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常生活中的婚姻与叙述者的声音

马明高

一

完全可以把这部长篇小说当作日常生活中的婚姻研究标本来读。它涵盖了从20世纪民国时期到本世纪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近百年三代人的婚姻状况。父母亲的复杂婚姻，“我”与姐妹兄弟五家人的婚姻，还有“我”姐姐的儿子杨光、“我”大哥的姑娘刘烨的婚姻。但这么多的婚姻，都是在庸常生活挤压下的、由人性与文化基因作祟的失败的婚姻，没有一个是美满幸福的婚姻，即世俗生活中所谓的“成功”的婚姻。我们从中看到的都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都是那样的紧张而错综复杂，却唯独看不到性和爱。性是一丁点也没有。爱倒是有一点，在写到历经了三任丈夫后的母亲与已经娶了第三个婆姨的第四任丈夫的生活中才有些许，但也是异常稀薄的、可以说是凄苦的爱。优雅、温柔、舒适和幸福的感觉就更少得可怜了，或者说没有。就是在写到“我”与“情人时代”中外甥杨光的女朋友、文学青年郝丽蓉，“差一点卷入一场‘情感风波”时，多少有一些。还有“我”与父亲前妻的女儿杨萍的最后“结果是灰飞烟灭”的，“一场轰轰烈烈、寻死觅活的爱情”中也有些许。但是，这两种“爱情生活”都没有成为婚姻。所以，作家感慨地写道：“假如杨萍真的成为我的妻子，她会不会也成为一个刁泼、唠叨、披头散发的妇人，我不知道。”自然，作家得出的结论就是：“琐碎和充满无聊的生活会毁灭一切爱情，甚至是可称之为伟大的爱情。日复一日，平庸窘困的生活，会像水滴石穿的泉水在相爱者的心灵冲出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能相爱一生，永无芥蒂的夫妻，其实生活中是罕见的。”因此，从《复调婚姻》中，我们读到的大都是庸常、琐碎、混乱和凄苦，还有残酷、荒唐、丑恶、固执和窘困，以及些许清白和温暖。

米兰·昆德拉曾经把小说家分成三种：第一种小说家是在复制这个世界，最典型的就是巴尔扎克这种类型的作家，确实能很精微地复制属于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世界。第二种小说家是解释这个世界，像法国的新小说家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那样，他们在不断地解释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第三种作家是在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不仅能依托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创造出一个新的物质世界，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之上创造出一个精神和心灵的世界。这种作家当然是最伟大的。

王旭东目前当然还不是伟大的作家呢，所以，我们应当先看看他复制出来的他认为的这个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婚姻标本。

小说总共11章，却用了四章的篇幅来写父母亲的婚姻，可见其重要性。因为理解了“我”的父母亲的婚姻，也就好理解“我”的兄弟姐妹五个的婚姻和下一代的婚姻了。“我的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三个婆姨，我的父亲则是我母亲的第四任丈夫。不同的是，我的父亲始终是婚姻的遗弃者，而我的母亲却是在男人们还没有厌倦之前，首先抛弃了对方。”小说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段貌似陈忠实《白鹿原》开头这段话，是奠定了这部小说的复杂性和“我”的母亲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同时也奠定了“我”的父亲这个人物一生窝囊的性格，还奠定了刘家三代阴盛阳衰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本相，但也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我”的母亲这个人物的形象。“我”的母亲，这个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还从未出现过的，中共党员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这部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一个在中国的民间最底层生活了近一个世纪的积极的、坚韧的、没有文化的、富有人性的、果敢的、大地般博大的、最普通的共产党员形象。她的每一次“抛弃了对方”，都不是因为“爱情”中的“男人还没有厌倦之前”，却总是出于冲破人的命运安排，出于生的信念与革命的激情，出于对正义的向往与共产党人荣誉的爱护，出于对生存的欲望的执着。可以说，这部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一个贡献，就在于此。关于这一点，我要在下一节里专门评述。

