于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的文学资源旅游的开发流程[36]。

由此看出，真实性对于旅游规划、开发方面的应用离不开对游客、目的地居民及旅游经营者等重要利益相关者的准确理解，如何在多个利益相关者之间保持协调，实现动态平衡将成为旅游规划、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点。此外，如何将“前台”变得精彩，又不至于使“后台”遭到破坏，直接关系到目的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亦是当地政府与旅游经营者应该重视的严峻问题。

(三)“真实性”与旅游产品开发

旅游产品开发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游客体验质量，也与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紧密相联。若游客感知到的真实性与预期相符，甚至高于预期，那么游客的体验质量便是高水平的，游客满意度、忠诚度便会显著提升。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目的地旅游产品能够满足游客体验需求，旅游产品开发得到市场认可，是成功的。

李旭东和张金岭(2007)认为，真实性可以理解为游客对某一旅游目的地旅游体验的一种渴望，包括旅游客体的真实性与旅游主体的本真性两个方面，强调真实性是旅游规划者、开发者、管理者必须遵从的一条基本原则[37]。同时，他们指出旅游真实性的建构可以从旅游体验的真实性、后现代旅游场景中的模拟真实性及旅游产品中的创造真实性三个方面进行着手，通过利用旅游主体与旅游客体之间的空间距离、差异等多种因素来实现其旅游产品的价值与独特性，进而创造旅游体验的本真性。

又如，焦彦和臧德霞(2015)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入境游客在历史建筑类酒店的住宿体验进行研究[38]。结果发现，真实性体验与现代性体验相辅相成，情感真实性体验与文化真实性体验相互增强，游客在动态环境中能够多感官体验到文化真实性。此外，权威信息能够对游客的真实性体验产生重要影响。可以看出，这些研究都立足于游客体验与资源禀赋两个基点，说明了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对游客体验的准确理解及目的地资源禀赋的精准定位二者的重要作用，这同样为旅游产品的推广与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有效参考。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近些年来，国内旅游“真实性”研究取得较大发展。学者们不仅注重对已有理论的借鉴与完善，而且也根据新的趋势、新的现象提出新的观点、看法，大大丰富了真实性理论研究。在实践层面，也注重将真实性与旅游实践相结合，如文化资源保护，资源规划、开发等，对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旅游经营者管理策略的实施等提供支持。但是，本文认为已有的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1. 旅游真实性理论研究忽略了宏观因素

已有的研究从多个或综合的角度对旅游真实性的内涵进行研究，此对于该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研究未将经济环境、地区差异、文化背景等宏观因素考虑进去，因此，个案性质的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收到大大制约。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性的“核心层”“中间层”及“表象层”会发生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演变。因此，探究旅游真实性的生命周期，无论是对理论的发展还是实践层面的指导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这些问题在已有的研究中鲜有提及。

2. 忽略了其他主体在旅游真实性指标开发中的作用

旅游真实性评价指标对于旅游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已有研究从多视角对该指标体系进行构建，并开发出不同类型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作为旅游业重要的参与者，旅游经营者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然而截至目前，现有研究从经营者视角出发构建真实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且不同类型的真实性评价指标的对比研究比较少，从时间纵向维度对真实性指标体系的演变规律进行探索的研究并不多见。

3. 忽略了真实性与游客旅游动机、目的地品牌建设等的关系

囿于多种因素，国内旅游真实性实践层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资源保护，旅游规划、开发以及产品开发等方面。但是，缺乏真实性与游客旅游动机之间关系的探讨。如游客是否追求真实性？如果是，那他们追求何种类型的真实性？不同类型的游客是否关于真实性也会存在差异？再者，由于目的地品牌对目的地旅游业的重要作用。真实性与目的地品牌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等？

(二)研究展望

总之，这些研究对真实性理论的发展以及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本文认为真实性研究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仍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地方：

