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76（一）

罗灼礼

难忘的1976（一）

罗灼礼

罗灼礼，原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四川省地震局局长、首都圈防震减灾示范区系统工程项目总工程师，曾兼任四川省地震学会理事长、《地震》杂志主编、中国地震局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震学会常务理事，地震预报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国家科技进步奖灾害组评委等。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长期从事地震预报方法、震源力学、前兆机理、地震孕育过程和地震构造、非线性理论等研究工作，先后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合著3 部。科研成果曾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2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6年，中国传统历法的龙年，是我国社会政治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年，也是我国地震史上特殊年份，更是地震部门和地震工作者刻骨铭心的一年。

这一年,中华大地可谓灾难深重，接连发生了一系列自然和人文大事件：3月8日下午东北吉林发生陨石雨；5月至8月先后发生6次7级以上大地震：5月29日云南龙陵发生7.4级地震，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震，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发生7.2级震群；1月8日周恩来总理、7月6日朱德委员长、9月9日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邓小平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肆无忌惮抢班夺权。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极其特殊，各种矛盾交织，错综复杂。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和惶恐之中，企盼中华大地能早日拨开乌云见天日。

地震部门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沙漠绿洲。我国的地震预报工作始于周恩来总理的嘱托，1966年邢台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一直非常关心地震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地震部门就开始了这一段无法躲避的艰难岁月，注定要经历这“天灾人祸”的日子。

时任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的胡克实同志，在1976年也“靠边站”了，被安排去干打扫卫生、接听电话等杂事。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局长可谓度日如年，天天“提心吊胆”，刘局长常说：“我可以被打倒，可以天天写检讨，但地震工作千万不能耽搁！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艰巨使命，这是全国人民寄予我们的期望，这是我们神圣的天职！”

那一年，地震队伍的日子十分艰难。既要应对大地震的危险，又要承受政治压力和各种干扰；地震部门和全体地震工作者牢记周总理的指示和嘱托，顶住压力，排除干扰，不顾个人得失，敢于担当责任，为减轻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站岗放哨，千方百计做好地震监测、预报和预防工作，在应对地震危险和承担各种风险的探索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这一年，除了唐山大地震外，我所经历过最令人难忘的三件大事：一是我国现代防震减灾事业的推动者、地震监测预报工作队伍和机构的缔造者周恩来总理逝世；二是中国地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举行“判定和减轻地震危险政府间会议”；三是松潘、平武7.2级地震预测预报和预防工作。

图1 中国最早的地震文献记载

我国地震科技的千年兴衰

由于受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碰撞推挤和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的作用,我国大陆及邻区是全球最典型的板内地震活动地区。

自古以来，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生活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他们的国土和家园是世界上地震灾难多发的地方，地震活动具有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震源浅、灾害重的特点。地震科学技术因地震而兴，也因地震而衰，可谓经历了千年兴衰。

我国有着悠久的地震记录历史，也是世界最早观测地震的国家。最早的地震记录见于《墨子》和《太平御览》（图1），记载了公元前2222年山西永济地震。公元92—139年，京师（现为洛阳）和陇西发生20余次地震，其中6次为破坏性地震，正因为这一连串的地震，促使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于公元132年发明了候风地动仪，安放在河南洛阳的灵台，与浑象、浑仪、圭表、刻漏等天文仪器共同进行观测。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果然测到了千里之外陇西发生了地震，即138年2月28日甘肃临洮西北发生的6.8级地震。此外，我国历史上有关地声、地光、前震、地下水异常、气象异常、动物习性异常等地震前兆异象现象的记载也非常丰富。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建筑物的抗震，许多古建筑，虽历经强震，至今巍然屹立，充分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如建于605年的河北赵州桥，建于636年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建于1056年的山西应县木塔，建于1440的四川平武报恩寺等。这些古建筑不仅证明我国古代在建筑技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也为研究建筑物抗震性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对现代抗震建筑设计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由于后来闭关锁国，地震科技水平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旧中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地震工作只是聊备一格的点缀。直到1930年才有了自建的北京鹫峰地震台和1931年建成的南京北极阁地震台，但鹫峰地震台于1937年因日寇发动侵华战争而停止观测。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全国仅有三名地震专业人员和两座地震台，其中一座是南京水晶地震台，另一座是上海徐家汇地震台，后者的前身是1873年法国天主教会建立的徐家汇观象台，1904年开始地震观测工作，上海解放后由上海政府接管。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新篇章，地震事业也得以新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大量急需建设的国家项目需要地震烈度作为设计依据，但由于连年战争，地震资料和地震科研都很缺乏。真正的地震专家只有三位，地震台站只有两个，无法提供某些地区的地震烈度，即便提供了场地烈度，存在提供的地震烈度不够准确，或前后不一致的情况。这引起了建设部门的不满。面对这种局面，地震专家们压力很大。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急国家之所急，感到责无旁贷，以满足国家建设需要为出发点，毅然投入他并不专长的地震领域。他紧紧依靠地震学家，充分发挥专家的聪明才智，提出了多学科、综合开展工作的建议，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批准。1953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副院长李四光、竺可桢为首的地震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还是国家计委审核重大工程地震烈度的咨询机构，赵九章是委员兼秘书，他这个秘书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实际上主持日常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一是地质组，由张文佑负责，从地质构造方面开展地震研究；二是历史组，由范文澜负责，从我国历史资料包括地方志中查找有关地震的记录进行考证编辑；三是综合组，由李善邦负责，根据地震调查以及历史组、地质组提出的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必要时还组织各方面专家一起分析鉴定，对Ⅶ度或Ⅶ度以上烈度的地震还应召集地震工作委员会讨论决定。这样提供的烈度资料就相对比较合理。

