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人口变动路径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后的人口模拟分析

石人炳 陈 宁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不同人口变动路径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后的人口模拟分析

石人炳 陈 宁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挑战。文章通过构建人口预测模型和基金收支模型，研究了“全面二孩”政策调整下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财务收支关系的变化。研究发现：第一，“全面二孩”政策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到预测期末，政策调整生育率低、中、高方案下老龄化水平比基准方案分别降低1.8、4.7和8.1个百分点；第二，基准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将分别在2025年和2032年出现当期缺口和累计缺口；第三，“全面二孩”政策能够改善统筹基金财务状况，预测期末，政策调整生育率低、中、高方案下基金收入比基准方案分别增加4.53%、12.59%和25.1%;第四，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维持原生育政策不变下的财务收支状况时，统筹基金缴费率可以从20%下降至17.8%-19.52%。

“全面二孩”政策； 人口老龄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社会统筹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人口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的步伐。与这种变化相伴的是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尤其是从“十三五”时期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发展将进入深度转型阶段，老龄化速度将明显加快，老年人口分布失衡和人口红利减弱等不利因素更加显现。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2015年11月29日，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多之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后，随着国家层面以及各地计生条例的陆续修订完毕，“全面二孩”时代正式来临。接连的生育政策调整，不仅表明人口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而且预示着我国人口发展将出现重大转折。自“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政府和学界就开始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下生育水平变动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人口结构变动背后是生育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生育政策调整这一现实背景下，探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口既是养老保障的对象，又是决定养老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变量，面对人口的快速老龄化，关于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职工养老保险)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问题受到持续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会承受巨大的偿付压力甚至出现支付危机①。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可持续性造成巨大的压力已为学界所共识。诸多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考察了中国职工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支付能力。于洪的测算显示，2038年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年度结余将出现缺口，2042年累积结余出现缺口，2050年，累积缺口达179.8万亿②。马俊的研究表明职工养老保险总缺口在2020年将达0.2万亿，2025年达1.2万亿，2030年达4.0万亿，2040年达20.5万亿，2050年达66.7万亿③。王晓军研究表明职工养老保险基金在2010年累计结余1.5万亿，2035年基金年度结余出现1.3万亿缺口，2040年累积结余消耗殆尽，2060年年度缺口达67.3万亿，累计缺口达148万亿④。孙博通过模拟2010-2080年间不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案下的人口发展趋势，测算不同生育方案下的城镇基本养老金缺口变动趋势，表明逐步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可以改善养老金财务体系的可持续性⑤。基金支付危机的原因则主要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等所带来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度发展，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的上升，以及少子化导致劳动力潜在供给能力减弱等使得缴费人口与受益人口的比例失调。换句话说人口结构“倒金字塔”的变动趋势是养老保险基金产生支付危机的主要根源，据此学者们将延迟退休、参数调整、调整生育政策等作为养老保险支付危机的应对策略进行了探讨⑥。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诸多研究围绕政策调整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发展趋势、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展开了丰富的研究⑦；而关于政策调整对职工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可持续性影响的研究则为数不多。曾益等通过设定政策调整目标人群的不同生育比例，发现不同生育意愿下，养老保险基金出现累计赤字的时点均有所推迟，如果生育意愿达到54%及以上，养老保险基金在2090年及以前不出现累计赤字⑧；张鹏飞通过精算模型测算发现在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养老统筹基金分别于2042年和2057年出现当期结余赤字和累计结余赤字，至2100年累计结余达-100万亿，生育二孩的夫妇比例越高，养老统筹基金开始出现支出大于收入的年份则相应地向后推移⑨；刘欣等通过设定全面二孩后育龄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构建人口预测模型，预测发现如果不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到2045年，养老金缺口将会持续扩大，随后缺口略有下降，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缺口将会持续扩大20-40年，随后缺口下降，甚至实现结余⑩。