在与母亲认识之前，父亲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时，父亲才16岁，而第一个女人却已经21岁。“村里的老人一致认为，是父亲不能满足前妻旺盛的性欲。这个女人结婚不到半年，就跟上一个在村里驻扎了几天的阎匪军跑了。”而这个阎匪军官还有老婆，且两年后战死在太谷。她只好又嫁男人，而这个“男人与她共同生活了四年，又找了别的女人”，几十年后，这个“穿得很浪”的50岁的女人，“竟穿了一件红花蓝底的短衫，还烫着大波浪式的鬈发”，却“还是一个寡妇，在省城以打扫马路为生”。父亲的第二个女人叫改仙，是煤矿？煤队的队长趁父亲上夜班之机霸占了她，又鼓动她与父亲离婚，若不就陷害父亲烧坏队里的发电机，她也自然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这个“爹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县警备队的副队长，曾受命枪决过共产党员，一解放也就在‘镇反中被枪决了”的“貌美如花的她”，再也不能承受生命之重了，只好着良心委曲求全嫁给了他。父亲只好“又回乡下寻了别的女人，这个别的女人，就是我们的母亲”。

二

“我”的母亲巧珍，是一个人生命运更苦的人。“母亲家十分贫穷，十口之家仅有五亩旱地。一年有多半日子生活在半饥半饱之中。我们的姥爷是个除了侍弄庄稼什么手艺也没有的人，他解决生计危机的办法，便是不停地卖儿卖女。他一生共育有十二个儿女，除了死去的两个，还送出去六个。”母亲倒是没有送人，但从小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成了“多余的人”。母亲的这个前夫，是一个“比母亲大八岁”的“立不起户主”的男人。母亲那时虽然才十二三岁，却能吃苦、干练、麻利、有劲，比成年妇女还能干，“一挑八十斤的水，不歇就能从五里以外的井口挑回家里。收秋、推磨，比一般男人也利落，做地里活，做针线活，绣花做饭，样样在行。心灵手巧，决不偷懒”。但母亲有个致命的也是前夫家的人不能饶恕的缺点，“就是她容不得别人呵斥，容不得诬蔑轻视”。所以，伶牙俐齿、敢于直言的母亲始终“用一双仇恨的眼睛怒视着”、反抗着、逃离着欺负侮辱她的人。她用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解放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却在周围方圆十里贏得了“悍暴之名”。从此，关于她的婚姻再也无人问津。“母亲的命运在十七岁时出现了转机，终于有一户人家肯聘她为媳妇了”，“但这户人家比我姥爷家更穷，所在的村庄也更偏僻、更苦焦，那里人的生活几乎还处在原始部落时期”。这家人有兄弟四人，都到了婚娶的年龄却都还是光棍，他们只好用“抓阄”的办法决定了母亲的命运，一刹那成了“老三的妻子”。在这样的一个贫穷困苦的家庭里，母亲的命运如何，可想而知。母亲先是被老大调戏，母亲反抗，导致老大出走，此后一直下落不明。以后又遭老二强暴，母亲再次奋起反抗，导致老二也离家出走。母亲被她所在的村庄关子岭地下党组织吸收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并努力成了关子岭的妇救会主任。她出于为了革命事业着想，动员自己的丈夫！更生参加了八路军。谁知丈夫参军不到四个月就在抗日战争“山西的最后一战”中牺牲。老三的暴死、老大老二的失踪，这一切事情的根源均发端于“我母亲”。于是，母亲就成了“祸水”“妖孽”“勾命鬼”和“妨主货”。19岁带着遗腹女的母亲就这样被迫离开了第二任丈夫家，经组织负责人介绍，嫁给了10里之外的李家山村长、共产党员李长林。但李长林因为与母亲性格不合，经常打架，更因为他是“共产党里腐化堕落最早的一名基层干部”，与母亲成家不久就和本村的一个恶霸地主的儿媳搞在一起，导致李家山的“土改”开始后“迟迟得不到开展”，还“化公为私贪污群众捐款”。母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向组织告发了李长林的罪状后，导致他被组织处分免职。李长林知道真相后对母亲大打出手。这样，母亲的第三段婚姻又走到了尽头。之后，母亲才嫁给了在煤矿工作的父亲。endprint

