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现代启示：稳进与实干

沈祖炜

外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en）在研究中國历史时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做“高度均衡陷阱”。这个理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形成了高度自给、自我循环、自我重复的封闭陷阱，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就无法打破高度均衡的低水平稳定。这个理论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史实。正是外贸、外资，新的制度、新的思想、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等因素，才催生了变革社会的动力。一切进步人士因此而躁动，而亢奋。一切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改变积贫积弱国运的道路，都在寻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进步。所有努力，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说到底，只有方法之不同，目标都是改变封闭状态，让中国跳出“高度均衡陷阱”。

要认识近代的社会变革，张謇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张謇从旧体制中走来，成为当时社会变革的代表性人物。他经科举魁中状元 ，进而走上仕途，位列旧体制的上层。但是他能与时俱进，投身时代的洪流。戊戌变法时，他助翁同龢拟“变法谕旨”“大学堂办法”，还撰就《变法平议》，称得上是个主张变法图强的积极分子。戊戌变法失败后，张謇访问日本 ，萌生了废除皇帝专制，倡导立宪的思想。回国后，他就积极行动，鼓吹仿效日本，推动立宪。他在苏州成立了“江苏立宪学会”，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先后任会长或副会长。他曾主导过两次立宪请愿，被公认为“立宪派领袖”。武昌起义爆发时，张謇出于自己的立宪主张，本想敦促清军将领铁良、张人俊“援鄂”，其意图是为清廷稳定局势，并可乘势“速定宪法”，实现提前立宪。但是，当他看到全国纷纷响应武昌起义，各省宣布“独立”（独立于清廷，不再听命于清廷），赞成和支持共和，遂迅速顺应潮流，转向拥护共和新制。他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农工商部总长，但是当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时，他都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他认为“袁氏失德，亡也忽焉”。1913年张勋在江苏活动，力推旧制，张謇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勋“不独祸我江苏，必致祸我民国”。说明张謇已经以全新的政治态度在社会上发声。他说，“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同时认识到“君主立宪政体断难兼容此后之中国”。这些认知和作为，说明辛亥革命以后的张謇，已经跟上时代步伐，同领导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党有了更多的共识。

当然，张謇从来不是革命党，他始终主张稳进。他在许多场合提出反对“急进之徒”，更反对“急进流血”。从总体倾向上看，他对于改造中国，主张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在各个领域均是如此。比如，在文化观上，他不赞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主张“承继而改良”，对于外来文化他也不迷信，而是提倡“择善而从”。在经济上，他热衷于“棉铁主义”，身体力行，创办了大生系统的近代工业企业和轮船运输公司，被人称为“状元企业家”，还推广植棉、盐垦等，促使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革。在社会建设方面，他是地方自治运动的倡导者，他办学校、办博物馆、搞城市建设、从事慈善事业，被后人称为“南通近代化之父”。有人推崇张謇是近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因为凡是有关社会进步的领域，都有张謇的身影，他的社会影响广泛而又深远。

张謇之可贵，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民生关切和实干的改革精神。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众的福祉，他积极进取，从不囿于旧规，而是努力改变一切不合时代潮流的旧思想、旧方式。张謇是个实干的改革者，他没有慷慨激昂的新派高调，却做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真正可以改变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

分析张謇其人，可以感知以往以“派”划线，以“派”定性的思维方式是多么的偏颇。所谓革命派、改良派，激进派、稳进派，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标记而已，唯有全面分析历史人物的社会贡献，才能得出中肯的评价。说张謇是改良派和稳进派，似乎也没错，至少张謇自己也承认。但是张謇在改变旧体制上的成就仍为世人所感佩。革命和狂飙突起式的激进，不能排斥和否定渐进和稳进所积累的社会变革的能量。从这一意义上说，革命与改良，激进与稳进乃是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的同盟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的自我革新。其要义在于突破旧体制的束缚，改变低水平内部循环的僵局，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值此坚持和深化改革之际，深感张謇的改良、稳进和实干的精神，也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