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排精神：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
——以《人民日报》(1981—2016)相关报道为例*

王 芳，申立平

(1.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天津 300204;2.河北省临城县鸭鸽营中学，河北临城 054300)

女排精神：一种集体记忆的建构
——以《人民日报》(1981—2016)相关报道为例*

王 芳1，申立平2

(1.天津外国语大学 国际传媒学院，天津 300204;2.河北省临城县鸭鸽营中学，河北临城 054300)

本文将借助集体记忆理论，通过分析1981年至2016年《人民日报》关于女排精神的报道文本，研究媒体如何建构女排精神，使其成为一种激励国人的精神力量和集体记忆。研究发现媒体对女排精神的内涵阐释从改革开放初期顽强拼搏、为国争光，到改革攻坚阶段的不忘初心、永不言弃、实现中国梦，这一变化是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加强了国家认同。集体记忆是一种选择性记忆，政府为媒体议程设置，媒体对女排精神的传播以影响民众。媒体在集体记忆建构过程中发挥了再现记忆和创造记忆的作用。

女排精神；集体记忆；媒体；《人民日报》；中国梦

2016年中国女排获得里约奥运会冠军，冠军之战创造了超过70%的收视率，“女排精神”一时成为互联网的热搜词。《人民日报》称，中国女排“始终是国人奋发进取、为国争光的动力源泉，是民族精神中熠熠生辉的宝贵财富”[1]。

女排精神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1981年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三大排球赛事上首次夺冠。《人民日报》提出“向女排姑娘学习，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扬女排精神，振兴中华”。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同志为女排题词，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女排，号召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学习女排精神。自此全国掀起了学习女排、实现四化建设的活动。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在世锦赛、奥运会等重要赛事中连续夺冠，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夺得“五连冠”的队伍。中国女排成为国人的偶像和骄傲，女排精神上升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之后中国女排陷入低谷。陈忠和教练带领中国女排获得2003年世界杯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这批女排队员被称作“黄金一代”。随后女排又一蹶不振。郎平2013年担任女排教练，成绩开始起色，2016年中国女排在国人翘首以盼中夺得奥运会冠军。

国人对中国女排有一种特殊情结，女排精神承载着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那么，女排精神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如何被建构，这是本文试图研究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

西方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他提出共同回忆创造一种凝聚感，形成的“集体意识”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描述自己的事实。在此基础上，其弟子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中提出“集体记忆”一词。之前关于记忆的研究主要是从生理、心理角度进行，而哈布瓦赫提出记忆是社会建构的，他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哈布瓦赫之后，康纳顿将社会记忆的研究向前推进，著有《社会如何记忆》，他研究了权力如何在社会记忆的建构中发挥作用，以及人们对权力影响下的社会记忆是如何接受的。

国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对社会记忆进行研究，涉及学科有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国内学者对社会记忆的研究，代表性的有景军的《神堂记忆》、纳日碧力戈对云南瑶族民间信仰的研究、王汉生和刘亚秋对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郭于华对农业合作化的女性的记忆研究，以及台湾学者王明柯对华夏族群认同的研究等。

由于在当代社会，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有学者从传播学角度研究集体记忆。周海燕(2014)梳理了媒介与集体记忆相关的学术渊源和发展脉络[3]，她还以记忆理论为框架分析大生产运动中吴满有、赵占魁等典型人物的报道，研究权力是如何掌控新闻生产的过程，并通过对新闻话语的控制来建构社会记忆[4]。李红涛、黄顺铭(2014)借助文化创伤理论，研究了《人民日报》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耻化叙事，建构了大屠杀的集体记忆。[5]

综上，关于媒介与集体记忆开始引起传播学者的关注，但已有研究数量还比较少。薛文婷(2012)研究了《人民日报》关于女排“五连冠”的报道，时间段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相关报道建构了国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以及对以顽强、拼搏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认同。[6]本文的研究报道文本时间跨度更长，研究重点也有不同。三十多年来，女排精神一再被提起，已融入国人的记忆中。本文将借助集体记忆理论，通过分析媒介报道文本，探讨媒体如何建构女排精神，使其成为一种激励国人的精神力量和集体记忆。