综上可以看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前的预测研究大都发生在政策调整“尚无时间表”的情境之下，所以在“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之后，关于生育水平的假设都已经不符合现实背景的变化，预测结果的适用性方面是有疑问的。而政策实施以后，虽然部分学者关注到了生育政策调整对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但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究其缘由主要是对人口变动这一基础变量的设定存在问题，对影响人口变动的生育水平的设定不够科学，没有考虑生育政策调整初期由于“堆积效应”的释放而出现的“政策性反弹”效应和政策调整中后期的“平缓效应”。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一是，在人口仿真预测方法上，基于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在不同时期具有的不同影响(初期生育水平会有“政策性突变”，之后逐步进入常态化)，采用分阶段预测法，避免因生育水平的设定不够科学而造成大的预测误差；二是，构建基金收支均衡模型，引入缴费率因子，分析了各方案下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时养老金财务状况所需的缴费率，不仅从基金缺口角度同时从缴费率的角度诠释了“全面二孩”政策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分析

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经历由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转变。由于个人账户部分不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故本文主要研究以现收现付制为筹资模式的社会统筹部分。

根据现收现付制的筹资模式，得出：

基金收入(It)=缴费人口(Lt)*缴费平均工资(Wt)*缴费率(St)

(1)

基金支出(Ot)=受益人口(Et)*平均养老金水平(Vt)

(2)

收支差额(GT)=It-Ot

(3)

按照一般均衡理论，要求基金平衡，即基金收入等于基金支出，于是有：

It=Ot

(4)

从公式(1)、(2)和(4)可以推出：

缴费率St=(Et/Lt)*(Vt/Wt)

(5)

其中Et/Lt称为制度赡养率，Vt/Wt称为平均替代率。

由公式(5)可见，在平均替代率一定时，如果制度赡养率不断提高，那么势必要求缴费率相应提高。如果要求缴费率保持稳定，那么必然会出现支付危机。而制度赡养率和人口年龄结构直接相关，可见年龄结构是影响现收现付筹资模式能否保持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

由于制度转轨使统筹基金支出更加复杂，包括“老人”基本养老金、“中人”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新人”基础养老金。本文通过对参保职工进行类别分析，考虑其待遇差别，将转轨成本支出计入基金年度支出范围内。至于类别划分，以国发[1997]26号和[2005]38号文件为节点，将参保人分为“老人”、“中人”和“新人”三类。

(二)模型构建

1.人口预测模型

以2015年为预测基年，预测周期为50年。在预测方法上，基于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影响，初期生育水平会有“政策性突变”，之后逐步进入常态化，故采用分阶段预测。第一阶段：政策调整初期，采用年龄移算法；第二阶段：“政策性突变期”之后，使用PANDIS-INT人口预测软件。分阶段预测也是考虑了不同阶段生育的差异。

第一阶段：长期以来由于政策性抑制致使目标人群具有明显的二胎“生育潜能”，这一潜能将在政策放开后出现较为集中的释放，形成政策性“出生堆积”。正如庄亚儿的研究显示，已有一孩的妇女计划生育二胎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政策调整后的4年，其中第二年为峰值。因此，为更加贴合妇女在政策放开后的实际二孩生育行为，假定未来5年逐步完成“生育潜能”的释放。这一时期由于生育率的变动是剧烈的、“非常态的”，所以，针对2016-2020年的人口变动不宜使用适合预测“常态人口”的方法进行预测，故采用年龄移算法进行预测。

第二阶段：由于生育政策所抑制的“生育潜能”将在政策调整的头几年集中释放，2020年以后生育水平变动受政策调整影响的效应将会越来越小，生育率变动将会更加趋于平缓，因此2021-2065年的人口预测按照队列分要素法，采用PANDIS-INT人口预测软件进行预测。

预测中没有考虑人口迁移的影响。因为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率很低，我们可以近似地将其看作封闭人口。

2.基金收支模型

(1)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收入精算模型

“老人”都已经退休，每年有部分“中人”和“新人”向统筹账户缴费，收入公式为：

(2)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支出精算模型

第一，“老人”在t年度的基本养老金支出公式：

Po，t:t年度支出额度，其中根据年龄区间计算得出2050年后所有“老人”将退出制度系统；Φt:t年企业参保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λ:调整系数；Tx，t:t年时x岁的城镇企业参保退休“老人”数；m：最高生存年龄。

