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谈“文化自信”若干则

赵仁珪

启功先生之所以在传统文化众多领域都能取得杰出的成就，除了先天的聪颖、后天的勤奋之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由衷热爱，并把这份热爱变成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执着的自觉追求。这样生动的事例在他身上比比皆是，仅举几例：

众所周知，汉语自古以来就是有声调的语言，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逐渐发现了声调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格律诗。但有些人却认为声调的规律是在翻译佛经时才发现的，更有一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认为声调规律的发现始自希腊，并由十字军东征传入印度，再由印度传入中国。启先生认为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论。他坚定地认为汉语声调规律就是中国固有的产物，是典型的“国粹”、典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他对此的考证更显出了非凡的才智。

他从《世说新语》的一则故事得到启发：“王仲宣好驢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与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伤逝第十七》）于是启先生就想，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怪僻的举动呢，难道仅是一种魏晋风度吗？在声律被逐渐认识的那个时代，他们喜爱驴鸣当与驴鸣有四声有关。为此他进一步推论：驴叫时发出“嗯啊嗯啊”的声音“嗯”就是平声，“啊”就是上声，几声之后，还要长嘶一声，发出一个降调的“啊”，那就是去声，最后再打两个响鼻，发出“特、特”的声音，那就是短促的入声。于是他常在讲课或演讲中绘声绘色地模仿起驴叫，引得听众无不大笑，但大笑之后，无不佩服启先生的聪颖才智，居然能从一则看似无关紧要的记载中发现如此重大的玄机。不料，这个“包袱”还没抖完，启先生接着说道：有些人想考证中国的四声是怎么来的，甚至说汉语的声调是“舶来品”。那么我且问，中国的驴是从哪来的？难道也是“舶来品”吗？那些人与其考证汉语的四声是从哪来的，不如先考证一下中国的驴是从哪来的。听众听到这里，掌声雷动。

启先生曾把这一发现告诉过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王力说：语言学家陆志韦也曾说过驴有四声，但只是口头说过，没有具体的阐释，你们两人显然是暗合。这样看来驴叫有四声已得到三位语言学家的认可，而启先生的说法最为详尽具体，如果申请专利，启先生可算第一发明者吧。这些发现和论述看似只是一些可入“世说新语”的文坛轶事和趣闻，但它背后所传达的却是一种文化自信。

《汉语现象论丛》是启先生一部专门探讨文言文的专著，它的写作目的是针对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一书。启先生承认马氏“以英鉴汉”“以英套汉”的格朗玛（英文grammar的音译，意为语法）学说和方法确有其价值，能分析一般白话文的语法现象，但如果生搬硬套文言文，特别是骈文和诗歌，就会有很多“对不上榫”的地方。马氏也明知这一点，便遁释道：“排偶声律说，等之自郐以下耳”——中国的排偶声律之说就像《诗经·国风》中《郐风》以后的作品，不足道。这显然有“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之嫌。启先生便追问道：“究竟是不值研究呢，还是因套不上而放弃呢？”这一追问又反映了启先生坚持研究汉语现象一定要从汉语本身出发，不能因不合“舶来”的“格朗玛”就草率地摒弃对它的研究。为此《汉语现象论丛》一书对文言文的各种语法现象和一些修辞现象作出了深刻的论述，而且一如既往，绝不轻易附和、人云亦云。他提出的观点以至所举的很多例证，都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很新鲜、很有趣，很有启发性。如在论述汉语、特别是诗词语言中，词与词之间的结构特别灵活，可以多方组合，甚至可以“颠倒”时，启先生以王维的“长河落日圆”为例说：

这五个字可以变成若干句式：河长日落圆，圆日落长河，长河圆日落。以上三式，虽有艺术上高低之分，但语义上并无差别，句法上也无不通之处。又可变为：长日落圆河，河圆日落长，河日落长圆，河日长圆落，圆河长日落，河长日圆落。这几式就不能算通顺了。但假如给它们各配上一个上句，仍可起死回生。从前有人作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成了笑柄，另一人给他配上了一个上句“夕阳返照桃花坞”，于是下句也成了好句。现在试援此例，各配一个上句看看。如：瓮牗窥斜照——河圆日落长。从瓮牖中看河是圆的，“斜照”，是长的落日。这些变了的句式，虽然语义变得有相同的，有不同的，甚至有一些不免“强词夺理”的，但从诗句的特有句法上讲，却非完全不许可的。而且古代诗句中，也确实存在不少的这类句法的先例。一句五言诗竟能变成十种句式，其中仅仅有一句绝对不通，能不使人惊异吗？

这些匪夷所思的分析绝不是挖空心思的巧辩。启先生坚定地认为把不合“舶来”的所谓法则轻率地视为“不足道”，绝非是简单的遁词，背后所反映出的是对本民族文化的不自信，甚至是自卑，与之抗辩正是文化自信的必要之举。

启先生晚年常到海外参加文物鉴定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鉴定《溪岸图》的真假。据题署，《溪岸图》为著名山水画家董源所作。此画20世纪30年代归徐悲鸿所有，张大千又以金农《风雨归舟图》与徐悲鸿交换，获得此画。20世纪50年代，张大千将此画卖给美籍华裔收藏家王己千，后者将此画喻为“中国的蒙娜丽莎”。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此画后，《纽约客》“At the Museum”专栏刊登了卡尔·尼根（Carl Nagin）题为The Met has just Acquired the “Monalisa” of China. But is it a fake？的短评，文中援引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美术史家高居翰（James Cahill）的观点，认为《溪岸图》只是著名假画炮制者张大千仿冒的赝品。此说一出，《溪岸图》的真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1999年12月，启先生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古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应邀率团出访美国，参加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艺术的真实性研讨会”。会议于12月11日在博物馆大礼堂举行，上下两层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有关中国绘画作品真伪的讨论将这次中国绘画展推向高潮。在研讨会上，启先生对《溪岸图》进行了重点分析。他从笔墨风格方面对《溪岸图》和董源的其他存世作品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笔墨的性格和习惯都相同，图上的署款字体也是北宋流行的体貌，绝非张大千所能模仿，而确系为北宋古画。在当天下午接受美国《世界日报》记者的采访中，当被问到中国式的书画鉴定与美国是否相同，启先生坚定而自信地用一个字回答说：“No！”当问到有何具体不同时，启先生回答道：“西方画讲焦点透视，中国画讲散点透视。”又问：“何谓散点透视？”答曰：“你们不是熟悉导弹吗？即可以此作比：中国画一幅画面上的山水、人物、房子，其实并非都在某一视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这就谓之散点透视。就好比导弹会拐弯，能打到山背后一样。”这一比喻大有玄机，因为不久前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刚刚受到美国导弹的轰炸，在座的人都记忆犹新，不由地发出会心的笑声。

启先生所著的《谈诗书画关系》一文可视为对文化自信的宏观论述。启先生认为“诗书画”与其说是同源的关系，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同核”的关系，因为它们都带有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上的共同特点，共同审美标准，而这些特点和审美又是因为具有民族“共同的习惯和工具”，“共同的好恶”，“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方法”，“共同的传统”合成在一起的一种“信号”。而“这些‘信号是经久提炼而成的，它的感染力也绝不永久限于本土，它也会感染别人，或与别的信号相结合，而成新的文化艺术品种”。（见《启功丛稿·论文卷》第230—231页）他把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上升到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这种格局与气魄是十分可贵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