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荒诞岁月的人性悲歌

作为一个极具知识分子气质的女作家，方方历来十分关注知识分子题材，就像她自己所说的：“当我写知识分子生活时，感觉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情感力量在里面，因此与市民题材的作品相比，我更喜欢《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这些作品，那些人物是我的亲人，我身边的人，所以写起来用的是心和血，其中很微妙的情感在这种状态下会比较敏锐地体现出来。所以要说起来，这些小说更接近我为内心写作的原则。”本文探究了方方小说中父辈知识分子的悲剧原因：既有来自外在的因素，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也有来自内在的因素，来自至亲好友的伤害是始料不及的锥心之痛。

方方小说中的父辈知识分子形象，包括《祖父在父亲心中》的父亲、《乌泥湖年谱》中一大批水利专家，如丁子恒、苏非聪、皇甫白沙、林嘉禾、孔繁正等，以及《言午》中留洋博士言午、《金中》那位“李四光的学生”金中等。他们或出自国内北大、清华、南大、交大等名牌学府，或留学苏联、欧美，学识渊博、术业专精，是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这些人物形象是方方十分熟悉的，可以说，就是她的父亲以及父亲的同事，她称之为叔伯父的熟悉面孔。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党中央三峡工程的号召下，父辈知识分子一个个满腔热情充满活力，他们毅然放弃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市生活，一头扎进三峡工程的科研考察、论证立项的事业中，一起安居在“乌泥湖”这片乡野沼泽地。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政治运动：大鸣放、定右派、拔钉子、扫白专、学哲学、洗脑筋、学《六十条》、反苏修……，一大批才学之士，被打为“右派”，身心饱受摧残。只因为一句“右派不是拉比例尺”的言论，睿智洒脱的苏非聪被打成了右派，遣返回乡；敢于批评权威、恃才傲物的孔繁正精神颓废了；开朗直爽、坚忍不拔的皇甫白沙意志彻底瓦解了；满腹才学，诙谐幽默的刘格非疯了；沉默内向，只想做一件有用的工具的吴松杰自杀了……

走近那一段历史，人们不难看出造成父辈知识分子悲剧的原因与当时的时代、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

那些荒诞的岁月是极左路线占上风，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知识分子逐渐失去话语权和思想权、身心被彻底改造的年代。正如方方所说：“我觉得父亲这一代知识分子都是处在心理畸变过程，一直到现在。没有几代人是很难扭转过来的……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反抗吗？反抗就要被杀，而且还要株连亲人。你说是被杀伟大，还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伟大？你很难判断……改造，在中国是个非常重要的词，它可以让人从骨头里面改过来。”这种政治高压对父辈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造成了他们心理的畸变、人格和精神的萎靡不振。

《祖父在父亲心中》写到一个细节，父亲把头发剃得很短，每天晚上在房间里小小的空地上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坐飞机”，并让“我”检查他的动作是否规范。父亲很认真地说：“平时多训练训练，到时就不会吃太大的苦头。”父亲这样练习也只是想为自己尽可能地保留一点点尊严。揪斗的一天却迟迟没来，那种等待对父亲而言完全是一种折磨。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他却没能躲过搜查关。因此，方方也感慨道：“我想或许父親在祖父的位置上时也一定会如祖父一样向日本人扬手一指。而祖父在父亲的位置上也难说不会如父亲般写出一摞一摞的交代材料。”

如果说，面对日寇，祖父能够做到义正辞严、威武不屈、从容赴死；面对政治迫害，父亲只能战战兢兢、逆来顺受、苟且偷生。那是因为祖父面对的是敌我分明、是非分明的敌我阵营，父亲面对的却是无处不在又无法设防的人民内部至高无上的“威权”，以及必须绝对服从的律令。因为不服从，不仅自己会遭罪，甚至亲人都会被株连。死，或许是相对容易的，但活着是比死更艰难的事情，长期的、无休止的、毫无原因的精神压制，已经将父辈知识分子折磨成了精神呆滞且绝望的木偶，他们在精神上已经枯萎、死亡。生之不能，死之不得，正是父亲那一代人所处的生命困境。

即便是“文革”结束后，国家为知识分子平反，恢复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这种影响也没有消退。例如，《幸福之人》中从劳改农场回来的林可也住进学校安排的招待所时，面对舒适的生活环境，他感到诚惶诚恐，疑心其中别有阴谋，以致晚间噩梦不断，每分钟都心惊肉跳，如卧针毡，如履薄冰。看到臭气熏天、屎尿遍地的厕所，他就条件反射地寻找扫帚及冲水管，以职业清洁工的水平迅速地将厕所冲扫干净。他脸上永远谦卑的笑容使但凡同他交谈过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生些怜悯和厌恶。

《言午》中被诬陷坐了13年冤狱的留洋博士言午在平反后，对于名誉地位和待遇居然都不想要，反而是“红色的垃圾车使他感到快乐”。也许之前只是为了让那些曾经诬陷过他的人内疚、无地自容，之后却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不由自主。他只想这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地过完一生。曾经那么锋芒毕露、才气过人的博士就这样被毁了，令人扼腕叹息。

二、始料不及的锥心之痛

如果说，时代和社会是造成父辈知识分子悲剧不可避免的外在因素，那么来自同事、朋友甚至是亲人的伤害则是始料不及的锥心之痛。

《乌泥湖年谱》中有几个情节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种情形。1957年，在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形势下，“父亲”丁子恒昧着良心揭发自己多年相知的老同学李琛明，使得对李琛明的批判当即升级。尽管其中有着迫于无奈、谋求自保的成分，但这是造成李琛明被打成右派的直接导火索。

1966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斗争进一步升级。工程师李昆吾居然成为了乌泥湖第一个被游街的人，而写大字报揭发他的正是他的亲生女儿李书爱。游街时，在经过女儿家时，李昆吾突然敲了一下锣，高声喊出了他的第一声：“我是地主加流氓李昆吾！我有罪！我罪该万死呀——”这叫喊声沙哑而悲凉，震撼人心，宣告了他们父女之间亲情的结束。

而仅仅因为一首《请好好用我》的诗，沉默内向的工程师吴松杰被关进地下室，没完没了地写交代。为了同他划清界限，他的妻子同他离婚了，两个儿子也与他断绝了关系。他已经失去了人的尊严，他的痛苦无词语可形容，无言语可表达，活着比死还要痛苦。最终，他从高高的烟囱上，纵身一跃，血溅当场，极其惨烈。不可否认，来自亲人的伤害是压倒他求生欲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结语

人类的生存是什么？弗罗姆在《寻找自我》一书中说：“一切生命的本质在于维护和肯定自己的生存。”哲学家认为，求我幸福，事实上，求我幸福不仅是生存问题，更是人性问题，马克思称它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方方曾说过：“人本来都有正常和美好的生存方式，只不过有些后天的因素改变了人。这些因素既包括外界的原因，比如生活环境，也包括人自己的弱点将人的生存方式变得近乎冷漠和残酷……改变人的因素其实就是两方面。”在方方的小说中，人们看到父辈知识分子悲剧产生的原因不仅包括外在的环境因素，如无处不在的政治高压，也有内在因素，如至亲好友的伤害，那才是真正始料不及的锥心之痛。在改善社会环境、提高生存质量的同时，人们更应该注重人性的合理引导，只有“揭出病苦，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也正是方方对人性的探索意义之所在。

（湖南益阳广播电视大学）

作者简介：晏淑君（1977-），女，湖南益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益阳市社科联课题“论市场经济对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解构与重塑——以方方、阎真小说为研究对象”（项目编号：2016YS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