第二，退休“中人”在t年度的基础养老金支出公式：

Pz，t:t年度支出额度；Φt1:t年退休“中人”基础养老金计发系数；Nx，t:t年时x岁的城镇企业参保“中人”退休人数。

第三，退休“中人”过渡性养老金支出。对于“中人”的指数化平均缴费工资，以退休前一年在岗职工社会平均工资代替，同时政策规定“中人”过渡性养老金的计发系数取值范围为1.0%-1.4%。用公式可以表达为：

Pzd，t:t年度支出额度；Φt2:t年退休“中人”过渡养老金计发系数；Nx，t:t年时x岁的城镇企业参保“中人”退休人口数。

第四，退休“新人”基础养老金支出。t年度退休“新人”基础养老金支出总额为：

PE，t:t年度支出额度；Φt3:t年退休“新人”基础养老金计发系数；Mx，t:t年时x岁的城镇企业参保“新人”退休人数。

(3)社会统筹基金平衡模型

基金收支平衡可以分为两种:

年度平衡：It=Pt；阶段平衡：一般要求GT=0

此外，鉴于基金缺口和缴费率之间的关系(见公式(5))，在计算使阶段收支平衡的缴费率时，可以寻找一个St的变换Δst，推导出公式：

使期末余额等于0，求出Δst。如果Δst为正，说明目前缴费率不足以维持阶段平衡，需要提高缴费率，反之，则表示可以适度降低缴费率。

三、研究假设与参数设定

(一)人口预测参数设定与假设

1.基础数据

本文人口预测以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但对低年龄段人口进行了修正。王金营通过年龄移算法进行队列对比发现0-9岁人口的漏报率至少达到5.7%，我们通过国家统计局2000-2009年年出生人口数“回推”和“比对”两个途径对“六普”数据质量进行验证，发现0-9岁组的漏报率和王金营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故对“六普”数据中0-9岁组人口按照5.7%的漏报率进行回填。回填后人口数较“六普”数据增加884万人。

2.生育水平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所以将生育水平设定为两类方案便于比较。第一类为“政策未调整”方案，第二类为“政策调整”方案。

“政策未调整”方案：假定在测算期内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并作为基准方案。“六普”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众多学者认为由于出生漏报的存在使得数据偏低。翟振武等基于“打靶”的方法，推算出2010-2014年总和生育率依次为1.496、1.505、1.532、1.540和1.593。2015年作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6‰，相比2014年下降0.24个千分点，可见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应该在1.4-1.6之间，故假设基准方案的生育率为1.5。

“政策调整”方案：围绕政策调整对生育水平可能带来的影响，又将其分为低、中、高三个方案。由于政策调整初期的出生人口受到政策目标人群“生育潜能”集中释放的影响，因此，预测中要解决好三个问题：第一，政策目标人群的生育潜能释放总量。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是9000万，本文以此为准；第二，政策目标人群生育潜能的释放比例。国家卫计委对目标人群再生育意愿进行摸底，得出三种方案，高方案预计有33%的人会生二孩，中方案是28%，低方案是23%。这一释放比例建立在众多学者以及研究机构的论证基础之上，故本文也以此为准。第三，生育潜能释放进度。前文提到假设未来五年二孩“生育潜能”释放完成，其中第二年为峰值，并鉴于目标人群中35岁以上的女性超过60%，峰值过后，后续几年释放比例会逐渐下降，因此，假设未来5年每年进行二孩生育的妇女比例为0.13、0.21、0.20、0.17、0.14。

结合以上对政策调整初期的分析，并考虑到政策调整后期的生育水平企稳，本文的预测方案整体设定如下：低方案：2016-2020年全面二孩的目标人群生育释放比例为23%。同时鉴于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与中国生育文化极为相似的国家近20年的生育率基本维持在1.2至1.4之间，并且结合中国农村人口众多，生育观念相对传统的国情，以此为据，假设2020年以后生育率达到在1.55的水平，此后预测期内保持稳定；中方案：2016-2020年全面二孩目标人群生育释放比例为28%，2020年以后生育率维持在1.8并长期保持不变，即与法国的妇女生育水平相当；高方案：2016-2020年目标人群生育释放比例为33%，2020年以后生育率长期稳定在2.1的更替水平，这一假定水平与美国目前的生育水平相当。