为了在讨论地震烈度时有第一手资料，许多次赵九章需要亲自查阅地震资料。据郭增建（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回忆说：“他为确定西安的地震烈度曾分析过明朝秦可大所写的《地震记》（描述1556年陕西华县大地震的文章），他还对我们说秦可大的文章真好。”

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1956年编制完成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由李善邦主编，出版了中国地震目录。由谢毓寿主编，经李善邦、傅承义修正，1957年完成了新的中国地震烈度表。经地震工作委员会讨论通过，批准试行，从此中国有了一个划分宏观地震烈度的依据。

1954年至1956年，对156项工矿企业的地震烈度进行了鉴定。1957年12月《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及其说明正式发表(作者：李善邦、P.п.果尔什科夫)（图2）。

1956年6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长远规划》中，“中国地震活动性及其灾害防御的研究”课题被列为第33项中心课题，其中包含有：地震预告方法的研究，即进行地磁、地壳倾斜、大地测量、地下微震动及地音响等观测；在地震活动区连续长期积累地震资料，以备在统计中发现地震发生时间的规律；全面开展地震预告研究；地震对于建筑物的影响及有效抗震措施的研究。

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组织了地震预报考察队，郭增建等人赴宁夏、甘肃等地调查收集海源8.5级等大地震前后的异常资料，也到其他发生过大震的地区进行考察，着重调查前兆现象，撰写了大地震考察报告，成为新中国地震预报方面的早期文献。

1960年4月出版了李善邦主编的《中国地震目录》两集（图3），开始有条件进行地震活动性研究。1960年秋，梅世蓉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她与其导师E·Φ·萨瓦林斯基（苏联科学院大地物理研究所教授）联名的“关于中国境内地震活动性的研究”，另一篇则是她撰写的“中国地震活动性”。

图2 李善邦与苏联地震专家果尔什科夫

图3 1960年出版的《中国地震目录》

1963年傅承义先生撰写了《有关地震预告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预告的最直接标志就是前兆，寻找前兆一直是研究地震预告的一条重要途径”。

1966年初，梅世蓉、李善邦等4人向中科院提出开展地震预报的建议，为此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召开地震预报规划讨论会。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了7.2级强烈地震。在周总理领导、关心和倡导下，我国地震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翻开了我国地震事业的新篇章。

周恩来总理我国现代防震减灾事业缔造者、推动者

1966年3月8日和22日河北邢台地区发生6.8级、7.2级地震，由于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巨大灾难引起国家领导人对地震工作的高度重视。

周恩来总理是我国地震监测预报工作队伍和机构的缔造者，也是我国现代防震减灾事业的领导者、推动者。

3月8日地震当晚，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会议听取震情汇报。会上，周总理向地震工作者提出，地震队伍要扩大，要搞地震预报，号召科学工作者行动起来，到现场去，到实践中去，要求科学工作者抓住邢台地震现场不放，立即开展地震预报实验，边实践、边研究、边预报（图4）。

3月9日，周总理到邢台地震灾区视察，在隆尧县做了抗震救灾指示；第二天周总理在极震区隆尧县白家寨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号召；同日，周总理视察地震工作，指出：“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

3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邢台抗震指挥部又对地震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查了县志，在这里一千二百年以前，已有过大地震，我们的祖先，只给我们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取得经验。”同时指出：“希望转告科学工作队伍，研究出地震发生的规律来，……这在国外也从未解决的问题，难道我们不可以提前解决吗？……我们应当发扬独创精神来努力突破科学难题，向地球开战。这次地震给予我们很多观察地震的条件，要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条件。……”

3月22日，邢台7.2级地震发生后，周恩来再次来到邢台。在视察地震工作时，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震专业的同学们说：“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3月23日，周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地震工作部门有关人员，周总理提出：“要为保卫大城市、大水库、电力枢纽、铁路干线做出贡献。”

按国务院部署，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质所、地理所、工程力学所、生物物理所、声学所、兰州地球物理所、武汉测量与地球物理所、贵阳地球化学所，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石油部六四六厂二大队、三大队，国家测绘总局，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物探大队、水文地质大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所，铁道部，水利电力部，农业部农科院，以及河北省、北京市有关单位派出队伍到现场开展工作。

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成立地震办公室，统一指挥现场工作。

现场工作规模之大、单位之多、是史无前例的。初步形成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专群结合的区域地震前兆台网，开创了多学科共同探索地震预测、预报的新局面。

