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性、罪恶与法律制裁

盘宇

摘要：在我们的生活的世界上，时不常地上演着一桩桩令人发指的恶行。它们或许只是灿烂阳光下的斑驳阴影，但是，这些阴影足以让善良的人们深刻得感受到心灵的悲怆与战栗；他们或许只是社会健康肌体上的微小毒瘤，但是，它们所流淌出的脓液是如此刺目，逼视着人们重新面对人性本善抑或本恶这一困扰人类数千年的话题。

關键词：暴力犯罪；法律制裁

2013年7月23日晚，在北京大兴科技路的公交车站，两名驾车男子韩某、李某和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士发生了争执，盛怒之下的韩某竟然把熟睡中的两岁婴儿举过头顶，狠狠摔倒在地，最终导致婴儿无辜死亡。面对这样的画面，我们用丧心病狂、禽兽不如来形容他，都不为过。有人可能会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做出这种天理难容的行为？仅仅是因为喝酒过后的冲动吗？

我们追溯韩某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特殊个体。据《南方周末》报道，韩某出生在航天部的大院里，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聚少离多；由于缺乏管教，他逃学、打架，成了人们眼里的“差生”。在14岁的时候，正当青春年少之际，他因为偷了一辆自行车被送到了工读学校，那么他偷车的原因是因为自家的自行车被别人偷了。在80年代的时候，工读学校就是一个小型暴力社会，他在里面被欺负、被殴打，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学会了报复。在22岁的时候，正是人生蓄势待发的年纪，结果他因为和朋友一起偷了一辆二手的尼桑车，被判处无期徒刑，那时候还在“严打”，导致他被重判。而在监狱里面，被殴打、被电击是经常发生的。为了能够减刑出狱，他疯狂的去考文凭，最后在服刑了16年后，终于走出监狱的大门。发生摔婴惨案的时候，他39岁，刚出监狱9个月，所以还属于累犯。

那么其实在韩某的人生里面，也有过一些“亮色”，甚至是某种浪漫色彩。他喜欢古典诗词，还喜欢写小说、写诗歌，在他偷了汽车以后，他还用变卖的钱买了《古琴曲集》、《中国通史》等等一些书籍。他会弹古筝、吹笛子，在监狱里面还偶尔唱歌给狱友听。他考试也是得心应手，用了几年就获得了心理学、文学、新闻学，等等五个文凭，所以他被减刑。他还在监狱里面把自己的经历写了自传体小说，希望出狱后能重获新生。结果出狱后才9个月，就发生了摔婴惨案，他被判处死刑。通过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韩某从小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胆大妄为是他解决所有难题的方式，他也习惯于用“拳头”去解决问题。在牢狱中十几年的服刑矫治也没有让他学会理性，学会克制，以致最后走上了不归路。

这起案件，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股暴戾之气。就像今天的社会，竞争激烈，弱肉强食，怀疑、仇视这种情绪在不断滋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脆弱，稍有矛盾就可能引发激烈冲突，用拳头、用刀去捍卫自己所谓的“权利”。所以怎么去消弭这种戾气，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让人与人的相处变得友善、温暖，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营造宽容的文化氛围，对于一个社会的和谐至关重要。

我们说对于无法用道德约束自己的人，只能让法律来解决。对于韩某的死刑判决，支持的声音呈现压倒性的趋势。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判处韩某死刑，对于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来说都是悲剧，但在国家法律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对“罪大恶极”的人判处死刑，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威严。“杀人偿命”，这是国人眼里的自然正义。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死刑并不是医治恶性犯罪的灵丹妙药。在废除了死刑的欧洲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的这些国家，暴力犯罪得到了有效控制，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得到了充分尊重，社会文明和人道程度也大大提高；而在保留并且大量适用死刑的美国，却有着西方发达世界中最为严重的暴力文化。所以我们说从报应性司法走向恢复性司法，是人类司法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必然趋势。

在这起案件里，还有一点让人不满的，就是工读学校和监狱对未成年人和罪犯的矫治效果。韩某因为盗窃被送进了工读学校，也不能阻止他再次盗窃，同样，16年的监狱服刑经历也不能阻止他重新犯罪。工读学校的设立解决了家长和学校对于管教“问题少年”的难题，但是在这所特殊学校里，怎么去防止“问题少年”的交叉感染，怎么对他们的暴力心理进行疏导和矫治，怎么把他们引入正常的生活轨道，需要全社会来关注。刑罚，我们说他是一种“必要的恶”，或者是一种“善良的恶”，但封闭式的执行会对罪犯的人格、身心造成影响，在罪犯聚集的地方，怎么建立有效的改恶从善机制，提高教育改造的质量，降低罪犯重新违法的犯罪率，是监狱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对违法犯罪人的初次处理必须谨慎，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演化成犯罪人情感上的反叛，导致他实施更严重的危害行为来回应这种“负面标签”。应当看到，通过刑罚对行为人进行制裁并不是终极目的，更为重要的是矫正违法犯罪人的不良人格倾向，促使他弃恶从善、回归社会。

中国古代先贤曾就人性本善与本恶展开激烈争辩。孟子主张本善，荀子主张本恶，但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殊途同归，均主张通过教化，培养善的萌芽或限制恶的趋势，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或者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西方基督教主张原罪说，认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解除原罪，只有靠上帝的救赎，而通向救赎的路径就是引人向善；在基督教原罪说的基础上衍生了法治精神，认为自然法是刻在人心中的道德戒律，而制定法用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秩序，“没有法律，人们将无法区别于野蛮人”。现代犯罪学对于犯罪原因的解释有自由意志论和因果决定论两级主张，无论持何种主张，所欲解决的都是如何对未然犯罪和已然犯罪进行反思性监控，如何预防和减少犯罪尤其是恶性犯罪的发生。

被摔女婴牵动着万千百姓的心，要求严惩凶手的强烈呼声是他们仇恨罪恶、向往良善的表达。韩某的暴戾之举，毁掉的不仅是一个幼小的生命、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严重撕裂了人伦社会的脉脉温情。每一期极端暴力犯罪，都是对道德、对法律的蔑视。在惩治那些极端残忍的罪犯的同时，追问每一桩悲剧的发生逻辑，会让我们的思考向前延伸，而这最终都与我们如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息息相关。我们的社会需要温情和善意，需要对人性中的向善之心予以呵护和扶助。别让人类永远生活在“丛林世界”，别让良善远去，别让温情流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