3.相关人口指标设定

死亡水平和死亡模式：参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关于中国人口预期寿命的估计，205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5岁，其中男性77.6岁，女性81.5岁。其他年份死亡水平预估采用线性内插法；死亡模式采用Coal-Demany西区模型生命表；出生人口性别比：国家卫计委曾计划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117.94为基点，每年下降超出出生性别比正常范围上限(107)部分的10%。自2008年以来出现连续下降，2015年下降到113.51。假定2020年出生性别比将恢复到107的正常水平。中间年份出生性别比用线性内插法计算；城镇化水平：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表明，2020、2030、205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分别达到60%、70%、8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峰值约为80%左右。据此，假设2020、2030、2050、2065年作为标准年，届时城镇化水平分别为60%、70%、75%、80%，中间年份城镇化水平采用插值法计算。此外，至于分年龄组的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则假设与总体城镇化率保持一致。

(二)精算模型参数设定

1.外生变量设定

工作、退休年龄和城镇人口就业率：考虑到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职工初次参加工作的年龄要高于16岁，假定男性、女性参加工作的年龄为20岁。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比较复杂，为保守估算养老金缺口，统一设定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同时，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数据发现，近年来，我国20岁以上城镇人口就业人员数与工作年龄人口数的比值一直比较稳定，约为90%左右，假定2016-2065年间城镇就业人口维持在工作年龄人口的90%；覆盖率：201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为64.9%，假设2014年后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到2050年覆盖80%的城镇就业人员，中间年份的覆盖率采用插值法计算。同时由于低收入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存在，假设2050-2065年间维持80%不变；平均工资增长率：平均工资增长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研究认为2016-202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5.7%-6.6%，2021-2030年潜在增长率为5.4%-6.3%。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长期发展趋势，假设2020年以前平均工资增长率为7%，之后每10年降低一个百分点。

2.内生变量设定

缴费率和缴费基数：国发[2005]38号文件规定，统筹账户的缴费率为20%。缴费基数应为上年度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但是诸多研究表明我国实际缴费基数和规定的缴费基数存在较大的差距，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工资比政府口径公布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低35%左右。故本文设定缴费基数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65%，得出2015年基年的缴费基数为34785元；目标替代率和计发比例：国发[2005]38号文件规定正常退休的基础养老金的目标替代率为35%。退休“老人”的基本养老金按国家原来的规定发给基本养老金，设定“老人”的基本养老金的计发比例为60%；“中人”基础养老金计发比例由缴费年限确定，过渡性养老金的计发比例取平均值为1.2%；根据文件对“新人”的界定，第一批退休“新人”统筹账户养老金支出始于2013年，其计发比例为15%，随后逐年增加，到2033年，新退休“新人”的养老金的计发比例达到35%，其后保持不变；养老金指数化水平：政策要求养老金的水平随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一定比例保持动态增长。根据我国大部分省份关于基本养老保险金计发系数的规定，假设基本养老保险金每年计发基数的调整幅度为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年工资增长率的60%。

四、预测结果与分析

(一)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对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后，不同生育率方案下人口老龄化水平相比基准方案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见图1)。基准方案下，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快速老龄化的势头不减。2015年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为16.1%，到2055年，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37.36%的峰值，40年间提高了约21.26个百分点。2056年人口老龄化水平开始下降，但是下降速度非常缓慢，2065年时老龄化水平仍达到36.34%。

低方案下，人口老龄化水平在2055年达到高峰，峰值水平为36.57%，相比基准方案降低0.79个百分点，到2065年，相比同期基准方案降低1.8个百分点；中方案下，2053年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33.25%的峰值，峰值水平相比基准方案降低4.11个百分点，2065年时老龄化水平降低到31.64%，相比同期基准方案降低4.7个百分点；高方案下，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更是明显区别于基准方案，2052年达到31.58%的峰值，比基准方案的峰值降低了5.78个百分点。峰值之后，人口老龄化水平下降速度更快，到2065年下降到28.22%，同期比基准方案降低了约8.12个百分点。

