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中记载着孔子对几位历史贤人的评价：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意思是：“孔子说：‘不贬抑自己的意志，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就是伯夷、叔齐吧！ 又说：‘柳下惠、少连，〔被迫〕贬抑自己的意志，辱没自己的身份，但说话合乎伦理，行为深思熟虑，他们只能这样做而已啊。又说：‘虞仲、夷逸，过隐居生活，说话放纵无忌，能保持自身清白，废弃官位而合乎权宜变通。可是我与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段话蕴含着孔子灵活变通的大智慧。做官还是归隐，对于孔子而言并不绝对，而是有前提条件的， 即“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意思是倘若国家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那就应该出来做官帮扶正义；如果国家混乱黑暗以权谋私，那就应该辞官归隐，而不是助纣为虐或尸位素餐。可见，在孔子看来，“无可”“无不可”的标准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对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定论，关键要“合道”，也就是合情、合理、合义。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也可以借鉴孔子这种灵活变通的处事艺术，做到“无可无不可”。

首先，教学模式方面“无可无不可”。语文教学中应以“教”为主的模式与以“学”为主的模式相结合，整体而言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做到教师少教，学生多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教师“少教”并不代表教师的教不重要，更不代表教师不需要教，任由学生自己做题摸索。做任何事最忌讳的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近年来我国在教学改革中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我们也不能回避其中丛生的乱象。之前我们从长期普遍存在的教师“灌输式”“填鸭式”的教育中总结经验教训，借鉴“杨思”“杜郎口”等学校的教学模式，提出把课堂还给学生，教师少教、学生多学，教师主要启发引导，学生则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方式学习。之后延伸出“疑探教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理念与初衷本来是好的，可是不少学校在具体学习实践的过程中却走了不少弯路，甚至教学改革半路夭折。

究其原因，就是有的学校并没有真正理解“少教多学”的内涵与精髓，没能结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落实。比如不考虑一些老师对新课堂是否有驾驭能力，以及学生不同层次的循序渐进等问题，只是一味盲目跟风，僵化刻板地学习外在形式，甚至在形式上简单粗暴地擅自发挥，这样做必然导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再例如，决策者在教学流程的安排上和各流程时间的掐定上，整体把握住大方向就好，不能扣的太死，不能规定是十分钟，结果十分钟二十秒就不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有思想有情绪的学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靠程序设定的冰冷机器。如果在某个学习环节学生产生了疑惑，老师应当予以适当引导，而不能为了符合时间要求，硬性强制学生不懂装懂。一堂好的示范课，不但要体现出授课形式的新颖，更要体现出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否则，所谓的教育革新，不过是换了一个花样更复杂的牢笼而已。

那么，检测一堂课是否遵循教育规律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学生是否能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真正学有所获，并且是否能更高效地激发出学生的学习热情。如果学生只顾着配合老师进行虚假表演，学习收获自然少之又少。这样下去，只会让老师越来越疲惫，学生越来越厌烦，长此以往，后患无穷。

面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又有人对改革者提出质疑，认为一些学校根本不适合以“自主、合作、探究”为理念的新型教学模式，只适合教师讲台上讲、学生讲台下听的传统教学模式。这其实又走了一个极端，也是对傳统教学模式的误解——传统教学模式绝对不等于我们先前反对的“填鸭式”“灌输式”教育。首先，老师台上讲，学生台下听，本身有许多好处。老师学识渊博，可以直接增长学生的见识，例如央视的“百家讲坛”就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其次，传统的教学模式其实也是很灵活的，只是在传承中被误解和偏离，被等同于“填鸭式”教育。

中国最早独立办学的孔子，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在《论语·先进》篇中记载，有一天，就“志向”这个话题，孔子循循善诱，让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畅所欲言，气氛相当宽松。在师生讨论的过程中，曾皙一直都在弹琴，直到孔子问到他，他才缓缓停下来说了说自己的志向。期间孔子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偶以“哂”的微笑表情略作回应，直到最后孔子只说了句“吾与点也”，表达了他赞同曾皙的观点。只是曾皙不死心，非要私下追上孔子询问，孔子才对其他三个弟子作了点评。可见孔子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秉持了他“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主张，也很好地体现了我们现在倡导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教育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在关键点上， 教师的“教”确实必不可少。如果没有孔子的适时启发，也就不会有历史上的七十二贤人；如果没有当代教育家魏书生在方向和方法上的引导启发，他的学生就很难在老师离开的情况下也能高效自主地学习。所以高效课堂的真正体现，是老师对学生能做岀切合实际的有益引导和启发，而不是高高在上、云里雾里的干瘪说教。

可见形式可以千变万化，名称也可以多种多样，而规律却是永恒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教学模式的好与坏，要看是否遵循教育规律，是否能将学生真正培养成才，所以“无可无不可”。