1966年5月28日，周总理接见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代表时说：“抓住一个现实的关键问题，就要抓住不放，所以还要继续观测。这次地震，震动最多的一天是一千零七十次，现在一天还有一百多次，科学就要有数据。必须从多方面来研究，不能由一方面包了。”

图4 周恩来总理对邢台地震批示

1967年3月27日河北省河间、大城县一带发生6.3级地震（震中烈度Ⅶ），有感范围较大。3月29日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密切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之后，国务院决定在国家科委内设立京津地区地震办公室，主管京津地区地震预报；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内设立京津地区抗震办公室，主管京津地区的抗震工作。6月，两个办公室组建完毕。

1969年7月18日在国务院小礼堂听取渤海地震的震情汇报时，周总理指示：中国的地震活动不会停，发生了一个大地震，就抓住不放，抓住地震的各种现象，从各个角度去研究。到现场去，试验方法，锻炼队伍。一定要集中力量，通力协作。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地震，周总理当天指示：全国重点地区台站都要上去，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要密切注视，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可以预防的，要解决这个问题。

1972年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我国地震工作者以7级左右地震预报为目标，提出了长期（几年以上）、中期（几个月至几年）、短期（几天至几个月）和临震（几天以内）的预报工作的分期方案，同时把震时和震后也列为两个必要的阶段，并整理了当时所认识的各阶段可能出现的主要前兆现象。由此，长、中、短、临渐进式预报思路初步形成；1972年11月，在山西临汾召开的地震科学讨论会上，决定建立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形势会商会制度，对未来1～2年的地震形势进行估计，并指导和协调后续的监测预报工作。

以邢台地震现场工作为起点，从1966年起，我国地震工作进入了大规模地震预测、预报研究与实践的新阶段，跟上国际地震预报探索的步伐，奠定我国现代防震减灾事业基础。

图5 周总理与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同志亲切交谈

1975年2月4日海城7.3级地震预测预报成功，有效减轻了地震灾害和损失。

2月15日，周总理在305医院的病床上，听取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关于海城地震的汇报。周总理很欣慰。他在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上提出的“石油已放出异彩，我们要在地震问题上也放异彩”的愿望实现了！

那时，周总理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无法去地震现场灾区考察、慰问了。他指示邓小平副总理，以国务院的名义，对地震系统有关部门登报表彰，对预报有功单位和人员给予奖励。邓小平亲自签发了国务院嘉奖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国务院颁发表彰地震界的通令。

1975年3月5日傍晚，通县地办上报，在麦庄出现了一条地裂缝，连牛和车都陷进去了。市地办和国家地震局知道后，决定第二天一早派人去调查落实。半小时后，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询问地裂缝情况。不多一会儿，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传达总理指示，要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去现场调查，弄清楚是新出现的还是多年前就有的，一定不要等到天亮。

这一天正是周总理的生日，是总理在深夜发出对地震工作最后一次指示。后来听总理秘书说，当时总理在病床上听到这个情况，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他挣扎叮嘱：这么紧要的事，为什么非要等到明天？晚上看不清，就不能解决照明的问题吗？

后来刘英勇局长向病床上的总理汇报调查落实的结果，这是新出现的地裂缝。周总理关心的不仅仅是这条地裂缝。总理叮嘱刘局长，地震工作由华副总理来抓；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搞好土洋结合，专群结合，做到京津地区一旦有震情活动，也能像海城那样做出预测、预报，以最大限度减少生命财产损失。

刘英勇局长汇报回来后，对大家说，周总理病情很不好，深夜还在为人民群众的安危操心，大家听后十分难过和感动。刘局说：“保卫首都的安危是头等大事，也是最大的政治，对震情发展趋势要百倍提高警惕，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刘英勇局长是个老革命，他的名字还是周恩来总理给取的。在周总理逝世前夕，他和罗青长多次去医院探望。邓颖超对刘局长说：“恩来生前最关心的两件事，一个是攻克癌症；一个是攻克地震啊！”

1975年12月15日至1月9日，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召开了“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会和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议”。会议结束前夕（1月8日晚上），就有消息传8日上午周总理在北京逝世，但我们参加会议的人谁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1月9日早晨，从新闻广播中传来哀乐声和播音员低沉、悲痛的声音，播放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敬爱的周总理真的离我们而去了。

我们深知：没有周总理就没有现在的地震机构和队伍，更不可能有今天的海城地震科技经验交流会。我们每个人都在无言的悲痛中相互对视，正是在周总理领导、推动下，我国地震工作事业才得以快速开展，在地震史上翻开了现代防震减灾事业新篇章（图5）。从1966年邢台7.2级地震发生后短短的九个年头，就放出了异彩，取得对1975年海城7.3级地震预测、预报和预防前所未有的成功震例，永远被载入人类防御地震灾害的史册。

会议在哀痛的气氛之中结束了，参加会议的人都希望离开北京前，去十里长街给周总理最后送行。 （待续）