图1 基准方案和政策调整生育率三种方案下未来人口老龄化水平变动

(二)不同预测方案下人口变动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支平衡

1.生育政策不变方案(基准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收支状况

在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2016-2050年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收支预测结果如表1所示。在预测期间内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的收入和支出规模都不断上升。基金收入从2016年的18668亿增长到2065年的163084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4.4%；支出从2016年的15326亿增长到2065年的177343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5.02%。其中“老人”的支出规模从2016年的5468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5816亿元，之后逐渐减少，2050年后随着最后一批“老人”的消失，不再产生该项支出；2016年“中人”支出规模为7268亿元，之后不断增加，到2041年达到25305亿元的支出峰值，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到2065年支出规模为12565亿元；2016年“新人”的养老金支出规模为2590亿元，之后呈上升趋势，一直增长到2065年的164778亿元。

在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情境下，统筹基金支出的年增长速度快于收入的年增长速度，使得2025年开始年度收入小于年度支出，出现年度缺口，此后年度缺口不断扩大，年度收不抵支局面将长期持续。统筹基金在2033年以前一直存在累计盈余，但是从2033年开始出现缺口，并逐年增大，到2065年基金累计缺口达到约44.5万亿元。这表明人口老龄化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运行形成巨大冲击，实施积极有效的改革消化这一冲击显得尤为必要。

表1 基准方案：社会统筹基金财务运行状况(亿元)

注：年度积累和累计积累出现负值表示统筹基金当年或累计出现缺口。由于国家在推动做实个人账户，要通过统筹基金偿还之前对个人账户的欠账，所以设定2016年以前统筹账户没有累计结余。

2.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统筹基金收支总额的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后，从2036年开始，由于缴费人口的增加，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收入水平相比政策不变方案(基准方案)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见图2)。

从人口变动角度分析，因为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发生变化，首先影响少儿人口数量，只有在政策实施后多出生的人口达到工作年龄后，对养老金收支的影响才能逐渐显现。换句话说，由于政策调整具有“滞后效应”，“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2016年出生的第一批“政策性二孩”要到20年之后才能进入养老金系统，进而增加缴费人口，影响基金收入状况。同时由于本文的预测期间是50年，政策调整后的第一批“政策性二孩”最早将在60年后退休，所以预测期间统筹基金的支出不变，政策调整对基金的支出没有任何影响。

从新老政策对比角度分析，“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生育率低方案下，2036年统筹基金收入69824亿元，相比同期基准方案下增加123亿元。2065年统筹基金收入170477亿元，相比同期基准方案下增加7393亿元。2036-2065年间，低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收入较基准方案增长0.17%-4.53%；中方案下，2036年统筹基金收入69925亿元，相比同期基准方案下增加224亿元，同比增长0.32%。之后年份的基金收入相比基准方案不断增长，到2065年统筹基金收入为183628亿元，而同期基准方案下的统筹基金收入为163084亿元，增加20544亿元，同比增长12.59%；“全面二孩”政策调整高方案假设政策调整初期，33%的目标人口生育二孩，之后生育水平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当然这是比较乐观的想法。鉴于目前较低的生育意愿，如果政府继续放宽生育抑或出台鼓励群众生育的政策措施，不排除生育水平显著提高的情况发生。那么在生育水平显著提高，人口结构得到明显优化的情形下，社会统筹基金的收入相比基准方案就可能会有明显的提高。高方案下2036年社会统筹基金收入为70089亿元，之后快速增加，到2065年统筹基金收入达到204060亿元，而同期基准方案下统筹基金收入分别为69701亿元和163084亿元，同比分别提高了0.55%和25.1%。