二、研究方法与思路

前人对媒介与集体记忆的经验研究多采用话语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81—2016年《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分析文本，采用加姆森等人发展出的框架分析法。《人民日报》作为国家机关报，具有权威性，其数据库内容连贯、完整，适合做历时性分析。笔者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检索全文含有“女排精神”的报道，获得130条结果(截止时间为2016年12月31日)。

首先，仔细阅读这些报道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包裹所采用的结构框架、隐喻、警句、口号、描述、诉求对象等，探讨《人民日报》如何阐释女排精神，历经三十多年，女排精神的内涵是否有变化。其次，结合社会变迁的背景分析女排精神内涵变化的原因。再次，媒介将女排精神建构为一种集体记忆，这一过程中媒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三、结果分析

(一)报道篇数

从1981年至2016年，《人民日报》含有“女排精神”的报道数量呈现出两边高、中间低的折线图(见图1)。篇数最多的年份是2016年(47篇)，占比36%。2016年是女排最近一次夺冠，是中国女排在陷入低谷、时隔12年后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是老女排队员郎平作为教练员带领新女排获得的奥运会冠军，备受瞩目，《人民日报》一再重复提起女排精神。其次是1981年(19篇)，1981年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冠(世界杯冠军)，《人民日报》发出学习女排精神的号召。上世纪80年代是学习女排的高潮，《人民日报》大力宣传，从1981年到1986年，《人民日报》共发表关于女排的报道超过500篇。再次是2008年(10篇)，中国女排在北京奥运会上战胜古巴队摘得铜牌，被认为是发扬老女排精神，竭尽全力，而且这一年郎平带领美国队夺得亚军，国人把掌声同样送给郎平。相对而言，其他年份对“女排精神”的报道篇数都是个位数。从1987年至1991年都是0篇，这也是中国女排成绩最差时期，1988年奥运会获得季军，也标志着五连冠的辉煌过去，1992年奥运会只得到第7名，是中国女排奥运最差成绩。

图1 1981—2016年《人民日报》关于“女排精神”的报道数量年度分布

(二)报道框架

鉴于1981年、2016年的报道篇数最多，笔者对这两个年份的报道进行框架分析(见表1)。

1.“为国争光”的报道框架

1981年的报道是基于“为国争光”的框架，报道的关键词是国家、荣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精神。报道号召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实现四化。1981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女排世界杯夺冠的消息，并配发评论《学习女排 振兴中华》，开头、结尾共用了六个感叹句，开篇就是“我们赢了！中国女排夺得了世界杯”，表达了国人压抑太久，扬眉吐气的心情，提出用女排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接下来，《人民日报》在11月23日、11月30日、12月6日发表三篇评论《为祖国何惜年华》《吹尽狂沙始到金》《生命光华在于搏》，三赞女排精神，强调只有把青春献给祖国争取荣誉，才有价值。

在这一框架下，媒体的报道具有一定政治色彩。在一篇主题为女排是怎样成长起来的报道中，开篇就是“党的关怀”，叙述了周恩来、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女排的关心。[7]再如教练讲述女排夺冠背后离不开许多人支持，江苏男排留下4名优秀队员做陪练，国家体委顾问强调“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好”[8]。

2.“个人—国家梦想”的报道框架

2016年《人民日报》的报道特点：一是评论密度高，表现舆论引导力度大。8月22日女排夺冠，《人民日报》头版发消息并配发评论《壮哉，女排精神！》，评述女排精神对于上世纪80年代和今天的意义。8月23日评论《时代何以重唤“女排精神”》将女排精神阐释为永不言弃、团结一心、勇于拼搏的精神。接着8月29日、30日、31日连发“以女排精神激荡中国力量”的系列评论《为国争光 振奋民族自信心》《顽强拼搏 鼓起奋斗精气神》《团结奋进 汇聚发展正能量》，将女排精神与时代需要结合起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要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精神，发挥以集体主义为特色的中国优势”。二是内容更深入，在2016年9月的系列报道“人、队、魂”中，探讨中国女排能给时代和社会留下哪些精神财富，为女排精神阐释新内涵：科学精神、职业精神。