1. 多学科视角切入，深化对旅游真实性的理解

除了主体(游客、居民等)、客体(旅游吸引物)外，从其他学科视角对真实性概念进行解读正成为一种新的有效的研究方法[14][39]。虽然真实性概念源于文化遗产保护，但是由于旅游学科边界模糊[14][40]，涵盖范围广泛，再加之游客需求、旅游产品变化迅速等原因，导致旅游真实性的内涵复杂多样，对旅游真实性的准确理解变得十分困难，找到统一性的概念进行界定更变得极不现实。而成熟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往往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式，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基于其他学科视角对旅游真实性进行探讨，以便从多学科、多角度加深对旅游真实性的认识。

2. 完善旅游真实性评价指标体系

不同类型的旅游吸引物会对游客产生不同的旅游真实性体验[3][17]，所以，识别出真实性体验的影响要素对于提高游客体验质量与开发新的旅游产品等便显得尤为重要。除了游客/居民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出发，如企业经营者，对真实性评价指标进行开发。或采用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的指标开发模式，来提高指标的有效性与适用性。另外，未来的研究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旅游吸引物，开发出与之相应的真实性评价指标，不仅能够识别不同吸引物之间有关真实性的异同，同时也能根据市场变化趋势，反向进行旅游吸引物建设，构建与游客需求相符的真实性，来提高旅游目的地对于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

3. 探明旅游真实性对社区发展的影响

旅游真实性对于目的地居民文化、资源的“弊大于利”到“利大于弊”，再到新近的“动态的、复杂的”转变，说明真实性对于目的地社区发展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等的特征。这种动态性、复杂性表明旅游真实性对于社区发展的利或弊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到底哪种占据优势地位会随着目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出现差异。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利抑或者弊，旅游真实性不可避免地会对社区文化、社区内部结构等造成深远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旅游真实性与社区发展的关系，例如，社区文化变迁，社区社会结构变化，族群认同、情感归属等。同时也为深入理解当地居民在旅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提供帮助。

4. 探究不同真实性类型的旅游吸引物的产品开发模式

在传统的四种真实性类型之外，有学者提出其他的真实性类型[16]。从此可以看出，不同分类标准的框架下，真实性的类型也大不相同。可以预见，采用新的分类标准，未来也会有更多新的真实性类型产生。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对真实性的分类标准进行探讨，拓展真实性类型研究，同时也探究是否一个旅游吸引物包含多种真实性类型。将真实性类型与真实性评价标准相结合，与旅游产品开发模式进行衔接，根据市场需求趋向，制定出有效的产品推广策略与营销方案，提高旅游产品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进而巩固目的地旅游业的市场地位。

5. 研究真实性与目的地品牌建设的关系

优秀旅游目的地品牌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多个方面，如高度的市场吸引力、影响力及号召力，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卓越的市场变化应对能力等[41]，这些对于目的地旅游业持续的、健康的发展极为重要。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究目的地真实性或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真实性与目的地品牌建设之间的关系，如真实性如何影响目的地品牌形象、目的地品牌质量及目的地品牌忠诚等，促进目的地品牌建设，并拓宽真实性实践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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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朱德东)

ALiteratureReviewandProspectofDomesticTourismAuthenticityResearchinLastTwoDecades

DONG Xia1, GAO Yan1, MA Jian-feng2

(1.SchoolofTourism,LanzhouUniversityofArtsandScience,Lanzhou730000,China; 2.SchoolofManagement,XiamenUniversity,FujianXiamen361005,China)

The tourism authenticity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tourist motivation, experiencing quality, but more importantly, provides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destination original culture protection, tourism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structure change and so on. Therefore, tourism authenticity resear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y conducting a systemic literature review about domestic tourism authenticity research in last two decades,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d two concepts of “authenticity” and “tourism authenticity”, then reviewed current research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ese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pointed out current shortcomings, and finally prospected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 which provided the reference for domestic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ourism authenticity; evaluating index system; cultur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tourism planning developing; social structure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5.009

2017- 02-11

甘肃省教育厅“‘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甘肃省旅游业服务质量评测及服务效益研究”

董霞(1984—)女，甘肃平凉人；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旅游社会学研究。 高燕(1981—)女，甘肃兰州人；兰州文理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旅游社会学研究。 马建峰(1990—)男，河南开封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旅游企业管理研究。

F592

：A

：1672- 0598(2017)05- 0064-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