其次，教材选择方面“无可无不可”。在语文教材的选择上应将“传统经典”与“当下时事”相结合。语文与其他学科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包含的内容太灵活太丰富，“语文是个筐，啥都往里装”。近几年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全国各地的教材也不断更新。语文教材必修和选修加起来就有十多本，决策者的初衷是为了全国各地区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灵活选择。可如果没有一套自己完整的教学理念，还真有点无所适从。其实，只要我们回归语文教学的本源，秉持“语文即生活”的大语文观，就不难根据实际情况对所用教材作出合理的选择。对语文而言，生活处处是学问，课内课外皆教材。语文教师除了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外，更要注重引导学生正确的“三观”，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经过时间和空间考验的传统经典自是必不可少的教材。想要学识广博，一定要对中国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史、子、集”有所了解。被称为是“群经之首，国学之源”的《易经》曰：“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 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合，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段话是《易传》中《彖传》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内容，其意思是：“伟大啊，乾卦所象征的元气，万物借它而开始存在，它也由此主导了天体。云四处飘行，雨降落下来，各类物种在流动中成其形体。太阳的光明终而复始地出现，爻的六个位置也按照时序形成了，依循时序乘着六条龙去驾驭天体的运行。乾卦的原理是引发变化，让万物各安本性与命运。万物保存聚合并处于最和谐的状态。就达到合宜而正固了，乾卦为首，创生万物，普世都可以获得安宁。”读这种文字，人的胸怀中出现有广阔无垠、浩淼奔腾的宇宙，如此，生命格局自然就会放大。2017年高考语文全国卷二的作文题中，出现了《易经》中的句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高考响应国家“实现传统文化伟大复兴”正策，引导语文教学回归传统经典的重要体现。课堂实际教学中，如果学生在学习《奥斯维辛没有新闻》时，说出“犹太人就该杀，崇拜希特勒”这样极端幼稚的话，那么老师就可以反问他：“如果你生来就是犹太人，你还会这样说吗？” 并用《论语》中的话来教导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学习传统经典可以汲取古人留下的智慧，但不能死板僵化。例如有人抨击《弟子规》已经过时，这其实是属于“死读书，读死书”的问题。其中“亲有疾，药先尝”，是因为古代中药刚熬好可能会烫，所以才要“先尝”。现在科技发达，又有西医，基本不存在怕药烫的问题，所以就不用“尝”。这里关键要理解其中所传达的孝道：对年老生病的父母，儿女要给予知冷知热的关怀和适当的守护。所以一定要以灵活的方式、与时俱进地理解经典中传达的道理，否则，僵化照做必然会闹出笑话。

汲取传统经典中的智慧，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在现实中。对于一些热点时事学生也应该有正确分析的能力，老师在课堂的教材选择中适当融入有时代特点的元素。现在我们的教学工具越来越先进，网络多媒体已在全国基本普及。一些优秀的歌曲和影视节目也可以作为应时教材适当运用，比如歌曲《琵琶行》、《明月几时有》， 还有董卿主持的《诗词大会》、《朗读者》都非常不错。还有国内外的一些热点时事，也应让学生了解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自己的分析。例如通过利比亚难民的遭遇来懂得和平的可贵，了解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长远意义，等等。

传统经典中的处事智慧，再结合上新鲜实际的热点时事教材，只要能全面开阔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选择教材方面一样灵活掌握，“无可无不可”。

以上仅是从教学模式和教材选择两方面，来谈孔子“无可无不可”思想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应用。其实好的教学契机总是存在于现实生活里，正如《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者也，可离非道也。”

圣人孔子的一些思想行为也会让人产生困惑乃至误解。人生“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儒家的精髓所在。《论语·八佾》：“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句话体现出孔子对贵族季孙氏僭用天子的八佾舞于庭院、破坏周礼行为深恶痛绝。 孔子也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論语·为政》）意思是：人要是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如此注重“礼义忠信"的孔子，也曾有“背信”之举。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和弟子去卫国，半路被叛卫者困在蒲地并发生激战，直到孔子立下不去卫都的盟约才被放出。脱困后孔子立刻前往卫都。子贡不理解，就问“盟可负邪？”而孔子的回答是“要盟也，神不听。"“要挟订立的盟誓，神不会理睬。”心怀天下，关爱天下苍生，这是孔子背小信，循大义的根本原因。《论语·述而》中，孔子也明确表示不赞成“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匹夫之勇，主张“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智勇双全。

在评价历史人物管仲时，孔子同样站在了弟子们所不能及的高度上。《论语·宪问》：“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管仲曾辅佐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帝位，之后公子小白胜出成为齐桓公，失败的公子纠被杀。管仲不但不像召忽一样用自杀来表达忠心，反而投降成了齐桓公的得力宰相。是不是不仁呢？孔子答到：管仲能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成就霸业，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过上安定生活，所以管仲是仁者。况且有远大志向的人，不会像普通民众那样为了小信小节而自杀在田间水沟中。孔子依据的是他最后为天下所成就的大用，而非他是否能以死殉主的小节。

陶行知说：“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其教育思想核心包括三个基本观点：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他说：“活教育教人变活，死教育教人变死。““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正所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作为教师，陶行知强调热爱学生要用真心、真情，因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心的深处”。老师只有真爱学生，为学生成人成才做长远考虑，才能从一些复杂的现实情况中抓住本质，最终产生出好的教学效果。

“无可无不可”是孔子在生活中既能坚守“合大道”的原则和底线，又能不被小信小节束缚、灵活应对具体情况的处事艺术。而我们的语文教学，更需要这种大智慧。

（刘巧英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一中 0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