在从“个人—国家梦想”这一框架下，女排精神的核心没有变，但是媒体报道完成了个人和国家的衔接：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为人生添彩。女排姑娘有自己的个人梦想，拿金牌，通过拼搏可以实现个人梦想。这让受众感到爱国主义、女排精神都是很具体的，是普通人可以学习的。“体育明星既反映了其所代表的公众性格，同时也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局限。他们体现了其追随者的梦想。”[9]梦想的起点是个人，个体的小梦想组成伟大的“中国梦”。这种精神激励就从个体自然地过渡到国家。

表1 1981年和2016年《人民日报》关于女排精神的报道框架分析

续表

(三)女排精神的内涵

在这130篇报道中，有58篇(占比45%)都对女排精神进行了说明。其中提及频率最高的三个词依次为拼搏、顽强、团结，这也是女排精神的核心内涵。但是从改革开放初(1981年)到改革进入攻坚阶段(2016年)，历经三十多年，《人民日报》对女排精神的具体阐释也有变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结束文革，实行改革开放，国家百废待兴，中国女排的“五连冠”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能行”，女排精神犹如一面精神旗帜，让世人看到中国的集体主义、爱国精神、自强意志，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和创造怎样的奇迹。对外，中国要走向国际舞台，女排队员完美地展现了80年代中国青年拼搏向上的精神面貌；对内，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激励全国人民投入“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女排精神”被阐释为顽强拼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团结一致。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进入改革攻坚阶段，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社会需要一种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女排精神被重新赋予“不忘初心，永不言弃”的新内涵，在困境中的坚守与奋起、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对梦想的执著追求。郎平带领女排，改变了“魔鬼训练”，走专业化、科学化、国际化的新路子，这与我们党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工匠精神”等是相一致的。经过时代传承与发展的女排精神，既能唤起经历过80年代的中老年人对老女排的记忆，又能引起年轻一代的共鸣。

(四)女排队员的形象

从《人民日报》三十多年来对女排的报道中，发现女排队员的媒介形象经历了从英雄到人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媒体对运动员的报道多是描述如何刻苦训练，女排队员是“标准化”的巾帼英雄，个个都是“铁姑娘”形象：吃苦受难，把个人幸福、生活享受、身体健康都置之度外，要球不要命，凭借超人意志夺冠。“铁”字是对女排精神的概括，表现女排姑娘的“钢铁意志”，具有特定的时代色彩。但是铁姑娘的形象距离受众有点远，抹杀了队员的个性。

2016年《人民日报》呈现的女排队员依然是“英雄”，但是“英雄”接地气、可亲可感。《读懂女排》系列报道通过讲述人性化的故事，呈现女排队员的形象是漂亮、活泼、会哭会笑的90后，在讲故事中传播“女排精神”，这也更符合传播规律。比如同样是报道女排姑娘坚强，1981年的报道展示的是“铁”，2016年的报道展示的是“硬”，但硬中带软，如描写朱婷：她不仅打球风格神似当年的“铁榔头”，遇到困难也跟郎平一样有股“死磕”的劲头；但中国女排这一路走来，挫折与磨难如影随形，这对“不爱哭”的师徒都曾掉过泪。[10]如报道袁心玥，说她是国家队史上的“第一海拔”(身高1.99米)，平时是队里的开心果，一上赛场，就两眼充满杀气，每一次扣球得分，彪悍的“海豚音”响彻全场；回到场下，像个孩子一样跑到郎平身边求抱抱[11]。这就把一个活泼可爱的邻家女孩带到读者面前。