图2 不同预测方案下养老金收入情况与基准方案比较

3.生育政策调整对社会统筹基金积累的影响

社会统筹基金当年收支相抵后的数值称之为基金积累，当基金积累为正值时表明基金出现盈余，当基金积累为负值是表明基金出现缺口。本文将年度基金积累为负值时称之为年度缺口，基金累计积累为负值时称之为累计缺口。根据前文对基准方案的分析，统筹基金在2025年收支相抵后的积累开始出现负值，也就是说基金当年的收入不足支付当期的支出，出现年度缺口。同时统筹基金在2025年之前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可用于支付养老金，此时基金还没有出现支付危机。而到2032年时，由于前期积累的资金用完，基金累计积累开始出现负值，也就是说开始出现累计缺口。

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社会统筹基金年度积累的影响来看，2036年以后政策调整各方案下基金年度缺口较基准方案均相对减少，甚至一定时点开始基金年度缺口得到消解(见图3)。低方案下，2036年年度缺口为-8443亿元，同期基准方案下年度缺口为-8576亿元，相比基准方案年度缺口减少了123亿元。之后年度缺口不断减少，到2065年年度缺口为-6866亿元，相比同期基准方案减少了7393亿元；中方案下，2036年统筹基金年度缺口为-8352亿元，相比同期基准方案下年度缺口规模减少了224亿元，之后年度缺口的规模不断缩小。从2055年开始，统筹基金收支相抵之后开始出现盈余，年度收不抵支的局面开始消解。2055年以后年度基金积累转负为正，出现盈余，且年度盈余的规模越来越大，到2065年年度盈余的规模为6285亿元；高方案下，2036年年度缺口相比基准方案减少了388亿元。同时，高方案下统筹基金从2050年开始基金积累转负为正，出现盈余，年度缺口得到填补的时点相比中方案提前了5年。到2065年时基金年度盈余为26717亿元，相比同期基准方案下-14259亿元的缺口，基金年度积累增长了40976亿元。

图3 不同预测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年度积累与基准方案比较

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社会统筹基金累计积累的影响来看，随着时间推进，政策调整各方案下统筹基金累计缺口相对基准方案均有明显减少，统筹基金的财务状况得到有效改善，基金的支付压力得到明显缓解(见图4)。基准方案下，2032年后基金累计积累由正转负，开始出现累计缺口，并且累计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在2065年时达到约44.5万亿元的峰值；低方案下，随着年度缺口规模的缩小，累计缺口相比基准方案也不断减少。预测期末虽然基金累计积累仍为负值，但是到2065年，累计缺口为31万亿元，相比基准方案统筹基金累计缺口减少了约13万亿元；中方案下，2036年以后累计缺口规模不断缩小，2065年统筹基金的累计缺口仅为10.9万亿元，相比基准方案减少了约33万亿元。高方案下从2036年开始，统筹基金累计缺口相比基准方案也不断减少。同时，2060年开始，统筹基金的累计积累由负转正，累计缺口得到完全“填补”，累计负债依靠制度自身得到消化。到2065年统筹基金累计盈余达到约8.6万亿元，相比基准方案累计缺口减少约53万亿元。

图4 不同预测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累计积累与基准方案比较

(三)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降低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的可能性分析

2015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要适时适当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费率。尤其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方面，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承担了偏高的养老保险缴费率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全面二孩”政策调整，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得到优化，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基金财务状况得到好转的情况下，在整个预测期间内是否存在降低一定幅度的企业社会统筹账户缴费率的可能呢？这个需要推算出预测期内维持基金收支平衡或者维持原来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基金财务状况的“最优缴费率”。我们知道，当前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的缴费率是20%，根据模型构建部分关于测算社会统筹基金阶段收支平衡的公式可以推导出一个新的缴费率ΔSt。

根据上文的测算结果，“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生育率低方案、中方案和高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的财务收支状况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如果维持原生育政策条件下的基金收支状况，具有降低缴费率的客观条件。根据测算得出，相对于生育政策不变方案(即基准方案)，“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生育率低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的缴费率可以从20%下降至19.52%，且仍维持原有的基金收支状况不变；“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生育率中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的缴费率可以从20%下降至18.75%，且仍维持原有的基金收支状况不变；“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生育率高方案下社会统筹基金的缴费率可以从20%下降至17.8%，且仍维持原有的基金收支状况不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全面二孩”政策调整背景下，利用年龄移算和队列分要素模型分析目标育龄妇女的生育响应，通过对二孩生育时间分布模式与释放进度假定的基础上，设定2016-2065年间低、中、高和基准方案下总和生育率参数，在一定的生育水平、死亡水平、迁移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参数假定下，预测生育政策调整对2016-2065年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最终在人口预测、城镇人口预测、城镇职工人口预测、养老保险覆盖率预测的基础上得到的生育政策调整不同方案下城镇参保职工人数和退休职工人数变动趋势，结合一定的假设前提和参数设定下，利用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精算模型，得出未来50年生育政策调整对统筹基金收支平衡影响的结论：