中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和封建文化形成的男尊女卑、官僚资本与男权社会，长期以来压迫和影响着中国的家庭文化与婚姻文化。“我”的母亲无疑是一个异数，她不愿意再像父亲的前两任妻子那样生活了，她一次一次地与强大的社会和文化抗争，一直努力在改变着自己的命运，努力着去做生活的主人。这就是造就母亲性格的最重要的底色。就是嫁给在煤矿上工作的父亲后，“母亲一直以共产党员自居”。这应该也是造就母亲性格的又一个重要元素。母亲长期居于被党遗忘的、最底层的、被人领导、解放与教育的地位与角色，但共产党员的先锋性与生命激情又使得她，在“每场声势浩大而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大出风头”，即使组织不要她的组织关系，她都念想着交党费的事，都积极地去做党员应该做的事。这当然让作为普通群众的父亲十分不理解。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却硬要去做离自己十万八千里的高大上的事。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的扯淡！这些自然要导致父母亲的婚姻不和、家庭不和与打架吵嘴不断。但母亲的人性底色、性格特点与共产党员的先锋意识，让母亲不仅在社会上和历次运动中“表现不俗”，而且在家庭里和处理家庭大小问题上也是“表现不俗”。她总是先别人后自己，吃苦耐劳，懂得生活中困难与问题的孰前孰后、孰轻孰重，开荒种地，不拖累！人，有勇气战胜困难，自然，父亲以及家人都能认为她是“好人”。自然，家庭的“话语权”“领导权”“财权”和“教育权”都把持在母亲手中，“父亲彻底沦为家庭的‘奴隶”。尽管家里老是战火不断，但也还不乏温暖和爱。家庭困难的时候，母亲总是做下饭，却“连筷子也没动过”，父亲总是“给母亲倒了一半”，“母亲又把饭倒回父亲碗里”，“他们倒来倒去，一时像一对恩爱夫妻，最后还是母亲勉强倒了一点稀汤才告结束”。“父亲不乏温柔地谴责母亲说：‘你总是不吃饭，咱家再穷，还差你那点吃的？咱衣服可以少穿，但得吃饱。”

这便是“我”的母亲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农村烈女的形象，一个鲜活的农村最底层妇女敢于反抗不公人生命运、敢于追求属于自我生活的形象，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生活、在大地上的最普通、最底层的“这一个”共产党员形象。

当然，这也就是“我”父母亲的真实婚姻生活。它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儿女们以及下一代的婚姻家庭生活。大姐任春华的性格和命运很像母亲，一开始要结婚时，母亲就认为人不行坚决反对，大姐心高气傲，非要结婚，婚后自然是吵闹要离婚，母亲又是执意反对。儿子杨光从小失于管教，上学不多就以打工为生，“上床”成了他谈恋爱的目的。大哥刘国华虽然是一所大学的哲学副教授，但夫人虽为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千金出身，可文化水平不高，又有典型的小市民意识，所以婚姻生活也是貌合神离，勉强凑合，打打闹闹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女儿刘烨也是不爱学习，网恋上了一个机关工作的有妇之夫，并且陷入情网不能自拔。二哥刘明华因为当年失恋陷入自闭症，一直独身至50岁了，才与死去男人带着两个孩子的当年初恋魏淑芬结为连理。小妹刘秋华与小学同学生死相恋，未婚同居，30多岁就与井下工伤高位截瘫的妹夫苦度余生岁月。“我”也结婚很晚，本来最初喜欢同桌杨萍却因是父亲前妻的女儿而不得不忍痛割爱，与一名护士草草成家，也谈不上什么幸福和睦可言。作家就是这样运用多重线索交织穿插的叙写手法，形成过去与现在、死者与生者、阴阳两个世界的时空转换，来表现三代人的婚姻复调重奏的。这种把婚姻作为一种方法研究的小说还真是不多。由此可见，这部小说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也不容忽视。或许，它真的很可能要大于它的文学价值和意义的。