再如80年代初《人民日报》报道郎平，只是称她为“铁榔头”，几乎没有关于她个人的故事；2016年的报道则呈现了郎平“严格教练+慈爱母亲+国际郎”的形象：在赛场上以身作则，亲力亲为；赛场外，用自己的钱给队员买营养品，像母亲对女儿一样爱护、关心、信任队员；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英文回答记者提问等。把郎平对于“女排精神”的发展用其有个性的话语、行动表现出来，如“人生不是一定会赢，而是努力去赢”。

四、研究讨论

(一)女排精神的建构与国家认同

女排精神成为一个时代国人的集体记忆，主要作用是加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一国公民对自己归属哪个国家的认知以及对这个国家的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是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12]重大体育比赛经过媒介传播，犹如一种“媒介仪式”，让受众成为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卷入其中的受众会得到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的体验。这样，体育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抽象的国家/民族认同建立了心理联系。媒体通过多种修辞表达，连接了历史与记忆，并借由媒体在公众记忆中再现或创造历史用以建构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13]媒体对女排精神的报道，特别是《人民日报》在1981年、2016年对女排进行浓墨重彩地报道，从媒体评论的标题上可见：共和国旗帜、荣光、祖国、壮哉、大写、致敬等。

(二)媒体选择性建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虽然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但是作为社会记忆，又是一种选择性记忆，这从女排精神的内涵调整中可以看出。媒体不断重复的女排精神的内涵是顽强拼搏，任何时期都需要有拼搏的精神，不断强化这一内涵，唤起人们的共享情感。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人民日报》对女排精神的阐释是对应不同时期的社会需要，为女排精神注入新的内涵，这种阐释和解读具有选择性。

前人对集体记忆的研究热点之一是权力在其中的作用。从女排精神的建构中，我们看到议程设置的影响。麦库姆斯从议程设置的角度指出，往历史深处走去，大众媒介(包括流行书籍、学校教科书、电影以及新闻媒介)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纪念对公众议程影响深远，它不仅凸显了历史事件的显要性，而且也强调了我们记忆中这些事件的特殊面与细节。[14]《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关于女排的报道出现的版面位置、篇幅长短、是否配发评论、图片等，都能看出有一种主动的舆论引导在其中。政府通过对报纸设置议程，进而影响民众。况且我国是“大国体育”，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密切。1981年共有8篇(占比42%)报道是祝贺、号召性质的，可见80年代学习女排活动有一种自上至下的政治力量推动。2016从上到下对女排精神的呼唤达到一致，一方面党和政府需要通过重新强调女排不忘初心、攻坚克难、永不言弃的精神，来契合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中国社会需要，从媒体对女排夺冠的报道力度可见；另一方面，民众享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带来的物质丰富的同时，也伴随着精神层面的某些缺失，民众也有精神需要，从里约奥运期间微信朋友圈被刷屏可见。

(三)集体记忆建构中媒体的作用

在集体记忆建构中，媒体主要是两个作用：再现记忆和创造记忆。《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安德森认为，国家是通过纸质媒体的“再现”与叙述体形成共识的，新闻报道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媒体的惯用手法是类比式的历史叙事来描绘当前事件。《人民日报》在对女排的报道中，不断地复述“女排精神”，如《从洛杉矶到里约 续写了32年的传奇》《〈人民日报〉上的中国女排》《重温“老女排”精神》等；女排成绩低落时，报道内容是要发挥女排精神，重振雄风；女排赢球时，报道内容是那支我们熟悉的女排回来了，认为女排打得好，是发挥了女排精神的结果。正是在一次次的复述中，让人们取得共识，形成集体记忆。Bennett and Lawrence提出的“新闻聚像”，是指某些(浓缩新闻故事的决定性)画面(瞬间或人物形象)，在媒体引入到后续的新闻故事中后，具有了超出最初事件的生命力。[15]在女排精神的集体记忆中，郎平就是“新闻聚像”。在相当程度上她是女排精神的代表，能够暗示过去与现在的关联：当年的“铁榔头”作为运动员夺得奥运金牌，那时的女排精神代表着自强不息、顽强拼搏；而今以主教练身份率队再登奥运之巅，传递的女排精神是不忘初心、永不言弃[11]。《人民日报》根据时代需要对“女排精神”阐释的变化，这是“创造”集体记忆的体现。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1981—2016《人民日报》关于女排精神的报道文本进行分析，发现：