第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可以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

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调整后相对于基准方案，低、中、高三个方案下人口老龄化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到2065年，低、中、高方案下人口老龄化水平相比基准方案分别下降了1.8、4.7、8.1个百分点。生育水平回升的幅度越大，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影响越大。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老龄化水平的降低是制度赡养率下降的基础，也为缓解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奠定了人口基础。

第二，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加剧会对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运行造成严重挑战。

预测结果显示，如果维持生育政策不变，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深度发展，制度赡养率不断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收支逆差日益凸显，累计基金缺口迅猛增长。在老龄化水平高峰期的2055年左右，统筹基金的年度缺口达到约1.7万亿元。预测期末，社会统筹基金的累计缺口达到近44.5万亿元，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巨大的“制度负债”，在没有任何外生财务“输血”的情况下，未来社会统筹基金支付将会出现巨大危机，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面临严重挑战。

第三，“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能够改善社会统筹基金财务收支状况。

研究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社会统筹基金财务状况，但是，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各生育率方案下基金收入都相应增加，到2065年，政策调整生育率低、中、高方案下基金收入比基准方案分别增加4.53%、12.59%和25.1%。同时，基金年度缺口和累计缺口均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可见，“全面二孩”可以有助于消化制度转轨成本，缓解社会统筹基金的支付压力。此外，生育政策调整为降低缴费率水平创造了条件，测算显示，在维持原生育政策条件下的财务收支状况时，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后，统筹基金的缴费率可以从20%下降至17.8%-19.52%。

第四，生育水平变动对养老金收支的影响具有滞后性。

生育水平的提高，使得出生人口、未来缴费人口增加，进而使得人口年龄结构变得相对年轻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增加，从而有助于改善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收支状况。然而，由于人口再生产规律的制约，使得生育政策调整对养老金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后滞效应”。这是因为生育水平变动首先影响新生人口的数量，而只有当生育政策调整后出生的人口到达劳动年龄、进入养老保险系统后，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才能逐渐显现，生育政策调整的“养老金财政”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这也启示我们对人口系统的调整要具有前瞻性。

本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其一，完善“全面二孩”政策实施配套措施。本文的“核心假设”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对生育水平变动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即目标群体对政策调整表现出“生育响应”，多生孩子，使生育水平有所回升。预测结果表明，生育水平回升的程度越高，政策调整对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效用越强。也就是说，未来生育政策调整使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财务的长期可持续偿付能力得到多大程度加强，主要取决于群众对“全面二孩”政策的“生育响应”程度。“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不足两年，“生育响应”程度尚未显现。但“单独二孩”政策实施的结果表明，群众的“生育响应”热情可能低于人们最初的估计。当下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和成本的提高，使得生养小孩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育龄群体“想生而不敢生、生不起”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要鼓励群众按政策生育，政府应该出台、完善相关的公共配套措施，减少人们生育孩子的后顾之忧。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育，将家庭的生育成本外部化以及社会福利政策家庭化，从而实现政策调整的预期目标，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其二，统筹基金收支缺口峰值阶段的政策应对。研究表明，各预测方案下养老金收支都有一个“缺口期”，不同方案下基金缺口都在一定时点上达到峰值。基准方案下，在整个预测期内都存在累计缺口，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累计缺口的规模逐渐扩大，在2065年时达到约44.5万亿的峰值。“全面二孩”政策调整生育率低方案下在2065年的缺口峰值为31万亿，中方案和高方案下分别在2054年和2049年出现养老金缺口峰值，缺口峰值规模分别约为17.5万亿和9.8万亿。政策调整后虽然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缺口期”，并降低了缺口峰值，但“缺口期”并没有消失，长期的、巨大的制度负债依然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财务的长期可持续性造成严重的挑战。尽管“缺口期”的应对不是本文的研究关注点，但我们仍要提醒，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运行是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安全阀”，国家应该对未来的“缺口期”未雨绸缪，提前应对，要提前筹划财政干预计划和其他相关计划，诸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和储备力度、划拨国有资产、做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研究制定征收社会保障税等，从而妥善应对未来的基金支付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从生育政策调整下的不同人口发展路径出发，考察了“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效应。生育政策的调整会一定程度上通过降低人口老龄化水平而缓解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状况。但由于本文的预测是建立在一系列参数假定的基础之上，有些关键性的假定(如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水平变化)还有待时间检验。同时，由于预测期限较长，参数较多，基础养老金收支平衡模型中的参数假设和预测期内实际状况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影响到最终结果的精确性，从而使得本文的模拟结果在发展趋势上可信，但具体数值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差。另外，延迟退休的具体方案即将出台，这将是对未来基础养老金的收支产生影响的又一重要因素。根据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调整参数假定，加入国家正式出台的延迟退休方案等要素，修正预测结果，将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注释