三

近年来，好多长篇小说都喜欢运用亡灵叙事的方法来反映生活和表现主题，诸如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雪漠的《野狐岭》、余华的《第七天》、艾伟的《南方》、孙惠芬的《后上塘书》、陈应松的《还魂记》和张翎的《劳燕》，等等。但我认为，如果文本所写内容与主题不是上升为灵与肉的、触及灵魂与精神的叩问存在意义的文学维度，就多少有些没必要和意义不大。王旭东的这部小说就大可不必采用这种手法，因为它的文学维度还在现实生活和国家、社会与历史这个维度上，尚未上升到超验的灵魂与精神维度。只是为了叙事的方便与叙述的通畅，仅仅是每章开头的一个帽子而已，便意义不是很大，可有可无。倒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与声音，对于这部小说十分重要。

小说不仅仅在于讲述什么，而且还在于唤醒什么。而唤醒什么与一部小说的叙述者关系倒是十分重要。正如秘鲁作家略萨所说：“叙述者是任何长篇小说（毫无例外）中最重要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其他人物都要取决于他的存在。”[1]“我”在这部小说中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叙述者，他既是作家又不代表作家，充当着作家与现实生活、历史和社会之间的中间物，决定着作家如何去写作这部小说，同时也决定着《复调婚姻》将要呈现的文学风貌与它的深度和高度。而叙述者的视角和声音运用得如何，对小说的叙述者是至关重要的。任何叙事都有叙述角度，而视角正是对叙述者与被叙述内容的角度的自觉处理。过去，我们一说叙述视角更多关注的是叙述者的眼光问题，而忽略叙述者的声音问题，甚至把二者等同视之。其实不然，叙述角度不仅要解决谁看，还要解决谁说的问题。而且，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是大有区别的。叙述声音是指叙述主体即叙述者、隐指作者和人物等的声音，当然主要是指叙述者的声音。叙述眼光是指充当叙事视角的人物眼光，既可以是人物的眼光，也可以是叙述者的眼光，主要指人物的眼光。由此可见，声音大多与叙述者有关，眼光却是与人物有关。后者倾向于对观察对象的观察，前者则着力于对这种观察的表达。眼光的角度即视点并不意味着表达，只意味着进行表达所处的视角，而视角和表达并不一定会落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样，叙述眼光和叙述声音完全有可能不统一于叙述者，还有可能分别存在于故事内的聚焦人物和故事外的叙述者不同的人中。所以，观察到什么与表达什么是两码事，与人称关系也是两码事。但是，表达的声音大多与叙述者有关，或者说大多与故事的讲述者有关，而且大多与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有关。因为，叙述眼光即视角可以是外视角中的全知视角、选择性全知视角、摄像式视角、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回顾性视角、第一人称叙述中见证人的旁观视角，还可以是内视角中的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变换式人物有限视角、多重式人物有限视角和第一人称叙述中的体验视角。而叙述声音更多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通过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价值观和世界觀，等等。因此，叙述声音制约着叙述的过程与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等，这样，叙述声音实际上涉及的就是作品的叙述主体，即叙述者。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事文本中所表达的方式与参与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事文本的基本风貌与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但是，这些与采用不采用亡灵叙事关系不是很大。endprint

我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明王旭东在《复调婚姻》中运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是非常高明的一种手法。不然，近百年的时间跨度，三代人的婚姻复调重奏和变奏，三代人的时空转换，还真的不好调度与处理，而通过“我”的叙述视角、眼光和声音就都有序而复调地聚拢在一起了。但是，我这里要说的却是，王旭东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运用好“叙述者的声音”这一很好的利器了没有？或者说他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充分运用“叙述者的声音”了没有？

