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艺术史

王安忆

父亲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家中常出入漂亮的阿姨，当然，还有叔叔，但在我眼里，叔叔们似乎都不如阿姨有光彩。上海人艺，后来与青年话剧团合为现在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周谅量阿姨的这封信里，就知道上海人艺还有更早的前身，“上海华东文工二团”。我们总是忽略身边的历史，离得越近越是忽略，稔熟往往取消事物的传奇性质。从履历上看，父亲1962年进人艺，记忆中，似乎是上一年末，母亲带我和姐姐，去南京接父亲回上海，时间上就对拢了。其时，应是父亲刚摘去右派帽子，身份为俗称的“摘帽右派”，人艺在这个当口接纳父亲，并且在专业的岗位，不止是知遇，更还有济人于危难。所以，我们全家都对人艺怀感恩的心情。这些美丽的阿姨，多从事表演，艺术中人性情往往是热烈的。记得陈奇阿姨，来到家里，让我和姐姐并排坐在小椅子上，为我们朗诵一首儿童诗。诗里描写了一间窗明几净的教室，最后一句是，门口飘过红领巾的一角，暗示无名英雄和义务劳动。这是上世纪60年代前半页的画面，少年共产主义茁壮生长。朗诵者正在青春年纪，裙装外罩一件浅色羊毛衫，仿佛天人，态度何其亲切，真把我们看呆。其实，在这同时，还发生着一些严峻的事情，要经过许多日子我们才能了解。

上世纪80年代初始，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纠错改正全面展开，剧院里有三个阿姨来到我们家不是找我父亲，而是寻访母亲。她们中年龄稍长的是严丽秋，“文革”以后重上舞台，主演《姜花开了的时候》，可谓惊艳；谢德辉，“文革”前主演电影《布谷鸟又叫了》；还有徐明，也是在60年代初，参加《为了和平》《枯木逢春》的电影拍摄。那时候，中国电影出产有限，每一部作品都需经过漫长的制作和审查，方能够问世上映。所以，她们都是相当好运气，又是同样的坏运气，风华正茂，恰逢世事變故，整整十年空窗期过去，已届中年，女演员的事业线是有限的。这一天，她们相约来到我们家，是向作家母亲求教，共同创作一部戏剧，内容关于右派妻子的故事。就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女人》，最著名的一节，妻子们走过漫漫路程，来到西伯利亚，走入矿井巷道，在苦役犯丈夫跟前跪下，捧起脚镣亲吻！她们问我母亲，我父亲划归人民的敌人右派，为什么没有离弃婚姻，是徐明吧，说，周予和——也就是周野芒的爸爸划为右派，组织与妻子、野芒的妈妈王频谈话的场面，她至今难忘，话说到此，止不住哭起来……往事中的人多已成故人：周予和、王频、严丽秋，还有徐明，就在今年5月，从澳洲传来离世的消息，长眠在异乡，愿她安息！这些阿姨们，无不是美丽、多情、善良，而且仁义。

周谅量这一位阿姨，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传说中的遭际，就是信中提到的那个事故，听闻总是隔膜和疏远，唯有当事人有贴肤之痛——祸端的意外，场面的惨烈，整六年治疗，留下后遗症。可是，千真万确，我看不出阿姨她有隐疾。“文革”以后，人艺的新剧连连出台，记得其中有一出英国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戏剧，剧名记不起来，有一个场面却一直生动地在眼前，周谅量，穿一身淡绿色的纱裙从楼梯上缓缓走下，宛若游凤。

信中所提那次等车时的邂逅，记得阿姨她看见我，惊呼道：怎么长这么大了！在她印象中，我大概还是那个小孩子，跟着父亲到后台东看西看，大人们说话，坐在一边贪婪地窃听，去文艺五七干校看望父母，然后与父亲一同乘车乘船回家，或者替父亲到安福路二百八十号领取工资……几十年的光阴倏忽而过，转眼间便长成这么大，是挺吓人的。阿姨们都挺信任我，有什么话和我说，有什么事也托给我，可我几乎没有办成一件。阿姨家的宋家祺叔叔的离休问题，我也没有帮上忙。叔叔他作为上海人民广场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旗手，照理是在享受离休待遇期限内，可惜的是，没有留下一件书证。负责承办离退休的同志很通融地说，哪怕只有一张当时的车票，也可充作书证，可是，谁会保留一张车票呢？大家都很合作，可是政策就是政策，不符合就是不符合。但是，我想，历史不会忘记，将新生的共和国国旗送上天空的，每一双年轻的手臂。如今，叔叔也离开了我们，现世的缺憾一定已化为和谐与安宁。收到阿姨的信，我很意外也很感动，同时呢，反省和检讨自己不耐心听长辈说话。父亲晚年，经常讲那过去的事情，我呢，听而不闻。历史就是这么遗漏的，又在模糊的视听中变形，所以，更珍惜这封来信，经阿姨同意，《世纪》杂志社的支持，将信发表，希望一个人的生活可为集体记忆作见证。

2017年6月2日 上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