①Estelle, J. “How Can China Solve Its Old-age Security Probl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ension，SOE and Financial Market Reform.”JournalofPensionsEconomics&Finance15，no.1(2003)：53-75；姜向群:《人口老龄化对退休金负担影响的量化研究》，《人口研究》2006年第3期。

②于洪、钟和卿:《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能力分析》，《财经研究》2009年第9期。

③马骏:《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④王晓军、任文东:《我国养老保险的财务可持续性研究》，《保险研究》2013年第4期。

⑤孙博、董克用:《生育政策调整对基本养老金缺口的影响研究》，《人口与经济》2011年第2期。

⑥Gahvari, F. “Pensions and Fertility: In Search of a Links.”IntTaxPublicFinance16， no.4(2009)：418-442；Brayer, F.，and Hupfeld S.“On the Fairness of Early-retirement Provisions.”GermanEconomicReview11，no.1(2010)：60-67；郑秉文:《欧债危机对养老金改革的启示》，《中国社会保障》2012年第2期；李珍、王海东:《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研究》，《保险研究》2012年第1期。

⑦陈宁:《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桂世勋:《全面两孩政策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研究》2016年第4期；王金营、戈艳霞:《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下的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人口研究》2016年第6期；张晓青:《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人口研究》2016年第1期。

⑧曾益:《从单独二孩走向全面二孩:中国养老金支付危机能破解吗》，《财贸经济》2016年第7期。

⑨张鹏飞:《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的影响》，《人口与经济》2017年第1期。

⑩刘欣、刘薇:《全面二孩政策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缺口的研究》，《财政科学》2017年第5期。

责任编辑张静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nge Paths on the Urban Workers’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und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Employment of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Shi Renbing Chen Ning

(School of Sociology，Huazh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uhan 430074)

Population ageing has brought challenges to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of the urban workers in China. Based on the existing data of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es， previous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s and so on， this article forecasts the influence of childbearing policy adjustment on the urban workers’ basic pension funds by resorting to population-forecasting method and actuarial modeling approach. The results can be presented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eing can be relieved effectively， and compared with the reference project， the level of ageing population decreases by 1.8%，4.7% and 8.1% respectively corresponding to the low， medium and high levels of policy adjustment. Secondly， under the unchanged fertility policy， the current and cumulative gap of the social pooling funds will occur respectively in 2025 and 2032. Thirdly，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social pooling funds can be improved. The funds increases by 4.53%，12.59% and 25.1%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low， medium and high levels of policy adjustment. Fourthly, the premium rate of social pension funds can be reduced from 20% to 17.8%-19.52% in case of the financial revenues of the original childbearing policy unchanged.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geing population； workers’ basic pension insurance funds； social pooling

2017-07-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育政策调整下目标人群的生育响应研究”(16CRK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