第一，35年来女排的成绩有长有落，但女排精神一直都在，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和精神力量。但是这种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时代变迁、社会需要的大背景密切相关。1981年《人民日报》建构了“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女排精神，2016年对女排精神的阐释保留了拼搏、顽强的含义，应时代发展、社会变迁的需要，发展了新的内涵——不忘初心、与时俱进，具体而言有科学精神、专业精神和国际化。

第二，媒体把女排精神建构为一种集体记忆，加强了国人对国家的认同。这种记忆的建构是一种选择性建构，是一种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建构。这种选择性建构背后是议程设置，政府为媒体设置议程，媒体通过报道影响公众的记忆。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学习女排的媒体报道有较强的政治推动，那么2016年学习女排精神的媒体报道是一种上下一致呼应的结果。媒体在“女排精神”这一集体记忆建构中发挥了再现记忆和创造记忆的作用。

[1] 李长云.《人民日报》上的中国女排[N].人民日报,2016-8-22(15).

[2]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 周海燕.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检讨与反思[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9).

[4] 周海燕.记忆的政治[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5] 李红涛，黄顺铭.“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1949—2012)的内容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

[6] 薛文婷.认同建构视野下的《人民日报》女排“五连冠”报道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9).

[7] 写在女排夺得世界杯之后[N]. 人民日报,1981-11-19(4).

[8] 教练袁伟民谈女排冠军是怎样得来的[N].人民日报,1981-11-26(4).

[9] Tomlinson,J.The Game’s Up- Essays in the Cultural Analysis of Sport, Leisure and Popular Culture[M]. Popular Cultural Studies,1999:15.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转引自伯顿.媒体与社会：批判的视角[M]. 史安斌,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340.

[10] 郑轶,李长云,郭祥.是强者就要面对所有困难[N].人民日报,2016-9-23(23).

[11] 郑铁,李长云,郭祥.拼搏的人生最美丽[N].人民日报,2016-9-27(22).

[12] 董进霞,陆地,李璐瑒.全球化世界中的体育与国家认同、伦敦奥运会及女子体育[J].体育与科学,2014(1).

[13] 刘燕.国族认同的力量：论大众传媒对集体记忆的重构[J].新疆社会科学,2011(2).

[14] 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M].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 Bennett, W. Lance and Regina G.Larence.1995.News icons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social change[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5(3):20-35.

(责任编校：杨睿)

SpiritofChineseWomen’sVolleyballTeam:ConstructionofCollectiveMemory——TakingtheRelatedReportsofPeople’sDaily(1981—2016)asanExample

WANG Fang1, SHEN Li-ping2

(1.SchoolofCommunication,TianjinForeignStudiesUniversity,Tianjin300204,China;2.YageYingMiddleSchoolofLinchengCounty,HebeiLincheng054300,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mem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ports about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 from 1981 to 2016 onPeople’sDailyand discusses how the spirit of Chinese women volleyball team was constructed by media to be spiritual strength and collective mem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spirit was interpreted to tenaciously striving to succeed and winning honor for the country in the early 1980s, and that was interpreted to not forget the heart, never giving up and the dream of China in crucial reform stage. The change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changes, and to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 Accordingly, collective memory is a kind of selective memory and the government set agenda for media so that the spirit of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 could influenc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on, the media plays the role of reappearing and creating memory.

spirit of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collective memory; media;People’sDaily; Chinese dream

10.3969/j.issn.1672- 0598.2017.05.015

2017- 01-12

天津社科规划项目(TJXC13-003)“新媒体语境下对青年人的舆论引导研究”。

王芳(1980—)，女，河北邢台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传播社会学研究。 申立平(1971—)，女，河北省临城县鸭鸽营中学，教师。

G260

：A

：1672- 0598(2017)05- 0108-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