《复调婚姻》中的三代人的婚姻状况，都有些过于相似，连叙述者“我”都悲哀地发现：“我的婚姻几乎是父母婚姻的翻版和延续。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了父母婚姻的悲哀。这个悲哀在于婚姻中的双方并没有解脱的欲望，而且准备厮守一生。”不仅都过于相似，而且都过于极端，都过于荒唐，取消了或者说缺乏对各自的生活、精神、心灵和行为进行自我努力、自我改善、自我挣脱的心理空间与行动姿态，连起码的对现实生活与人生意义的低声质询都没有。在父母亲的婚姻中，母亲倒是一次又一次地充满了对命运的诘问与抗争。而都是知识分子的大学哲学副教授“大哥”和作家“我”却任由时代与生活的摆布，不见一丝一毫的对现实生活与存在意义的叩问。这真实吗？这符合生活的实际吗？所以，小说中对父母亲的婚姻的书写是成功的，因为他们的婚姻正是他们尤其是母亲与命运、历史与社会抗争的结果。而对后两代人婚姻的书写则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他们的婚姻正是他们顺乎命运、时代与社会并随波逐流的结果。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好好运用叙述者的声音造成的。即使后两代人的婚姻状况就是如此，倘若充分利用叙述者的声音多进行些关于精神、心灵与内在世界的叩问、质询和抗争，才有可能比现在的文本更生动、更丰饶，人物形象也比现在更真实、更丰富。因为叙述者的功能不仅在于叙述、交流、证实和说服，而且具有干预的功能。而这干预的功能，正是苏姗·S.兰瑟所说的“叙述者从事‘超表述的行为，他们做深层次的思考与评价，在虚构世界‘以外总结归纳，寻求与受述者对话，点评叙述过程并且引譬设喻，论及其他作家和文本”。[2]很明显，叙述者的干预只能通过叙述者的声音来表示明显的价值判断与评价，来追求意义、质询生活与叩问人生。

四

刘再复曾经精辟地谈过文学的四个维度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但缺少另外三种维度：第一个是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这个维度与西方文学相比显得很弱，卡夫卡、萨特、加缪、贝克特都属这一维度。第二个是缺乏超验的维度，就是和神对话的维度，和“无限”对话的维度。本雅明评歌德的小说，说表面上写家庭和婚姻，其实是写深藏于命运之中的那种种神秘感和死亡象征，这就是超驗维度。第三个是自然的维度，一种是外向自然，也就是大自然；一种是内向自然，就是生命自然。而内向自然是人性，我们也还写得不够。[3]谢有顺说：“只有这四种维度都健全的作家，才是具有文学整体观的作家。”他还说：我们的“很多作家的文学观念都是不健全的，残缺的。从这种不健全的文学观念出发，他们的作品气象自然也是有限的，很难获得可进入伟大文学行列的博大品格。更让人遗憾的是，许多作家甚至连这方面的想象都没有，更别说朝这个方向进发了”。[4]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观点对于小说《复调婚姻》以及王旭东今后的创作，应当是有很多启发的。

《复调婚姻》是有不少在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的闪光之处的。但毋庸置疑，其精神格局还是有些狭小与平庸了，也就是说有些“精神的简陋”。有些只满足于昆德拉所说的对这个庸常而琐碎的现实世界的复制了。一味地匍匐在庸常生活的大地上，缺乏对解释这个世界，以及依托现实的物质世界和作家的心灵世界来创造新的世界的好奇与激情，自然，小说的格局与气象就大不起来，心灵的挣扎搏斗的细密度与精神世界的宽阔度就显得过于薄弱细小了，甚至没有。这样，小说所有在文学性、艺术性与精神性方面的隐性翅膀就飞翔不起来，我们从中就很难看到文学应有的，晶莹剔透的，对新事物无尽的爱，还有对未知世界压抑不住的好奇心。

注释

[1][秘]巴尔加斯·略萨.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M].赵德明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36.

[2][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

[3]刘再复.“文学世纪”颜纯钩、舒非问[M].香港文学世纪，2000（8）.

[4]谢有顺.文学及其所创造的[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5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